解决好历史观“总开关”问题

吴  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坚定理想信念，就必须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同理，在历史学研究领域要抵御甚至根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也在于解决好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指导地位这个“总开关”问题。

解决好“总开关”问题的重要性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历史学的发展，不难认识到，什么时候我们成功地解决了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这个“总开关”问题，历史虚无主义就没有藏身之处，也就更谈不上传播和泛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由于确立并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在历史研究领域基本没有历史虚无主义作祟。反之，什么时候放松乃至放弃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指导地位的坚持，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会乘机出现、散播甚至泛滥，历史学研究领域就成了各种奇谈怪论甚至歪理邪说的滋生地，成了现实社会中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一个学术源头。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各种西方史学思潮的传入，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开始受到冲击，而随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开始涌现。而且，随着唯物史观指导地位逐渐被削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也逐渐扩大甚至趋向泛滥。尽管相关部门对各种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网站、含有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的信息采取了相应整治措施，学者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批判，但其诸种邪说仍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历史专业研究领域仍然不断出现为历史虚无主义产生和传播提供支持的观点乃至学说。究其根由，关键在于我们尚未能解决好历史研究指导理论这个“总开关”问题。

观察当前史学研究领域的总体状况，除一部分学者仍坚信唯物史观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外，在另一部分学者的认知中，唯物史观要么变成了套话，在申请科研项目、年终总结等场合使用；要么成为一种贬义词，被视为思想落伍、教条僵化的代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西方的各种史学思潮和所谓史观影响却越来越深入，并危及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指导地位。

未解决好“总开关”问题的弊端

正因为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所以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症状，而这些症状恰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和传播开了方便之门。

首先是理论修养的缺失，造成认识与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黑白颠倒。史学研究必须以理论为指导，史学工作者必须自觉地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是从事这项职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主张宏观研究和揭示规律的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同时受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史学研究出现了碎片化倾向。史学工作者加强理论修养的自觉性严重弱化，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所谓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命题，强调史料考证的重要性，否定加强理论修养和理论指导的重要性。正因为放松了理论修养，一些基本的史学研究准则已经不被遵守，而这无疑会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和传播大开方便之门。比如，对待日记这种主观性很强，甚至有自我辩白、自我宣传倾向的史料，需要结合其他史料和相关历史事实进行谨慎的分析和利用。而有些学者却竟然凭着对某人日记的研究，要重写中国某段历史。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这种理论性很强的研究中，应当坚持全面和辩证地看问题，不能抓住个别错误而无限放大，并由此否定整个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正确性。这在一度风行的史学研究“翻案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对一些像李鸿章、慈禧等历史上的反面人物过于宽容，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竟然成了他们为中国加速打开国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功劳”。相反，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却又过于苛刻，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却成为全盘否定他们功绩的不二理由。

其次是理论辨别力严重弱化。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越来越不关心对理论问题的探讨，相应地出现理论修养的严重弱化，这就造成我们理论辨别力的降低。面对西方史学各种理论思潮不断涌现、传播甚广的状况，一些学者往往会形成一种自卑的潜意识。他们认为，西方史学理论是先进的，我们的史学理论是落后和贫乏的。这种完全随西方史学起舞的状况，为一些包含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理论的传入和接受打开了方便之门。许多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抹黑各个时期民族英雄甚至抹煞我国文明历史，同时隐藏着西方赤裸裸意识形态的理论和思潮，却被当作先进和科学的东西加以引进，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拓展了空间，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被动。

史学研究碎片化倾向的另一大弊病是，导致某些史学工作者越来越不关注现实的需求。他们的研究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的一种自娱自乐。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历来有资政鉴世传统的中国史学却在面对现实需要历史学回答的诸多重大问题时，或者予以回避，或者因为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这是中国史学工作者需要认真反思的，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历史学的这种状况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引起巨大反弹。美国学者乔·古尔迪和英国学者大卫·阿米蒂奇合作撰写的《历史学宣言》，呼吁史学研究重拾宏大叙事、呼吁史学研究的现实关怀，认为历史学能够为现实的发展和决策提供科学的支撑，只不过是史学的自我放逐才导致目前的不良状况。中国的历史学界也亟须发出这样的呼声，让我们重新探讨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增强我们对错误思潮的辨别力，形成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人喊打的局面，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失去存身之地。

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才能解决好历史观的“总开关”问题，也才能真正铲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和传播的根源。而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则必须实现唯物史观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的发展，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要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是一门实证科学，具有随着时代变迁的演化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本性。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深入。我们之前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从苏联借鉴来的，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进入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后，必须有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体系来认识。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位居世界第二位。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人们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过程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结合这些鲜活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重新解读，无疑会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鲜活的素材。二是运用唯物史观提供的观点与方法，对新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的发展特征和趋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选择迈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当前亟须回答的三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与方法，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相应地，这些答案将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讲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望：“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理论，它也是解决好历史观“总开关”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然也是能否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