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更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关于群众路线的缘起和发展，相关研究已不在少数，但作为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硝烟中的群众路线，其缘起更重要的是与党的军事活动密不可分。中央“九月来信”作为研究红军军事活动的选题，研究同样成果丰硕，但并没有将群众路线的缘起与“九月来信”联系起来的相关研究出现。我认为，“九月来信”对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1929-1934)的革命实践萌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群众路线缘起与苏区时期的革命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坚持以鲜明的群众观点和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新型作风从事革命活动。党的二大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①]1928年7月9日通过的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更进一步，将“争取群众”作为“现时的总路线”。同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出和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文字记录。[②]
1927年3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集中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使得他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首创者。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要求“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③]党的七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看作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标志着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初步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在中共苏区，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密切自己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争取、团结、依靠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实现革命目标。
当时，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红色割据区域，均处于敌对势力的白色包围之中。自身弱小的党和红军，要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进而实现革命目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苏区的劳苦群众。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发展生产，保障军需民食，以及开展各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斗争，争取历次反“围剿”的胜利都与苏区群众密不可分：党自身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他们。可以说，没有苏区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支持和参与，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都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在处理党群关系中，如何有效地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需要党予以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问题。例如，在打土豪分田地阶段，有的贫雇农竟然不领情，不肯去住苏维埃政府分给他的地主房屋;在发展生产、改良生活方面，有的贫雇农不愿下工夫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只求眼前温饱;在防病治病、卫生保健问题上，有的群众宁愿信神拜佛，也不要红军医院的西医西药诊治预防等。[⑤]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此前所能碰到的，也不是过去一套硬办法所能解决的。
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进行土地革命过程中，依照苏区实际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完善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掌握了按田亩谷担(实收产量)分田的简便办法。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过程中，发现、总结并推广了群众首创的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妇女学犁耙等先进经验，挖掘、扶持了苏区各地传统的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生产项目，如铸造、白铁、织布、打草鞋、烧石灰、熬硝盐、制樟脑等。在防病治病、保障军民健康方面，充分利用苏区的草医草药，收集、推广民间偏方验方。[⑥]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并向群众负责的基础上，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的成果。
二、“九月来信”中对群众路线的讨论
1929年8月29日，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有关情况。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都至关重要，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并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⑦]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三人委员会集体研究、陈毅执笔、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1929年8月21日，根据红四军前委提交的报告、决议案与表册，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史称“八月来信”。“八月来信”声明：“关于红军中许多斗争策略问题及党内争论问题，我们均将等陈毅同志到后，与他作更详细的讨论，再给你们以更正确的指示与批评。现在只就你们所急盼回答与急应使你们知道与遵守的问题先述如下……”[⑧]“八月来信”和“九月来信”各自回答了红四军面临的部分问题，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对红四军面临问题的完整回答。无论从内容的互补性来看，还是从表述技巧上看，“八月来信”和“九月来信”都是密不可分的，完整意义上的“九月来信”应该包含“八月来信”。[⑨]
“九月来信”对政治宣传工作予以了高度关注。关于红四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这样介绍：“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把红军当土匪打。”为了扭转这个局面，红四军逐步加强了宣传工作。“八月来信”明确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并且强调：“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组织不得法，那是另一问题，然决不能因此便摇动了根本路线。否则我们的红军，为着何来?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又建立在哪种基础上去?”[⑩]就现有资料来看，还没有发现此前有什么文件对红军的政治工作如此重视。
在“八月来信”的基础上，“九月来信”侧重于进行具体指导：“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宣传工作务求其扩大，不要只限于红军游击区域以内，可用寄信方法及于大都会的群众，则影响更大”。“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大会，鼓动工农群众自动参加红军”，“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此外，“九月来信”还特地指出在宣传中不可以提“党管一切”的口号。因为：“将此口号放在群众中、群众组织中宣传，则必与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精神无异，必阻碍了群众自己建立政权的决心。”[11]
由于种种原因，红四军对群众的发动工作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陈毅这样汇报：“边界的割据……大半都是红军的割据，以实力造成，红军大半用的是染红的政策，而不是用说服宣传的态度，使得他们自己红起来的，因此在边界的赤白斗争中农民反水常常见到。”“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这与党的六大所强调的“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为此，“九月来信”在警告红四军 “有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的同时，强调指出：“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这些指示显然是十分中肯的，因为：“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12]
在如何发动群众方面，“九月来信”特别强调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注重群众的日常斗争。“九月来信”批评红四军：“在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要求红四军：“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其次，军事行动要为发动群众服务。明确要求：“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对于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或乡村中白色势力范围，应实行游击……发动群众斗争。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地去歼灭它，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前委对赣南、闽西的游击工作亦要同时注意，……然后才能使其与红军四军及东江斗争相策应。”“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界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再次，必须真正走群众路线。要求红四军：“对于需用品可以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应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所经地区无党的组织时，前委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如群众尚未组成工农会，则更应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一切政治布告等要与农会共同联名发出，增加群众组织的威信，使群众相信自己政权的力量。”“肃清反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而且这一工作要特别加深。”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才有意义”。[13]
三、“九月来信”对群众路线缘起的作用
“九月来信”中关于“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和“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的论断对形成时期的群众路线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中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先于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项英，在他发表于《红色中华》的署名文章中，正面阐述了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愿，关心群众疾苦，来达到做好各项工作的目的的观点;而且严厉批评、抨击了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从而败坏革命事业的某些政权机关及干部。他主持制定、颁布的中央政府法规法令，也充分体现了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主旨。[14]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要主持军事工作和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十分注意教育干部尊重群众、关心群众，进而影响群众、推动工作，而不是靠强迫命令过日子。1932年9月14日，他给中共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和南广县委书记聂照良写信，针对南广县急于成倍扩充游击队的情况，强调：“要注意不是‘拉夫式’，不是指派来的，要是经过宣传鼓动自愿到白区游击与发展新苏区的。”为了教育争取反动大刀会中被欺骗的群众，要组织武装宣传队、武装割禾队、分谷队，没收当地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苦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周恩来断言，这样做的结果，必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争取这些群众到苏维埃方面来。
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位置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在《把勃发着的群众劳动热忱组织起来》一文中，他正确地指出：“只在新的社会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军队能够有这样伟大的令人钦佩的劳动热忱和与民众生活的利益和痛苦的血肉般的关切!这就是工农红军的力量所在，这就是铁的红军常胜的根源!”在《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因此，他一再强调党的苏维埃政权要自觉地、最大限度地保护、激发和不断提高群众的革命热忱，加强与密切自己同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系，启发群众自己起来做主人，去争取苏维埃的胜利。他把党的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善，作为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一文中，他认为，加强苏维埃与劳苦群众的巩固的、亲密的灵活的联系，是“减少我们的错误，征服我们的弱点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吸引每一个苏维埃里面的代表来参加实际的管理与行政的工作，只有吸引最广大的民众来监督、检查与帮助苏维埃的各方面的活动，仔细地倾听他们对于苏维埃工作的批评‘自我批评’提议与意见，我们才能战胜苏维埃工作中还沉重的赘累着的强迫命令与官僚主义”。[15]
在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和政府工作的张闻天，也对群众路线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于1933年2月至9月撰写的题为《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的长篇论文中所阐发的党群关系论，是我党在执政条件下最早系统阐述党群关系的论著之一。文章指出，新的领导方式的目的，是在使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能够起到它的核心作用，是在使党变成领导最广大群众的党。因而，新的领导方式必然包涵有党与群众关系与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内容。新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是同群众在一起的，说服群众，领导群众的。而官僚主义的旧的领导方法是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在苏区，由于政权在党手里，这更便利于官僚主义者依赖政权去达到其目的。因而更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党所以能说服群众，使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是因为党有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党的每一决定、口号，都是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假如党犯了错误，党的政策不能代表群众利益时，党就必须承认错误、修改政策。总之，党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同群众在一起，依靠群众去完成党所提出的正确的任务。要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领导者，便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耐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因为群众常常能创造出许多实现党的策略与口号的新的具体方式与方法。张闻天在《二苏大会的改选活动与苏维埃的德漠克拉西》等文章中，还多次谈到怎样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归纳起来，其办法有：(一)实行政权民主;(二)吸收所有的苏维埃代表与群众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三)使公民学会使用召回权和改选权;(四)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五)在报纸上予以无情的揭发与打击;(六)组织群众法庭;(七)把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的斗争，同苏维埃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16]
长冈乡群众说的好，“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17]，共产党也因此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迅速发展，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把党的最低纲领首先在苏区付诸实现。蒋介石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动用越来越多的兵力、物力和财力，对苏区进行越来越残酷的“围剿”和封锁，都只落得当了运输队长，无功而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长征北上后，党所以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在自身力量极其微弱的情况下，领导苏区人民坚持游击战争，壮大革命武装，为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积蓄了宝贵的力量，还是因为人民群众信赖共产党，还是因为党坚持了群众路线。
苏区时期是中共历史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使党在组织上得到空前发展——1929年春，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之初，赣南、赣西和闽西约有党员6000余人;到1933年夏，中央苏区疆域鼎盛时，党员总数已超过13万人(包括红军中的1.5万人左右)，占其时全国党员总数的44%。[18]同时，也使党在思想、作风建设上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
在1941年，毛泽东充分肯定苏区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时说：“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我们党基本的领导方法。党的七大进一步把群众路线提到关系党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党的性质的高度。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把密切联系群众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19]
作者简介：
贾宇飞，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②] 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J].学习月刊，2009(23)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⑤] 《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⑥] 《永丰的查田运动初步检阅》——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⑦] 陈毅年谱：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⑧] 周恩来军事文选： 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⑨] 中共中央 “九月来信”探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9
[⑩] 陈毅军事文选[M].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6
[11]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12] 周恩来军事文选： 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13] 周恩来军事文选： 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14] 《红色中华》报第31期第7版、第43期第1版、第58期第5版
[15] 秦邦宪(博古)文集[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6] 张闻天年谱(上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1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18] 《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