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约翰·瓦特眼中的中央红军长征医疗
范国平
摘要：美国学者约翰·瓦特在中国军事医学史的研究上很有建树，他的《战时中国的生命救护：现代医学如何在战争和瘟疫中重构卫生保健体系（1928－1945）》一书，是一部关于中华民国军事医学史的力作。在这部著作中，约翰·瓦特对红军长征医疗救护情况作了详细的考察。约翰·瓦特认为，红军初步创建的医疗救护体系为长征提供了重要保障。遵义会议前，红军部队伤亡很大，医疗工作的重点是救护重伤员。遵义会议后，由于确立了正确领导，红军运用巧妙的战略战术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和医疗工作者得到了休整，除了一些救护工作外，大量的医疗工作是防病治病。
约翰·瓦特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军事医学史专家。他长期在美国医药援华会工作，先后担任执行理事、董事、副会长等职务，2012年6月受聘担任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客座教授、名誉顾问。他的《战时中国的生命救护：现代医学如何在战争和瘟疫中重构卫生保健体系（1928－1945）》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华民国时期战时军事医疗的力作。这部著作分为8个章节。其中专设一章：“中共在江西和长征中的医疗工作”，对红军长征中的医疗救护工作作了详细的考察。在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中，目前中国学界尚未见有关于长征医疗救护方面的成果发表。本文旨在向学界同仁系统介绍约翰·瓦特在这部著作中对红军长征医疗救护的论述。为最大限度地原汁原味地介绍瓦特教授的研究成果，笔者照录其英文注释而不加翻译，以便读者查找原始出处。
一、长征前的红军医疗救护体系
约翰·瓦特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初步建立的红军医疗救护体系，为长征中的医疗救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中央苏区相对于国民党所占领的地域，面积很小，但它与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较，面积最大，且由于中共中央在瑞金，它的医疗系统也更加完备，其医疗卫生团队也代表着当时中共医疗团队的最高水平。
约翰·瓦特的研究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为建立医疗救护体系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吸纳和培养了一批人才，建立了一支医疗救护队伍。
中共是在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的农村中建军打仗，红军人数少装备差，如何在敌人的进攻中挽救负伤的红军的生命，以保存革命的宝贵力量？这是红军领导人考虑的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为此，中共和红军领导人首先是积极吸纳医疗人才，他们拜访和说服根据地内有限的医疗人才，包括当地简陋医院的医护人员为红军服务。同时动员红军中有医学知识的中医医生和药剂师到传教士建立的医学院和医院中学习，有些特别优秀的医护人才，则被送到莫斯科学习医学。1931年后，陆续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人员中有一批医学人才，诸如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贺诚、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生陈志方，以及上海南洋医学院毕业生彭真（彭龙伯）。从而初步建立了一支苏区和红军的医疗救护力量。1931年12月，发动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名官兵加入红军，为红军补充了大量医护人员。军队的后方医院、工农医院、
公共医院、贫民诊所、公共卫生诊断、红色药房、制药厂纷纷建立起来。
在贺诚的建议下，1931年11月，建立了红军医学院。红军医学院的招生条件主要是政治信仰坚定、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程度。首批招收学员150名，其中有50名女生。1932年2月15日，红军医学院正式开学，朱德出席了开学典礼。学校资源缺乏，没有条件开设生理学、解剖学和药理学课程。全部教学仪器只有一个人体骨架、几张图表和两台显微镜。但学校强调实践教学，学生们经常参与战场救护，所以他们对于战场伤亡救护学得很快。他们学习的另一重点是，防治痢疾、疟疾、疥疮和腿部溃疡。红军医学院多次搬迁，但是始终跟着红军总医院走，所以临床实践机会很多。第一期学员学习了15个月，有19位学员顺利毕业。1932年10月，红军医学院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
1933年8月，红军卫生学校转迁到瑞金附近，它与傅连暲创办的一所小型医学院合并。学校制定了13个月的课程学习计划，分为三个学习阶段：基础医学知识学习阶段、临床医学知识学习阶段和实习期。学员在设于瑞金的红军总医院进行临床学习和实习。此时的卫生学校已经拥有7台显微镜和1台X光机，还有5名生理学教师和1名外语教师。1934年之前，红军卫生学校共有670名学员毕业。他们全都参加了后来的长征。
红军还积极培养和训练医护人员。红军创建初期，招募一些当地农民充当医护人员。1928年11月，井冈山的红军部队因战斗负伤、营养不良、天气寒冷缺乏衣物等而致伤病的达800多人。由于缺乏医护人员，红军招募了一些10多岁的孩子进行训练，让他们学会照顾伤病员，给伤病员喂饭、洗澡等，还负责观察其伤病发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生。由于没有足够的、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没有较好的医药器械，伤病员的治疗效果很不理想。赣南闽西根据地建立后，红一方面军建立医护学校。红三军团也建立了专门的医护学校，该学校培养了100名医生和几百名护士。
二是创办医院和利用当地旧医院，建立了伤病防治体系。
红军第一所医院是毛泽东在1927年10月于宁冈建立的，只有4名医生、12名护士和10多个担架兵，可以为40到50名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当时药品和器械奇缺，主要用当地中草药治病。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所部会师井冈山后，于1928年夏天在井冈山腹地建立一所后方医院。段治忠担任院长。医院下设4个科室，两个科室处理战场轻伤，由段治忠和伍辉国分别担任科室主任。另外两个科室看病。医院设有门诊、药房和病房，共有10多名医生，20多名护士。
1929年，红4军又设立了一个可以容纳1000名病人的医院。医生们主要用中草药治病。他们经常使用的药材是黄连和金银花。猪油被替代作凡士林使用，鸦片用于镇痛。医疗器械大都用木头和竹子制成，如镊子和病人的便盆。外科手术工具为缝衣针和杀猪刀之类。
1930年6月，红3军团攻占大冶县城后，当地的普爱医院的医生何复生加入红军，和他一起加入的还有他在普爱医院的同事。何复生被任命为红3军团总医院院长。这算是中央红军的第一所现代化医院。
9月，朱毛红军攻击长沙失利后，部队退到吉安，毛泽东拜访了当地著名医生戴济民。戴是基督徒，在汉口的基督教医院学习过10年，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员。毛泽东以“革命的人道主义”说服他参加革命，戴济民将自己的诊所改名为“工农革命红色医院”，医院里有7名西医，7名中医，还有相当数量的护士和担架兵。
到1930年8月红1、红3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时。红一方面军每军都设有专门的医疗部门，各团均设医务室和一个后方医院，医疗机构驻地都距离前线不远，适应红军部队的野战需求。除了军队医院外，红一方面军还在井冈山、龙岩等地设立多个地区性的后方医院。由于部队因战斗需要不断转移，红一方面军的医院也需要经常转换地点，医护人员被分散到农民家中和当地寺庙中设立小型医务室，这些医务室正常有3个医生和11个护士。
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国民政府被迫放松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趁着这个短暂的相对安宁时期，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军队的后方医院、工农医院、公共医院、贫民诊所、公共卫生诊所、红色药房、制药厂纷纷建立起来。
建立药房和制药厂是红军医疗部门另一项重要工作。最初红军的医药主要是西药，比如阿司匹林、磺胺和碘。后来主要使用中草药。1932年初，红军建立了一个小型制药厂，由唐义贞担任厂长。制药厂只有几台简单的设备，工作人员从大黄、樟脑、薄荷和酒精中提取混合物。随后制药厂增加了人手，可以生产这些提取物的药膏、粉剂和片剂。制药厂分为5个车间：分别生产片剂、药膏，制造纱布和绷带，从烧酒中提取酒精，生产液体药剂如生理盐水、紫药水和碘酒等，制造手术钳、手术刀和镊子。这个制药厂为中央红军长征储备了大量药品，足足支撑了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头3个月的医疗消耗。
苏区的医疗部门职责主要有三：一是处理战斗伤员；二是治疗疾病；三是负责公共卫生指导工作。当时疾病成了削弱部队战斗力的头号敌人，影响了部队士气。由于疾病流行，1932年苏区超过1000人死于传染病。依靠原来地方上的中医，不足以解决传染病流行的问题。所以，从1932年开始，治疗疾病成为苏区医疗部门的重点工作，1932年3月，中央苏区卫生部门号召苏区军民与传染病作斗争，苏区政府将控制传染病视为苏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为了宣传防治传染病的卫生知识，医护人员每周都要作健康知识报告，并利用黑板报、编写歌谣等方式传播健康知识。《红星》《红色中华》《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讲话》等报刊都是卫生知识的宣传平台。卫生学校还出版了一本针对4种主要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的书籍。
三是积极开展战场救护，积累了丰富的战场救护经验。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积极开展医疗救护工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总结了战场救护的经验教训。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前，红军总医院被迁移到邻近主战场的富田，他们把从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俘获的原国民党医护人员和缴获的药品分配到各个部队的卫生队（救护所），并从当地老百姓中征集担架兵，与护士一起组织救护队。这些准备工作提高了野战医疗的水平。卫生队在前线设立伤口包扎点。野战医院主要工作是止血、处理弹片伤、清理伤口。部队转移时，野战医院随部队转移，但是会留下小部分医护人员用于救护前线部队后撤时可能产生的伤员。从民间征召的担架手，抬着伤兵转移。
1931年6月，蒋介石组织了30万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此时红军只剩下3万作战部队，且疲惫不堪。第三次反“围剿”是对红一方面军医疗团队的巨大考验，战场救护队需要在陡峭的山路上抬着中暑的、罹患足疾、疟疾和痢疾的病人紧急送往救护所。政治宣传队也被组织起来为救护队鼓劲，当地老百姓也被动员起来帮助抬送重伤员和病号。
由于有前两次反“围剿”作战中救护工作的经验，红军的医护人员此时已经可以做到迅速地从前线往后方医院转移伤员。红军医护人员根据战场救护类选
法，优先让担架队将重伤员抬到前线救护所或送到野战医院做简单处理，随后转移到后方医院。这一救护系统的存在，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医护人员还实行群众路线，在当地老百姓中组织志愿担架手和家庭护理员。他们把医学治疗和政治动员、西医和中医结合起来。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西医医生从事战场救治，负责根据地的公共卫生，中医医生帮病人看病，从而让中西医各发挥自己之所长。
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了准备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红军将卫生队建到了连一级，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医疗救护机构。据《红星报》报道，中央苏区的10所后方医院及其附属医疗机构，有能力同时处理2万名伤病员。医疗部门还规定战斗结束后，部队需要统一上交缴获的医疗品。
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博古、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红军采取主动进攻战略，部队前出较远，将战斗中负伤的伤员送到后方医院的难度加大，特别是风雪较多的寒冷冬天。后方医院收治伤员，康复中心帮助轻伤员重新返回部队。主动进攻战略导致了伤员的生还率降低，同时，前线救护所和野战医院距离也较远，通常相距至少15到2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导致转运中的伤员因失血过多和伤口感染而死亡。同时也使止血绷带入不敷出，降低了师、团级医护人员特别是担架兵的使用率。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红军医疗部门要求红军部队加强与野战医院的联系，每次战斗要提前预告野战医院，以便让野战医院及时前移。战斗部队要提前组织好担架队，便于运送伤员。红军医疗部门与政工部门合作创立了一套新的伤员救护体制，医护人员与政工人员混编，在从野战医院向后方医院运送伤病员的沿途设立治疗站，医疗站通常配备一名政工干部，一名医生和10名护士。这些措施正是红军医护人员吸取了以往部队运送、治疗伤员以及战场后送伤员经验的结果。
总之，约翰·瓦特认为，红军自瑞金时代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高效的医疗动员和救护体系，并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公共医疗体系。虽然这一套完整的公共医疗体系自长征开始之后，绝大多数内容无法实施，但它仍然在红军长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央红军的医护工作者用自己的生命、鲜血和行动为赢得长征胜利保驾护航。
二、长征中的红军医疗救护工作
约翰·瓦特在著述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左”倾领导者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战略，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左”倾错误战略给红军的医疗部门也带来了极大困难。前线距离后方医院过于漫长，崎岖的山路又增加了转运伤员的困难。天气情况也很糟糕，战士们经常露天宿营，这导致伤兵的伤情恶化。
在消耗了红军大量有生力量之后，“左”倾错误领导者不得不进行长征这一战略性撤退。当然战略撤退也是在国民党绝对优势兵力面前的必然选择。在决定战略性撤退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无法转移的伤病员被送到老百姓家中隐藏起来。有些伤病员则落入敌人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让中央红军不仅损失了大量的战斗兵员，也损失了大量的医护人员。在严峻的军事形势面前，本来就很弱小的红军医疗力量无法应对短时间内大量增加的红军伤亡。为了保证红军得到有力的指挥，红军的医疗部门组建了一个保护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的特别团队，当时很多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正处于病中，比如毛泽东正深受疟疾的折磨。此外，红军医疗部门的领导者们还预留了一部分医护人员在沦陷的中央苏区，任务是秘密治疗护理隐藏于民间的红军伤病员。
约翰·瓦特的研究显示，依据当时的情势发展，红军长征的医疗救护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医疗工作的重点是救护重伤员。
约翰·瓦特写到，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红军经历了无数次的残酷战斗。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飞机的空袭，红军官兵们昼伏夜行。为了摆脱国民党追兵，红军时常迂回运动，有些时候甚至朝着国民党追兵的方向运动，以影响国民党追兵判断，所以这导致红军长征的行进线路长达两万五千里。
为了应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长征开始后，红军制定了在赣县南部山区安排伤病员的计划。沿着事先规划好的两条进军路线，红军游击队将重伤员分散隐藏在行军线路附近乡村的农民家中。在长征开始的最艰难的4天中，这种运作机制高速运转，当地农民被动员起来转运、隐藏重伤员。轻伤员则随同主力部队行动。4天后，红军又改变了重伤员的处置办法，由红军流动医院携带重伤员行军，并对他们进行治疗。如果这些重伤员在短期内无法康复，他们就会被留在红军经过的广东和江西交界地带，住在农民家里，红军支付给收留伤员的农民8元钱，作为伤员康复费用。
1934年11月底，红军在湘江遭遇严重危机，蒋介石组织了国民党重兵集团以及当地亲国民党势力的武装力量，在湘江针对红军设置了严密封锁线。湘江之战是一场血战，红军在这里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有8万名左右的兵员，经历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人数锐减到3万左右。是什么原因让红军减员多达5万人呢？中国学界传统的说法是，红军绝大多数伤亡来源于残酷的战斗，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潜在的原因，也是必须要指出来的，那就是在辗转了江西、广东及湖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后，到湘江战役前，很多红军指战员伤病缠身，具体当时有多少指战员身有伤病，现在的研究还很难给出确切的数字，伤病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当然，西方学界有人认为，红军减员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脱离部队，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人数不少。但据美国学者怀特森研究，水土不服、痢疾等疾病，以及持续行军造成的严重疲劳，使红8、红9军团和中央纵队在到达湘江之前减员了2．5万人。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证实，伤病是红军减员的重要因素之一，伤病加上疲劳行军和作战，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在江西和湖南南部构筑的三道封锁线后，减员就超过2万人。湘江战役中有许多伤病缠身的红军官兵参战，这是一次错误指挥下的带有冒险主义的作战行动，伤病是红军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携带重伤员行军，红军医疗领导机构组建了包括120部担架和480名担架兵的担架队。只要红军到达人口稠密的地区，红军的医护人员便在当地寻找奎宁和其它药品。中央纵队将快要康复的伤病员组织起来，由何长工领导。在这个部队中有不少年纪较大的红军女战士，其中包括24位红军的高级女性干部，在这个特殊的伤病员部队中甚至还有曾经担任过红军高级军事主官的将领。在到达湘江之前，红军组建了3个康复连。
由于缺乏医护人员，红军在长征中组织医护学校培养速成的医护人员参与救护。夜间行军时，这些医护人员与伤病员寸步不离，时刻关注伤病员的病情和伤情，重病号则有正式的医生随护左右。白天部队行军，医护人员走在最前头，以便在伤病员歇脚的时候，为这些伤病员准备好热水和稀粥。医生们也给伤病员使用宝贵的西药，施行简单的小型手术，如处理枪弹贯穿伤和骨折。
渡过湘江之后，兵力大大减少的红军部队又连续翻越了几座陡峭的高山。遇到陡峭的路段，重伤员不得不从担架上下来，要么艰难地爬行，要么被人推着往前走，要么被人拖着往前走，要么被人用手抬着往前走。轻伤员则借助拐棍攀爬山路。尽管缺少足够的食物、衣物和担架，可是担架兵们仍然恪尽职守地抬着担架前行。女医生和女护士们时刻准备帮助担架兵们，只要担架兵表现出一点点过于疲劳的征兆，她们便抢过担架，替担架兵抬一段时间。红军的政工人员唱着革命歌曲，设立茶水供应点，以供过路红军解渴。中共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使用。凭借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无畏精神，红军继续前行，并在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
在黎平举行的中央红军领导层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说服军事3人小组向贵州进军，毛泽东的理由是，贵州防务空虚，红军有可能在贵州建立起一个革命根据地。由于军事战略和进军方向发生了转变，部队的医疗系统也随即发生了变化，红军医疗部门的领导者提出了加强野战医疗的口号，以适应部队不断对敌野战的情势。
第二阶段：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8月俄界会议，红军医务人员进行休整及进行大量的医疗防护工作。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约翰·瓦特在书中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红军在遵义也进行了休整，红军部队指战员获得了足够的食物，伤病员们也得到了较好的康复条件。
这段难得的休整，让红军医疗部门有时间总结长征开始之后的工作，红军医护工作者们对于历次战役中伤病员的救治进行了反思。虽然医疗条件简陋，且部队处于不断战斗和运动之中，但－37－范国平／艰难卓绝的生命救护是红军伤病员的治愈率竟然还高达80％。在这一短暂的休整期间，红军医务人员也重新进行了编组，以加强一线部队的医疗救护。移动医疗救护队被分散编组到红军各个团级战斗部队。取消了师属野战医院，其医护人员也被分散到各个团级战斗部队。红军的医护学校继续开课，并新招收200名学员，对他们进行战场紧急救护、疾病防治和行军过程中的医疗护理等课目强化培训。医护学校由王斌、孙仪之、俞翰西、李治等医生负责教学。
遵义会议后，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在贵州中部偏北地区的土城，中央红军遭遇到四川军阀部队，双方爆发激烈战斗。这场战斗国民党军队预设了阵地，让红军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很多红军医护人员失去了生命。为了加快脱离包围圈的速度，伤情极重的伤员被秘密安置到当地老百姓家中休养。红军领导人意识到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长江，所以部队又回头重新攻占了遵义。这招回马枪成功地打击了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势头，不过红军的医疗团队也再度损失了部分人员。
等到三四月间，红军找到了一条安全渡过长江的路线——取道云南，渡过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的金沙江。为加速穿越贵州省，夜间行军成为常态。在云南省境内，红军的进军比较顺利，医护工作者们主要的任务是防止部队官兵中暑、罹患肠道疾病，此时的红军医护工作者们已经意识到搞好部队营地卫生的重要性。由于在皎平渡发现了渡船，5月3日到9日，中央红军主力成功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境内。5月底，红军成功夺取了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继续向北前进。
随后，中央红军翻越难以逾越的夹金山。红军以玉米为食物，但难以消化。越往山体的高峰攀登，他们的手和嘴唇变得越青紫。很多红军战士抵抗不住饥饿、
伤病、劳累和寒冷，被活活冻死在山上。国民党的飞机反复袭扰，有不少红军指战员和医疗工作者死于飞机轰炸和扫射，彭真医生不幸遇难。红军翻越夹金山后，到了山脚下，由于病号太多，不少人员虚脱，所以红军决定休整一下再前进。趁部队休整，医护学校开始复课。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的北进战略。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北上。医疗部门开始为伤病员准备小麦和大麦作为即将迎来的艰苦旅程的口粮。同时还准备了干粮和奶酪、羊皮、储水罐、纱布、棉签、探针、镊子、消毒手术刀。周恩来在长征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一直生病，有一次还因高烧而昏迷。医生们诊断周恩来患有肺部脓肿和阿米巴痢疾，便用依米丁为其治疗，同时安排了几个医术最好的医生护理，使他恢复了健康。
红军的医疗人员也一分为二，划入左右两支红军部队。贺诚被分配到左路军的朱德身边工作。他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贺诚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当时坚决地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朱德和贺诚后来晚于毛泽东到达陕北。贺诚到延安后，得到命令，被指定为受伤的王稼祥的保健医生，随同王稼祥赴苏联治病。
8月21日，毛泽东和右路军一起走过了草地，绝大多数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得以幸存，还有部分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一起走过了草地。右路军快速前进，5天后抵达了四川最北部的班佑。从夹金山下来之后的这段路程，沼泽、泥潭以及严寒吞噬了很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第一方面军400多人丧生。红军的医护人员减员也很严重，长征前，红军医护人员有1200人，走完草地后，只剩下200人。8月29至31日，红军右路军在包座附近与胡宗南所部第49师进行了激烈战斗，以极小伤亡大获全胜，俘获了急需的大批补给，在包座周边的敌军纷纷逃遁。
张国焘没有过草地，率部转向四川，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前进。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回到松潘，松潘有800名在包座战斗中负伤康复的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徐向前在松潘汇合了这批伤员。
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保安县的吴起镇。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个地方非常荒凉，基础设施薄弱，农民贫穷困苦、饥肠辘辘。红军在吴起镇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衣物，也没有足够的房屋居住，大部队过冬非常困难。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保安可以成为一个抗日的基地。由陕甘支队改编的第1军团与红15军团合编组成新的红一方面军，红15军团是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与当地刘志丹所率领的红26、红27军合编而成。红一方面军人数达到11000人左右。此时蒋介石又发起了攻势，红一方面军在11月于直罗镇歼灭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俘获5300多名敌军，缴获各种枪支3500支（挺）。红军向俘虏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将他们释放回去，传播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
由于需要更多补给，也为了传播抗战主张，红一方面军组织了对山西的东征。红军在山西广大地区传播了抗战主张，并且扩充了大量兵员。张学良了解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判断红军可以成为他共同对日的同盟，开始秘密地向红军提供现金和枪弹补给。
与此同时，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红军左路军，在四川北部的甘孜度过了冬天，于1936年6月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贺龙、任弼时等说服张国焘同意北上，10月10日，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结论
从约翰·瓦特关于红军长征医疗救护工作的研究中，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中央红军十分重视医护工作者的培养。为了扩充医护人员队伍，红军吸纳了很多民间的“土医生”进入医护团队，包括中医医生和中医的药剂师。积极吸纳社会上的医护人员是红军保持医护团队人员数量和质量的重要举措。
红军长征中，医护人员不足，只要一有条件，医护学校就复课。充当老师的医生们教授非常认真。手把手地传道授业：如何帮病人测体温、把脉搏，如何帮助病人排泄、疏通尿道，如何为病人灌肠；如何为病人清理眼睛等等。学员们树立了“护士必须时刻在岗”的理念。红军医疗部门一直强调，一旦发现病员病情异兆，必须立即叫医生。学员们被教会如何守护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染病人。他们还被教授如何观察病人产生自杀的征兆，如何阻止和避免病人自杀。
红军医疗团队的领导十分关注野战医疗救护团队的发展，特别是关注被围困状态下的红军部队野战医疗救护的经验的积累。这是由红军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红军一直处于优势敌人的重兵包围和围追堵截之中。
二是红军医疗部门非常重视卫生及传染病的防治。因为红军处于不断作战和行军中，部队集体活动，卫生条件差，缺少必要的医药，传染病如果得不到控制，将极大地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中央红军长征前就公布了个人卫生守则和公共卫生守则以及防治传染病的守则，个人卫生守则号召军民注意个人的饮食、洗浴卫生，勤理发、勤剪指甲、勤换衣服，早睡早起，清晨锻炼。公共卫生守则号召军民，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保持厨房、厕所和住房的清洁，要及时打扫灰尘，对衣服消毒和对传染病人使用过的厕所消毒杀菌，火葬尸体。传染病守则要求军民一旦发现传染病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普通百姓，必须立即报告。要保护水源，避免污染。传染病人必须被隔离，他们的衣服必须用沸水煮。红军官兵一年接种一次牛痘，预防霍乱发生，牛痘的功效在红军长征中也得以保持。
长征中红军也严格执行上述卫生守则和防治传染病的守则。红军各级医疗部门十分强调保持卫生的重要性。轻伤员必须保持自我清洁的习惯，护士每天要给重伤员进行全身的清洁，病人的食物、衣物和病人的身体必须符合卫生标准。要及时帮助病人排泄和换衣服。厨房、厕所必须要与病房和医护人员住处保持一定距离。保持病房卫生是护士的责任，病房必须干净，通风良好。医生和护士的住处也必须干净整洁。以上措施有效地降低了传染病发生概率。
三是红军的医疗体制比较灵活，工作流程分为战伤的紧急处理、后续处理和最终处理三个阶段，非常明确。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之前，红一方面军将战场紧急救护放到了连一级，从而使医疗救护深入到战斗第一线。要求每个连抽调一个有文化的士兵参加两个星期的普通疾病防治、战场伤亡救护培训。连队卫生员装备有一瓶碘酒、少量吗啡和鸦片片剂、一瓶高锰酸钾消毒剂、多卷消毒纱布、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根探针，可以同时对10个人施行急救。红军医疗部门规定，连级卫生员在完成培训后，禁止调动他们从事其它工作，连级卫生员也有权力调动连队其他普通士兵协助医疗护理。这就为第一时间处理、抢救伤员提供了有利条件。部队一旦出现战场伤亡，伤员就可以在前线得到紧急处理，随后被送到团级包扎所或野战医院，最后再被送到军级后方医院。
正因为如此，长征中，红军医护人员和战斗部队在一起，救护伤病员的距离相对缩短，伤病员生还的几率相对提高。已经历了多次反“围剿”作战的医护人员，其战场抢救伤员的经验非常丰富，这也提高了长征中伤员的生还几率。
长征中红军医疗团队的有效运转，是红军长途远征的重要保障。他们为中共军队战时医疗救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