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海内外反华势力射向共和国的一支毒箭。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就是前《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而杨继绳编造的这个政治谣言，又是建立在他自己制造的三个谎言之上的：第一、1961年我国进行了一次饿死人数的全国性调查；第二、调查的结果证实饿死了三千万人；第三、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历史真相是这三个谎言完全是杨继绳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卑鄙。用编造谣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表明了中国新右派的堕落，他们的目的不可能得逞。我们这里编发王永钦和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以澄清谣诼。

　　王永钦：周恩来解决中国大饥荒

　　1959年初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15个省发生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5省严重缺粮。

　　周恩来收到灾情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阅后建议：在3日内，用飞机将这两个文件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中。为引起各省的注意，毛泽东还在两份文件上安了一个醒目的总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周恩来亲自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

　　到1960年，灾情更加严重。中国受灾面积达到9亿多亩，占中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周恩来说：“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从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而农村应付灾荒的能力已经十分虚弱。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原计划是6000亿斤，而实际上只有2870亿斤。

　　1960年的严重缺粮危机，直接影响到城市的供应。据6月份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称：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
 

　　面对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解决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总是自己用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问得一清二楚。为了解决粮食调拨中的运输问题，周恩来还同外贸部商量，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粮食部使用，大大增加了中央的运粮能力，在调运粮食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底，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和受灾范围的继续扩大，单靠省与省之间的粮食调拨已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了。这时，周恩来和陈云建议，决定进口粮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吃进口粮是禁区，不仅外汇存在着困难，而且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周恩来和陈云决定突破这个禁区。陈云解释说：“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
 

　　1961年1月初，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期间，对随同访缅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说，你先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问题。在当时，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实行海上封锁，运输和资金问题显得特别重要。雷任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说，经与香港华润公司和中国银行等单位研究后，货源、资金、外汇都可以解决。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加拿大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
 

　　另外，农村缺粮的状况也令周恩来十分震惊，他连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议修改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
 

　　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粮食问题。周恩来指出：“1960年至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要解决问题，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人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又主持起草了《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6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经中央批准下达。
 

　　根据这个文件精神，中国开始了三年调整时期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多万，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2800多万，中国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粮食销量共减少138.4亿斤。
 

　　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它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困难时期，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孙经先： 揭露杨继绳制造的“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重大谣言 

　　在“饿死三千万”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制造的“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重大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

　　按照杨继绳的说法：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他们三人将这个报告送周恩来，周看了后没有否定，只是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几天以后，周恩来又问他们：‘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连版也销毁了。’”[1]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重大谣言，杨继绳专门加了一个注释：“2003 年9 月25 日，杨继绳专门到周伯萍家问起此事，周确认。”[2]

　　这一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成为“饿死三千万”最主要的证据之一。许多人听信了这一谣言后，认为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确实饿死了几千万人，中国主要领导人掌握这一情况，并且由周恩来总理下令销毁了关于饿死几千万的罪证。

　　杨继绳的这一谣言极具迷惑性，欺骗了国内外无数不明真相的人们。在批驳“饿死三千万”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查证，发现这完全是杨继绳蓄意制造的一个重大谣言。

　　1、陈国栋等人进行的究竟是什么调查？

　　杨继绳说陈国栋等人进行的是一次关于饿死人数的“全国性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那么陈国栋等人进行的究竟是一次什么样的调查呢？

　　周伯萍先生生前（2008年）写了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的书，书中详细叙述了这件事情。他在书中说：

　　“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3]

　　为了查证周伯萍先生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又查证了《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其中的记载证实了周伯萍先生的回忆。

　　1960年下半年，我国许多地区的粮食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周恩来传》中说：

　　“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 

　　“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因此，周恩来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4]

　　《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书中接着说：

　　“‘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

　　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说明，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来总理之命，编制的是《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调查的基本内容是全国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数据。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但是，这一历史事实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被篡改为《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调查的内容“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及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被篡改、伪造为调查“饿死人的数量问题”。

　　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揭露了杨继绳的篡改和伪造。

　　2、关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数字

　　杨继绳说：这次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那么这一数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书中说：

　　“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

　　“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

　　“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周伯萍先生的这段回忆说明了以下事实：第一，他们从表格中发现“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第二，这些人口的减少包括出生人口的减少。

既然是要编制“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是一个必须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周伯萍先生说“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在周伯萍等人“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调查一次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数据的。因此，这里的人口总数数据应当直接来源于户籍统计数据。当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是“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取得这些数据是很容易的事情。

　　周伯萍先生没有说明他们推算的细节，也没有说明他们是以哪一年作为基准来推算“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减少的数量的。不过我们可以用1983年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作一个验算。

　　下表中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5]。

　　表 1956——1960年期间我国的人口总数

　　先看以1957年岁末人口总数为基准的情况。1957年岁末人口总数为64,653万人，如果以这一数字为基准，按照每年增加1,594万人（1956年、1957年两年人口增长数的平均值）计算，1960年岁末人口数应为69,435万人，但统计数为66,207万人，减少3,228万人。

　　再看以1958年岁末为基准的情况。1958年岁末人口数为65,994万人，如果以这一数字为基准，按照每年增加1,583万人（1957年、1958年人口增长数的平均值）计算，1960年岁末应为69,160万人，但统计数为66,207万人，减少2953万人。

　　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周恩来、陈国栋等人具体的推算过程和所使用的基准时间，但是以上计算应当说大致上还原了当时的推算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周伯萍所说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这句话的准确含义是：

　　当年（1961年年初、即1960年年底）的全国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大约减少了3000万，即“少增加了3000万人”。同时还可以知道：当时周伯萍等人所推算的人口减少的数字同按照20多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所推算的数字是一致的。这也表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那几年的人口数据应当与周恩来、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当年所使用的人口数据是一致的。[6]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伯萍先生所说的那段话的真实含义是1961年年初的全国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少增加了大约3000万（即“少增加了3000万”），而不是净减少3000万，更不是“饿死3000万”。但是这一事实在被杨继绳篡改为“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

　　在种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确实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1960年年底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减少了约3000万”的现象。那么造成这种减少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周伯萍早他的回忆中也作了回答。

　　陈国栋在回答周恩来的问题时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

　　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就说明周恩来、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当时已经对人口“少增加3000万”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人口减少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出生人口的减少。他们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

　　1960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这是一次重大的户籍登顿活动，在这次户籍整顿中，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及其以后所产生的“多报人口”在这次户籍整顿中就要被清理，这是造成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减少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公安部当时是掌握这一情况的。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从公安部那里了解这一情况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说，周恩来总理当时实际上是了解造成这一期间人口减少的两个基本原因的，并且周恩来、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当时的讨论也已经否定了“饿死几千万人”。这再次说明杨继绳的说法是他蓄意制造的谣言。

　　3、关于“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并没有对这一期间“饿死人的数量”进行所谓“全国性的调查”，从他们调查所使用的人口统计数据中也推导不出全国饿死几千万的结论。杨继绳的所谓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是一件莫须有的事情。搞清了上述事实后，所谓周恩来销毁“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罪证，也就是一个重大谣言。

　　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说：

　　“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7]

　　我们已经说过，周总理、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当时所使用的人口数据实际上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一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虽然当时没有公布，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销毁，而仅仅是“把它作为绝密资料”封存起来。这些数据在1983年正式公布于世。这就是说，不存在销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这次销毁的仅仅是陈国栋等人这一次编制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的表格。至于周总理为什么要销毁这一表格，周伯萍先生在他的回忆中做了明确的解释：

　　周恩来总理担心“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总理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并嘱咐徐明同志立即执行。”

　　这是一种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采取的一种保密措施。1983年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担心。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人口数据后，在国内外立即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并且这一谣言持续传播长达30年之久。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杨继绳这次对周伯萍先生采访的事情小结一下了。

　　周伯萍先生本来的真实意思是：

　　1961年，周总理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然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当即决定销毁。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经过杨继绳的采访以后，就变成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

　　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然后杨继绳把这一说法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美国之音》、《炎黄春秋》等媒体上广泛传播。杨继绳凭空捏造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进行了一次饿死人数的全国性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重大谣言，并把“销毁‘饿死几千万’罪证”的重大罪名强加到我国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总理身上，又把制造这一谣言的责任强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真可谓“一箭三雕”。

　　4、杨继绳前后不同的两种说法

　　对于“饿死几千万的全国性调查”这件事情，杨继绳本人先后发表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上述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说法是第二个版本，他的第一个版本是发表在《墓碑》中的说法。2008年，他在《墓碑》中的叙述是这样的：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8]

　　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也与周伯萍本人的说法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周伯萍本人的说法是“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其真实含义是“少增加”了3000万，而杨继绳的第一个版本把周伯萍的这一说法篡改为“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其含义是人口“净减少”几千万。总所周知，“少增加”和“净减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而他的第二个版本，则进一步把周伯萍的说法明目张胆篡改为“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第一个版本指的是这次调查是一个关于人口数量的一般性调查，并不涉及饿死人的问题，造成人口数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出生人口减少、漏报人口的出现、调查前重报虚报人口在这次调查中被发现、或者统计数字失真等等）；而第二个版本则说明了这次调查是一次关于饿死人数的专题调查，调查中不涉及造成人口统计数字减少的其他各种原因。

　　那么为什么2008年杨继绳在《墓碑》中给出的是第一个版本，而2012年9月他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中又改变了说法，给出了第二个版本呢？经查证，周伯萍先生2012年6月29日在北京逝世。[9]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周伯萍先生本人的说法是“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这句话的准确含义是：当年（1961年年初、即1960年年底）的全国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大约减少了3000万，即少增加了3000万。而杨继绳的第一个版本把这一说法篡改为“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即净减少几千万。但是对这一篡改，如果周伯萍本人提出质疑，杨继绳还可以用“理解错误”搪塞过去。

　　2012年6月周伯萍先生去世了，杨继绳显然认为这件事已经死无对证，可以任他编造了，于是就在同年9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推出了他的第二个版本，把“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进一步篡改为“全国饿死几千万”。当杨继绳肆意编造这一谣言的时候，他显然认为周伯萍先生已经去世，人们只能相信他的说法。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周先生生前（2008年）留下一本回忆录，以严谨的语言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实情况。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非常宝贵的真实记录。正是这份记录帮助我们揭穿了杨继绳制造的重大谣言。

　　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也发表了文章，澄清了事实真相。周轩进先生说：

　　“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参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10]

　　通过这件事情，一切善良的人就应当了解杨继绳的所谓“采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既然他可以通过对周伯萍先生的采访，肆意歪曲周先生的原意，用篡改、伪造的手法编造“饿死几千万的全国性调查”、“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重大谣言，并把它强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那么他在《墓碑》中所叙述的那些所谓“采访”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孙经先注】本文已经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这次又做了重要修改，补充了重要内容。我在2014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杨继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揭露了杨继绳制造的这一重大谣言。杨继绳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并且在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和我的辩论。 

注 释：

　　[1] 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杨继绳：《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17日;《美国之音》2013年1月13日的网页载有他同访谈者李肃的对话——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大饥荒——周恩来下令毁证》，见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1583085.html。

　　[2]杨继绳：《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17日。

　　[3]周伯萍：《粮食部12年记事》，蓝天印务商社，2008年出版;转引自华新民：《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原载《华夏文摘》，见tieba.baidu.com/p/2745069525。下文中引述的周伯萍的话均来自同一出处。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59、1562页。

　　[5]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第103页。

　　[6]华新民先生在《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一文章中也认为：“当时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掌握的人口减少状况同20多年后国家公布的数字大体上是一致的，或者毋宁说，1983年国家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的那几年的人口数字还是沿用20多年前统计部门所收集到而一直没有公布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华新民先生的文章载《华夏文摘》。见tieba.baidu.com/p/2745069525

　　[7]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二期。

　　[8]杨继绳：《墓碑》，第968—969页

　　[9]见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7/12/c_112422662.htm

　　[10]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