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世闻名的长征途中，红军三大主力先后经过了川、滇、康、甘、青等省藏族居住区。这些藏区的存在，在红军的长途行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藏区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为红军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

长征前期，红军一直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处境十分被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回军事领导岗位。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引下，红军渡过金沙江，把国民党数十万“追剿”军甩在金沙江以南，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935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从宝兴县的跷碛藏区翻越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于懋功藏区的达维镇，从此正式进入川西北的藏区，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机会。自红军突围以来，所经地区不管是江西、湖南还是贵州，都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有的还被视为“中枢重地”，而川康藏区则地处边陲，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另外，川军内部矛盾重重，军阀之间混战连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川军对红军的“围剿”力度。所以，红军在川康藏区的停留时间较长，驻扎的地区也非常广泛，有20多万平方公里。更为重要的是，川康地区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位于青藏高原边缘，横断山脉纵贯南北，大江大河并列其中，“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马不能行”。从行军角度来说，这样的地理条件是非常不利的，但对急需休整的红军来说，高山大河无疑构成了一道天然的“防御工事”，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望山皱眉，临河叹息”。因此，从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进入藏区至9月走出草地，期间3个多月未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

事物都有两面性，这里虽然为红军提供了暂时的栖息地，但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制约着红军的长远发展，这也就决定了藏区不可能成为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地。遵义会议后，北上抗日正式成为红军的重要战略目标，党和红军把是否利于抗日作为寻找合适落脚点的重要考量因素。党中央曾一度提出过“与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大块苏区的设想，但很快就基于现实的考量和长远的打算，而代之以“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期间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新方针。

而要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即由松潘直入陇南，一即由川西北之纯粹番地入甘”。第一条道路由于松潘战役计划执行不力，被国民党抢先部署200多个团于松潘通道之上，红军先机尽失，只能选择第二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因为要经过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松潘草地，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被世人视为绝路。但这样的条件恰恰给了红军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机会。1935年8月17日，毛泽东在给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时强调：“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虽然红军过草地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红军正是从草地中打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通道，使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把守的松潘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以致于他们惊闻红军走出草地时频频叹息，连蒋介石都无可奈何地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总之，川康藏区特殊的地形地貌客观上帮了红军的大忙，如果不是藏区的高山峡谷阻挡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是任由他们像在江西、湖南那样对红军围追堵截，那么中国革命的最后一点火种是否还能保存都将成为历史的未知；如果不是松潘大草地的恶劣自然环境使敌人麻痹大意，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计划可能会遭受更多的挫折。

藏区大量的物资、兵力补充，奠定了红军长征胜利的物质基础如何解决兵员和粮食问题，是自古以来人们进行军事活动时必须面临的两大难题。同样，这两个问题也是红军最为头痛的。所幸红军长征经过的川、滇、康、甘、青五省藏族聚居区，虽然人口不多，物产稀少，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丝毫没有吝啬对红军的帮助，反而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将这片土地打造成为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物资补给站和兵员补充基地。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1936年4月30日，越过雪山进入藏族聚居的中旬县，由于红军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很快取得了沿途宗教领袖的信任，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红军筹粮工作收获颇大。“喇嘛寺见到红军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非常感动，帮助红军解决了许多粮食，并破格举行‘跳神'盛会欢迎红军代表。”在中甸地区，康藏“十三林”之一的噶丹·松赞林寺向红军出售青稞2000多斗（约2万余公斤）和牦牛、猪肉、红糖等食品，其他僧俗商家、富户也陆续向红军出售粮、盐等，共计为红军筹粮10多万公斤。1936年5月中旬，红二军团占领西康省德荣县城，全城不过十几户人家，并在红军到达前已逃走，导致无粮可筹。当地最大寺院龙绒寺在了解相关情况后，决定赠送红军青稞1.5万斤，并派人到附近农村动员群众出售粮食4.6万多斤以及大量肉类红军走过的水草地和酥油，帮助红军克服了闲难。6月中旬，红二军团抵达白玉县，当地白玉寺支援了红军一批粮食和3匹好马。在向甘孜进发途中，红二军团还得到了呷拖寺在物资方面的支持。

在张国焘错误指挥下，南下红军遭受严重挫折，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后，部队已由8万余人锐减到4万。此时，如果得不到一定的兵力补充，红军的处境将更加危急。在红军开展的扩编过程中，广大藏区同胞积极参加。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在今阿坝州境域内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5000人以上。金川县约有2000人随红军北上：茂县近千人（茂县第一高等小学就有100余人）；理番县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县135人；小金县300人；马尔康100余人（其中党坝一带就有72人）；黑水瓦钵梁子、维古一带50人；松潘县南部地区近100人。而红一、二、四方面军在川期间，全省至少有4.5万人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的重要生力军。藏区民众还主动为红军磨面、熬盐、运粮、充当向导、照顾伤病员，充分体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重要思想的正确性。

藏区地域广阔，民族关系复杂，为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

红军长征过程中，三大主力经过的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苗、瑶、壮、侗、水、土家、布依、白、纳西、彝、羌、藏、回、裕固、东乡等10多个少数民族。据统计，红一方面军行军371天，其中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2天，约占1／3时间；红二方面军长征走了18640公里，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走了5660公里，约占1／3里程；红四方面军长征经历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竞达15个月，约占3／4的时间。而在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又以在藏族区域活动时间最长。具体来说，红军在汉族区域为264天，占66.3％；藏族区域92天，占24.8％；苗族区域21天，占5.66％；彝族区域5天，占1.35%；回族区域4天，占1.08％；瑶族区域2天，占0.54%；侗族区域1天，占0.27%。可以看出，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藏族地区，在藏区民族工作的实践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不过长征前，党主要在汉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经济与文化、风俗与宗教还缺乏了解，也鲜有实践的机会。红军长征中如此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红军在进入藏区之前，就在全体战士中大力宣传民族平等的思想，要求大家从思想上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民族歧视。他们通过漫画、石刻、歌谣、标语、传单等形式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如“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彝、藏、回、番一致起来抗匪抗日！”等。这些口号不仅成为红军战士的行为规范，也成为消解少数民族群众疑惧心理的重要途径。红二、四方面军进入云南、西康藏区后，曾发表声明：境内藏、汉、回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任何人不准称呼藏族同胞为“蛮子”。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战士必须“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除此之外，红军还严格保护群众的物资财产。1936年春，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到达西康境内的藏胞居住区炉霍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煽动，群众躲进了深山，却把牛羊留在了家里。为保护藏胞利益不受损失，朱德向部队宣布了4条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胞的一草一木；在藏胞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红军进入甘南藏区后，明确要求红军战士尊重、爱护与宗教活动相关的物品，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部队不得进入喇嘛寺院，不动藏民供奉的神像、神龛、香炉等，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封门的“神符”和插在房顶、山上的经幡。

与此同时，党在民族实践中也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条件比较复杂，要想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少数民族的解放，就必须充分发挥藏族同胞的主体作用，帮助少数民族成立相应的革命组织和政权机构。1935年6月，中共中央于懋功发布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康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提出：“康藏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获得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帮助，而且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将直接影响着、帮助着康藏民族的解放运动。因此，康藏的民众要得到彻底的解放，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和中国苏维埃联合起来。”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其中在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问题上，会议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于（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这样一来，就把少数民族的解放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紧密结合了起来。在此思想指导之下，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川边甘孜藏区时，帮助建立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博巴自治政府（“博巴”或“波巴”，为藏语音译，意指藏族或藏人），后又在懋功、黑水、绥靖、崇化等地成立了藏民苏维埃。《红四方面军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也明确提出，红军拥护藏、彝民族的解放，拥护各民族自己的“联合会”“自治区”和苏维埃政权。

而要实现少数民族的解放，仅靠党的支持与帮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和动员一切少数民族同胞共同努力。因此，《中共大金省委第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金川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一切为自己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坚决反卖国汉官军阀国民党统治，及坚决反日反英反帝国主义的分子，不论阶级、不论部落，不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不论夷马模（伊玛目）、阿訇，不论什么军队，不论什么派别，不论什么宗教民族，都可以联合共同奋斗。”党还将统一战线策略成功运用于民族问题的解决中，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支持，为实现少数民族解放与革命事业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也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1935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强调，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1936年2月14日，中共金川第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作出《关于民族工作的决议》在总结过去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时强调：“在提拔培养民族干部方面，虽也提拔了一些番民干部，但还缺少更广泛有系统的去提拔更多的民族干部。特别表现着只在个别部门注意了提拔培养民族干部。对番民干部不相信还严重存在着，对民族独立即格勒得沙政府威信的提高等宣传解释工作是非常不够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等一大批民族干部迅速成长，为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在藏区的民族工作实践，极大地缓和了长期存在的藏汉矛盾，为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互助做了全新的诠释，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丰富经验，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