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卢  毅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学说便已被介绍到中国，但这种介绍是零星的、片面的和不成熟的，存在着不少误解和歪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真正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起，李大钊接连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十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就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国际一大宣言的译文，以及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生平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同时，《国民》杂志也先后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译文，还发表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的新农制度》等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此外，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大量刊登宣传、研究和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全国报刊多达400余种，它们虽然立场观点不一，但几乎无一不谈马克思主义。时人即曾描述：“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第二，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在北京，李大钊1918年就在北大组织过一个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他又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组成，并建立了一个名叫“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的图书室，收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供会员使用。同年12月，李大钊又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以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和举办演讲为主要活动内容。在上海，陈独秀1920年5月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核心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在湖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早在五四运动前就组织了新民学会，出版《湘江评论》，探讨改造社会的问题，并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1920年夏，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后，立即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创办文化书社，这是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团体。在武汉，恽代英等人1920年2月组织了利群书社，后又与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建立了共存社，主要销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在天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先进分子1919年创办了觉悟社，出版《觉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济南，一些进步分子1919年冬开办了齐鲁报社，次年改为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各地进步书刊，并发行《十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读物。1920年初，邓恩铭等人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杨匏安1919年底发表的《马克斯主义》一文，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久，他又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此期间，李达也精心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三部著作，即《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李汉俊亦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译文，热情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陈望道更在1920年8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使国人第一次看到这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的全貌。在此前后，《雇佣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序》也分别刊载于报刊或以单行本出版。列宁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与政治》《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伟大的创举》《国家与革命》的一部分都译成中文发表。以上马列原著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论争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主义，诸如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即使同样都标榜“社会主义”，其中也存在着差异。瞿秋白当时便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竞相传播，不可避免要开展辩论。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人们的认识。这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摘自2011年第11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