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毛主席是我跟随过的最好的一个领袖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毛泽东坐镇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朱德亲临华北敌后抗日前线，他们作为党和军队的最高统帅，共同指挥抗日军民坚持抗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使抗日武装力量得以壮大，抗日根据地得以发展。
毛泽东：我们的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即于次日发表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表示：“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红军抗战心切，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谈判仍然没有结果，如红军将领肖劲光所说：“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
就在朱德、毛泽东等致二十九军通电时，红军已在做奔赴抗日前线的准备。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号召“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毛泽东、朱德还电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
朱德于18日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此时，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尽管蒋介石有意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向日方传递和谈的信息，可是，日军根本不理睬，蓄意扩大事态。29日和30日，北京和天津相继沦陷，与日和谈已成绝路。蒋介石这才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上其他反侵略战争相比，不知要艰难困苦多少倍。我们的敌人不仅野蛮凶残，而且其国力和军事实力，比我们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根据相关资料，对中日双方的国力军力进行了比较。
他以抗日第一期为计：他说：
“日本之现役兵力有三十八万人，
预备役兵有七十三万八千人，
后备役兵有八十七万九千人，
第一补充兵役有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人，
第二补充兵役有九十万五千人，
各种兵役共计四百四十八万一千人。
战斗兵属于现役、预备役、后备役者共计约有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此外皆是后勤兵役与补充兵役。
日本陆军有十七个师团，海军有各种舰艇一百九十万吨，空军有各种飞机二千七百架，其中属于陆军者有一千四百八十架，属于海军者一千二百二十架，预备机与补充机，皆包括在此数目中。”
中国与之相比，白崇禧说：“我国除一百八十万现役兵力之外，预备兵役、后备兵役一无所有。”兵役补充极其糟糕，到一九三六年底，“高中与同等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士者约有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四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官者仅八百八十人。”海军全部凑数也就只有“五万九千吨”，且质量低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空军全部凑数也仅有一百一十四架飞机。相应的工业配套条件完全空白。
当时，很多理智的人都以为，与日一战决不能图一时之快，逞匹夫之勇，而要以我之长灭敌之短，研究相应的战略战术。在天津失守后，装备远胜于八路军的国军一经与日军交手，就溃不成军，丢城失地。蒋介石明知八路军武器装备远逊于国军，可却令八路军迅速全部开赴前线，其叵测用心已是路人皆知。毛泽东不得不多了一个心眼，担心蒋介石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分路出动不予集中，对红军十分不利。他指出，我们“不要听信国民党一部分人之无理浮言，而自乱其步骤。”
正是红军出动在即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作了多次讲话。
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在听了毛泽东等的讲话后，朱德作了补充说：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广大游击战争。
中心是摆在支持华北的持久战，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能在前线阻击敌人一个时期，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在群众条件方面，地利方面，日军作战都要失去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整个说来，“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
会议决定改选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就在洛川会议召开的这天，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8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正式签署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开赴抗日前线。
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路线上，国民党又玩起了心思，他们提出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浦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
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八路军被分隔在东西两端，且这二处皆有国民党重兵驻守。毛泽东当即致电朱德、周恩来等，指出：这里“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
“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强调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
遵照这条出动的路线，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于9月16日到达韩城县芝川镇，由此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八路军出师抗日，一当战略部署展开，采取何种战略部署至关重要。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与身处抗日前线的朱德，通过电报往还，反复磋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包含这样的内容：红军有依据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的自由；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据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
在朱德率八路军东渡黄河时，平绥线日军正分兵两路南下，其中一路就是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他们出蔚县、广灵、涞源进攻平型关。9月23日，阎锡山电告朱德，22日夜间，日军忽然奇袭平型关阵地，双方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立即电令林彪、聂荣臻：“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同时，电告毛泽东：“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并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
林、聂率领一一五师主力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进发，于25日拂晓前抢先占领通向平型关两侧的高地。这里居高临下，适于隐蔽伏击。上午7时左右，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入伏击地。师部下达攻击的命令，指战员们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射击。经过一天激战，共毙敌1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秘密文件。
毛泽东对平型关大捷十分满意，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战斗结束后，朱德亲自来到一一五师驻地。他对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们分析了日军的长处与短处。他说，日军的长处：一是武器好，并善于发扬火力；二是作战顽强，不肯缴枪；三是按计划行事，退却快，援军也能很快开来。他们的短处是：一是战斗精神差；二是防守时不善于做工事，警戒疏忽；三是爬山不如中国兵；四是胆怯，怕肉搏战。
八路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自己的“拿手好戏”游击战，取得抗日战场上令人瞩目的战果。10月中旬，忻口会战开始。这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八路军各部在日军侧后投入作战，起了重要的战役配合作用。
正是在忻口会战期间，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重新恢复了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中共顾全大局，同意了国民党的要求，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各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从而使政治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恢复政治委员的制度。22日，洛甫、毛泽东复电朱、彭、任、邓并告周恩来：“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
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宣告结束，代之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11月8日，也就是太原失陷的这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各师主要负责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属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根据这一总体的战略分析，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聂荣臻、刘伯承、贺龙和林彪带领各自的队伍，分别进入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22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来电告之日军一部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请朱德判断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次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良马镇，而良马镇处于屯留和安泽的交界处。朱德据此并根据相应的情报，回答毛泽东的询问，认为日军的行动可能是佯动，意在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防陕北。是夜，毛泽东回电也作了类似的估计。
此时，朱德的身边只有二百名警卫通讯战士。日军来得突然，总部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已十分不容易。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从而占领临汾，那对局势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朱德毅然率领身边的随行人员，在临屯县上的古县镇进行阻击。同时向毛泽东通报，准备以自己手中两个连的兵力尽量的迟滞敌军，以等待友军各部赶到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日军侦知阻击他们的竟是朱德时，立即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可是，日机误把古县和故县弄混了，故县遭了一番狂轰滥炸，而古县却安然无恙。毛泽东在当日下午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担心朱德及总部的安全。
晚上七时，日军攻入古县镇，此时朱德及总部已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恒村。朱德以少量的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朱德率部向敌后的东北方向转移，打破了日军逼迫我军至黄河边再予以歼灭的企图。日军在东路进入临汾时，又一股日军多次攻击军渡、碛口等黄河渡口，这里的黄河河防一旦突破，将直接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的陕甘宁。朱德和左权向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发出指示，布置了对付日军进攻的办法。此时，日军将停止东南的动作，而将力量移至黄河以北，向西北推进。据此，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要他们调动部队向西移动，以加强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队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
此时，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军渡、文水、交城一线的日军不超过一个旅，山西全省的日军也不过四万人，日军正筹划进攻徐州，不会由华中分兵至华北，更不会为肃清八路军而进攻西北。身在前方的朱德根据来自各方情报，作出如上的战略评判，据此，他和彭德怀联名回电，指出：日军目前大规模进攻西北是不可能的，现在留在晋东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归我们指挥，此时决不能离开此地。
八路军总部和朱德、彭德怀的安全，牵动着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心。3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和任弼时联名致电朱、彭：“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是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同时主张朱、彭二人必须回来，就是有一人留前方指挥，也只能留在吕梁山脉等不易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次日，毛泽东致电朱彭：“总部现在何处，朱、彭是否已会合？”“望考虑总部取何道移至吕梁山脉，为安全，为便利，如临汾以南尚无敌，是否迂道临汾以南回来。”
朱德、彭德怀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现在不宜过河而应东进太行的理由，希望中央考虑他们的意见。3月9日，毛泽东回电朱、彭，同意在目前阶段，八路军在不被敌隔断的条件下，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同时应准备下一阶段情况迅速变化时的转移，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的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工作。如果八路军全部被限制在华北敌军的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边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的基本精神。
朱德：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
1938年8月下旬，八路军完成改编后开赴至华北前线，此时三个师的确实人数为三万四千人。到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已发展到十六万人左右。八路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第二战区，参加对日作战。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仍在敌后坚持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在立稳脚跟后分兵出击日军，游击战争发展到河北，绥远，并已在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华中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在创建之中。
这一切令蒋介石和国民党极受刺激，认为八路军是得渔翁之利，国民党“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速”。蒋又念起“防共限共”的紧箍咒，下令八路军不得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鹿钟麟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目的就是要把八路军逼出河北。鹿钟麟到任后就试图取消以共产党员主导的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并另行任命各县县长。
正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朱德得知后，于9月7日与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边区各军政机关，如果没有得到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边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张荫梧正式派人来交涉，须给以礼遇并与之谈判。朱德多次派人与鹿钟麟交涉，并相应作出一些让步，而这非但未能止息事态，反被鹿等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变本加厉地进行磨擦，有意制造事端，公开散布反对八路军的言论。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时，毛泽东把蒋与汪作了比较，认为蒋是抗日的，但“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指出在日本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并没有响应中共的建议，反而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宣言》中 公开宣称：“本会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
毛泽东、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1月31日，朱德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报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希望蒋“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裨益抗战实为多多矣。”2月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闭幕式上说：“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被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他还提出了两条反磨擦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他们仍然在不断地挑起事端，破坏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2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其中的一个连队因与支队失去联络，遭到鹿钟麟部的袭击，二十名八路军战士和二名带路老百姓被杀。鹿部所属还活埋了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朱德及时地电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残暴的罪行，不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受到破坏。
蒋根本不在意中共的提醒，磨擦事件仍然在扩大在漫延。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对于在河北、山东，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磨擦，是必须给以坚决的抵抗，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绝不能过此限度。“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朱德对张荫梧的反共活动，下令进行有力反击。同时，朱德还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系，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并作出指示：“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
毛泽东说“磨而不裂”，朱德说“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他们对团结和统一抱有良好的期待，可国民党则不然，一改过去“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策略，极力推行“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策略，蓄意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的淳化、橡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战决死队，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次年2月18日，自恃拥有实力的国军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塘等部，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总部。
中共对挑衅的国民党军，历来是“先礼后兵”，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利用有利时期予以沉重的打击。朱怀冰被打痛，这才来找朱德，他以所谓“军令政令统一”的名义，蛮横地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并威胁说，究竟是打还是让？朱德回答，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大革命一失败，国民党右派来了，要杀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军队；领袖陈独秀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能让他杀。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
当时，给八路军制造磨擦的除了朱怀冰，还有石友三。八路军在掌握了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证据，决定对石友三予以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3月4日，八路军总部发起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到11日共毙、俘石部3600多人。后来，石友三因通敌罪而被国民政府枪决。次日，发起打击朱怀冰的战役，仅交战四天，朱部便作鸟兽散。在打击朱怀冰时，朱德掌握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当朱部全线溃退时，朱德立即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准备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从石友三到朱怀冰，国民党顽固派在与八路军较量后，已没有理由和能力再掀起波澜了。毛泽东与朱德共同领导和指挥了反磨擦斗争，胜利地结束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朱德：毛主席是我跟随过的最好的一个领袖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由莫斯科回到延安，他是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回国，其使命是督促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说抗战主要靠的是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并说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这些说辞很有权威性和鼓动性，党内很多同志被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所迷惑。
王明明显正在势头上，毛泽东只得暂避锋芒，用已经赋闲的李德的观察所说，这段时间，毛泽东常去的地方只能是抗大了。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并接替已在莫斯科的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在如实地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支持毛泽东抗战以来的政治路线。一直雾里看花般的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抗战，终于有了更清晰的概念，知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一直在中共起着实际领导核心的作用。7月6日，苏联《真理报》刊发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释放出肯定毛泽东和朱德的信号。
王稼祥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转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全体党员都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还让王稼祥转告王明，不要与毛泽东去争当领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确定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
1938年8月25日，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出席9月14日至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朱德在抗战前线，对八路军的发展最有发言权。他在会上表示，抗战之初，如果不坚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听命于蒋介石、阎锡山，把八路军全部放到正面战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怎会有今天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又怎会发展到现在的20多万人。如依王明的意见办下去，八路军又会回到从前，重蹈东北军、西北军的老路，会被国民党收编。
紧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的一所小教堂举行。朱德在会上作了关于八路军的报告。六届六中全会开的很长，从9月29日至11月6日。期间，因武汉形势吃紧，朱德又飞抵汉口，与周恩来一道会见蒋介石。在武汉仅仅一天，朱德又回到延安，继续参加会议。会议开的很成功，包括朱德在内的四十多人先后发言，一致支持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会后，朱德又返回华北抗日前线。
1940年4、5月间，毛泽东一再致电八路军总部，希望朱德早日回到延安，协助他筹备中共七大。朱德接电后，即在警卫部队的护送下，于4月下旬，经洛阳、西安等地，途中处理了诸多军务，于5月26日到达延安。次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朱德晚会，毛泽东高兴地出席了晚会。当朱德由华北前线奉召回延安时，很多同志也包括朱德本人，都没有想到朱德再也没有返回华北，因为毛泽东太需要他的帮助，以清理党内的路线是非，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王明并无悔改之意，而且，他的影响仍然在起着一定的作用。1940年3月，王明把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加“序”再版，所谓“布尔什维克”，说到底就是“共产国际化”、“斯大林化”，这种不顾本党的阶级利益，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于抗战于中国革命都是极为有害；可它在党内偏偏有一定的市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而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美英西方大国对日宣战，苏联对日的担忧松了一口气，再也不因担心东方战线而一味地迁就蒋介石了。毛泽东认为，对全党进行整风的时机已经到了。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曰，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后又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由此为起端，以高级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朱德积极拥护整风运动，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教条主义，批评有人争当领袖的问题。他说，有些人念了几天书，背了几条原则，就自高自大，以为是万能，毫不虚心，这是不好的。有些人，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原理原则，结果不少事情就是他们弄坏的；他们对世界各国的事都懂（自然也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实际事实他不懂。他还说：有的人时时刻刻想做领袖。领袖是群众封的，不是自己想干就能干的。朱德这样讲，当时几乎所有高级干部都明白，讲话中的“有些人念了几天书”，指的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而“有的人时时刻刻想做领袖”，则指的是王明了。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王明的错误的事实也越来越清晰。朱德对王明的批判也无需以“有些人”代称了。他说，抗战以后王明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只要一大堆统一，而不要领导权。“只要谁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说你破坏统一战线，我有些不高兴。他不要政权，忽视八路军，忽视游击战争，对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又批评道：“在党内，王明目无中央，以代表国际来指挥中央自居，对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即“对外（指国民党）一切服从，对内（指中央书记处）独立自主。”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结果只有跑到大资产阶级营垒去，可惜蒋介石太蠢了，不要他！”
毛泽东与朱德从井冈山始就已经共事，朱德虽然年长7岁，可他由衷地敬佩毛泽东，他说：“我一生跟过三个领袖，一个蔡锷，一个孙中山，一个毛主席。毛主席是我跟随过的领袖中最好的一个领袖。”毛泽东十分敬重朱德，尊重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薄一波回忆道：“关于朱德的评价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最后说，朱德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1945年4月23日下午5时，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一次并排挂在主席台。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这是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