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博古的一次长谈：我们都不适合当统帅

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右一）的合影

编者按：《党的文献》发表文章《再论遵义会议》。文中记述遵义会议前后的两次重要谈话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周博长谈”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对推动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摘编如下：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 12月 18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附录：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重要会议

本文摘编自《石仲泉：再论遵义会议——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党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 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间，比较重要的就达 20多个，除遵义会议外，还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

一、遵义会议前的重要会议

1.通道会议。这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湘西集结近 20万军队。面临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中央领导对于红军的进军方向发生了争论。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反对北上湘西并陈述了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贵州，但没放弃再去湘西的主张。只有李德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只决定立即西进黔东。这样，通道会议虽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2.黎平会议。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页。） 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开会，讨论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3.猴场会议。1934年 12月底，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他们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 1935年 1月 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

二、遵义会议后的重要会议

1.“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不断发生变化，就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 2月 5日，军委纵队到达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扎西会议。1935年 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充实红军作战力量。会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

3.苟坝会议。红军二渡赤水后，向敌军兵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五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 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于是，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剿”。为了粉碎敌军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中央纵队到达距离打鼓新场百余里的苟坝后，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在 3月 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 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将刚就职 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两人去找朱德，三人认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朱德。第二天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对于毛泽东而言，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