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道器变通——毛泽东引导社队企业崛起的红色企业家之道初探
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李克勤
【摘要】1、在道与器的认识上毛泽东实践哲学的重大突破。2、毛泽东对社队企业的探索、预言与创业：(1)毛泽东对农村的农民与农业的系统分析;(2)毛泽东引导社队企业和培养红色企业家的基础环节:合作化运动;(3)毛泽东为合作化的“群众领袖”而兴奋。3、毛泽东培养红色企业家是一种无为之道：(1)毛泽东的政治风度对红色企业家的影响;(2)陈永贵的政治挂帅里包含有企业家精神;(三)毛泽东的道器变通进入到了无为而治的状态——上无为而下有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无不为。这对于我们处理社会主义阶段计划与市场关系，具有极其重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道器变通 毛泽东文化 社队企业 集体经济 红色企业家
企业家其内在的含义就是创业者，没有创业，也就无所谓企业家。曾经的企业家假如停止了创业，也就不再是企业家。毛泽东一生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不断革命”(马恩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P392)，从未停止过创业。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创业历程看，如果把新中国比作一家企业，他无疑是中国首席企业家，而他不是出于私心而创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色企业家。他的创业实践，影响了一大批人，除了和他一起闹革命的那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培养了一大批创业型干部，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在农村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就称他们为“群众领袖”，正是这一批群众领袖带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路线，用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村工业萌芽由人民公社时期社队企业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探索中逐渐壮大，后来通过农业学大寨，农村的红色企业家群体初步形成，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他们就成了名符其实坚持在集体经济范围内，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红色企业家，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吴仁宝、郭凤莲、史来贺、雷金河等。毛泽东这个大企业家，培养一大批小企业家的历程，在人类这个范围里看，无疑是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我们这里对毛泽东引导社队企业崛起的红色企业家之道——道器变通[1]，做一个初步探讨。
一、 在道与器的认识上毛泽东实践哲学的重大突破
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作里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毛泽东本来讲的是常识，而可人们常常忽视这些常识。
人们比较多的谈论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而以为道是一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神秘的东西，对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更多是从抽象的角度加以认识。《易经·系辞上》有这种说法：“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讲了“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是人们更多只是分别理解了“道”、“器”，以及“变”、“通”。
毛泽东揭示出过去人们之所以不好把握道，把道搞得神神秘秘，就在于将道与器割裂开来认识。更直接地说，就是人们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道，看不出，看不清道与器的辩证关系。这样就很容易把精神上的东西，仅仅看做道上东西，从而把道变成了一个固化的虚拟的概念。同时又以为器物是人创造的，却看不到人是因为有思想，有道，才能制造器物。道器变通是人的一个基本的行为概括，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是常见的现象，可是由于在过去统治者总是想愚弄百姓，他们千方百计模糊一些常识性的概念，以此达到模糊人们认识的目的。久而久之，中国人虽然重视精神层面的事物，但是把处在精神最高层面的道，变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虚无缥缈的神神秘秘的东西，可望不可即。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结合中国古代先哲留下的文化精髓，从社会实践角度不仅明确提出了道与器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提炼出精神与物质可以互变的新道，这样就把道拉回到现实中间来，道不是不可认识的，关键是要有人，要有敢于去认识道，敢于去追求真理的人。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样在毛泽东的道里面，创业者的形象就具体了，他们就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认同马克思主义这个道的共产党本身就是创业者，这个创业过程的描述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循环，就是道器变通。
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上的一个大突破。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就明确宣布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15 页)毛泽东的这个道器变通新哲学来自群众的实践，他又用他特有的方式——群众路线，运用于广大的农民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身也可以解读为道器变通的过程。真正的走群众路线的人，真正走了群众路线的人，就能够实现道器变通。在道这个层面，在哲学这个层面，是可以这么说的。
在具体的实践中，又该怎么去做，怎样才能做好，那不是口头说了算的。也就是说正确的路线有了，下一步“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所以，毛泽东在实践他的红色企业家之道，完成一个又一个道器变通循环时，他抓了一个关键环节——培养创业型干部，其中很多基层干部后来成为红色企业家。红色企业家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他们带领群众不断创造出新的器——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且有新的思想观念，新的做法，在农村创造了一个被毛泽东称作“光明灿烂希望”的社队企业。这个时候，毛泽东探索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之道，逐渐清晰了，即“农业就是工业”，农村工业化。
二、毛泽东对社队企业的探索、预言与创业
1959年毛泽东说：“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9页)。
这是一个神奇的预言。到了1975年在社队企业的一次批示中，毛泽东再次讲出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像吴仁宝领导的华西大队(村)的企业已经显示出光明灿烂的希望。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社队企业继续发展，1983年社队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11.7%。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那神奇的预测。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预测呢?
现在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他对于中国农村文化，也就是对农村的农民和农业，有着非同寻常的了解和认识;二是他不是停留在预言家的口头上，而是坚持不懈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句话，他的预言是干出来的，也就是道器变通。
(一)毛泽东对农村的农民与农业的系统分析
关于农民，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也就是著名的《论联合政府》，其中第六部分“土地问题”，毛泽东有一段专门谈“农民”的。 他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接着，毛泽东从中国工业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两方面，给了农民一个清晰的现代定位：“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虽然只有简单的两句话，但你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精辟概括，真是高屋建瓴。
下面他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这里我们不必多说，显然也是符合实际的。
而这一句：“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恐怕也是令人浮想联翩的，最近若干年，我们不就是在农村搞了大量的民主政治试点吗?
不过，他给的最后一个农民定位，则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做长期努力的。他告诫我们：“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里他无疑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依然不能忽视这些问题。
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的预见，极其准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从革命开始阶段对于农民问题的思考，一直保持连续性，到了七大时，已经思路已经走向成熟。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农民问题的大师，农民问题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是毛泽东文化研究中一条主线。农民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谁正确认识和把握了这个问题，谁就把握了中国革命建设的前途和方向，谁就把握了道。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成功解决是毛泽东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始终倾心关注农民问题，他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成熟的认识过程。
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作了进一步艰辛的探索。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系统论述了农民之后，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精辟论述了中国的农业问题，提出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奇特命题。注意不是著名而是奇特，因为这个命题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正如老人家很多思想一样，刚提出时很多人不理解，往往还遭到反对、抵触，多年以后忽然发现原来他是那么富有远见卓识，这就让人不得不珍惜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老人家50多年前的论断。
毛泽东在那次“讲几点意见”中的“第七点”，专题谈“农业问题”，没有想到老人家不经意之间，系统阐明了农业的基本问题。
他首先结合当时的形势指出：“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这让我们知道那是根据当时国内合作化形势，以及国外(主要指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作为背景来谈论农业问题的，这是这是基于一种自信的心理和开拓的志向来谈论此话题的。
如果说毛泽东前面是起了个好头的话，下面马上进入正题：“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原因在于“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这就是后来他说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接着他从6各方面作了展开说明。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显然，粮食问题，进而农业问题，绝不单单是个农业问题，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所谓全局，就是全国的全局，就是政治问题。很多朋友至今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那么重视政治，以为政治是空洞的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政治就是人民大众的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年青时就说过“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吃饭就是最大的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难道不该重视?
如果从道器变通讲，毛泽东最重视的器就是粮食，这是现象。深入现象来分析，他真正重视的是道——用什么样的道去指导对器的生产，以及谁去生产。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请注意老人家这里讲的“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和“粮食的商品率”，这难道不是新中国农业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概念吗?同时这里已经明确了工农联盟，不仅有政治上的必然联系，而且其中包含有经济上的牢靠的纽带。这便是他讲的以下两条意见：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这也是对他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精辟论述农民的理论深化，无疑经过12年艰辛探索，毛泽东已经比较成熟认识到了中国农民和农业在建设时期的基本问题。
不过，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继续探讨农业的大发展，他那时已经把眼光定在国际市场上了。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这是不是有点国际化的工农联盟味道?要知道，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方针的提出，这个新道道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基于事实的求真，是名副其实的实事求是的结果——就是他的道器变通。在我们还不能生产很多机器设备时，继而我们无法用机电产品出口创汇时，是我们可爱的农民兄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用自己省下的鸡蛋，交给国家，去换回了我们造飞机、机车、轮船所需要的设备，这样我们才逐渐从仿制，到设计，到研制我们自己的“工作母机”——机床，我们自己的万吨水压机，从而搞出我们自己的“两弹一星一艇”(一艇指战略核潜艇)，农业的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谁有我们敬爱的毛主席认识透彻呢?
由于毛泽东有“农业就是工业”的认识，而工业靠企业——有一定道为指导的器来完成。所以，农村社队企业必然代表着光明灿烂的未来希望。所以让农民成为具有企业性质组织的成员，以及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干部，就是农业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二)毛泽东引导社队企业和培养红色企业家的基础环节:合作化运动
企业家不是个体户，企业家是因企业而存在的。所以农村产生红色企业家，前提是要有农民群众自己的带有企业性质的组织。毛泽东道器变通在这一点上的突破，就是发现并组织了农村合作社。使得分散的农民个体经营模式转化成有组织的，带有企业性质的生产。
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根据地军民的探索起步阶段。延安南区合作社成立于1936年12月。在革命战争年代，南区合作社始终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从边区的实际和群众生活需要出发，艰苦创业，从一个单纯的消费服务性合作社发展成集供销、生产、金融、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为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概括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发展的道路，为陕甘宁边区合作社树立了一面旗帜。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他说：“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第二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
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三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四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合作化运动的意义重大，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党中央形成共识，有个细节不可忽视。
1951年7月15日在回复黄炎培“能战然后能和”信件半个月后，薄一波回忆，“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协作)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因为被毛泽东说服的对象都是党内读过《资本论》的高级干部，响鼓岂用重锤，轻轻一点拨，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豁然开朗。(马社香： 毛泽东支持山西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理论依据 党史文汇 2013年第2期 )
合作社从局部突破，到全国的整体推进，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说服力，使得全党形成了共识，这是社会主义红色企业家不同于一般企业家的决策程序。
一般企业家往往是个人具有独断权。而红色企业家必须走群众路线。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也是走群众路线的。这就为基层干部做了表率。这种表率作用从井冈山时期就有了，到了解放后，在基层已经形成了风气。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一批农村基层的“群众领袖”。
(三)毛泽东为合作化的“群众领袖”而兴奋
毛泽东1955年在《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中指出：“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毛泽东讲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王宏斌、大寨郭凤莲那样的人物。我们今天叫他们为“红色企业家”，这样的人物是怎样产生的呢?
毛泽东读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从“违背领导意愿”，我们知道领导处心积虑安排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这里的“领导”是需要反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领导往往缺乏独立思考，不善于从实际出发，经常不实事求是。
从“由群众自动办起来”，我们很容易想起市场的作用，毛泽东时代也有市场，任何时候都有市场。只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市场主体是群众。
从“合作社”，我们知道领袖人物必须是组织的领袖，没有组织，组织不好，也就无所谓领袖，合作社正是集体经济组织。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能够这样得出红色企业家的定位：红色企业家是“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是基本的定位;红色企业家的产生是与环境有关的，适当的环境必定会有红色企业家产生，在中国农村必须要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环境;红色企业家是由群众自发地选出来的;红色企业家与集体经济融合在一起[2]。
谈到这里，农村基层主要干部能否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带头人，就成了一个节点。
三、毛泽东培养红色企业家是一种无为之道
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之道逐渐清晰之后，在社队企业已经在农村广阔天地呈现以后，毛泽东就没有像以前那样过多亲历亲为，而是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无为而治。他更多是在大方向上，也就是不单纯为了社队企业的发展而动用全国的资源，而是在全国一盘棋里，让基层干部去结合地方实际来掌握社队企业的发展。所以，社队企业一直处在计划经济体制边缘地带在探索。社队企业和其带头人天然具有市场意识，一旦搞起市场经济来，他们的竞争力也就可想而知。毛泽东对于那些后来成为红色企业家的影响这是更多是一种文化影响。
(一)毛泽东的政治风度对红色企业家的影响
毛泽东政治风度，不是指毛泽东的才干，也不是指他的政绩，而是指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事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领袖风度，从企业这个角度讲就是大企业家风度。风度，就是一个人的风范和气度。细说起来，风度的风，可以看成一种风力;度，则可以看做一种格度，即品格气度、规格形制。我们知道，风力强，就会所向披靡，甚至势如破竹，因此风会有破坏的可能性。如果风有度，那么，风所到之处，就会在破的同时，会有所立。这就是毛泽东政治风度，用老人家的话讲就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里在其中。”
毛泽东政治风度之风力来源于他对人民利益的忠诚，而风力强盛的动力，来自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改造现实社会冲动，尤其是来自于对告别中国人民痛苦过去的强烈愿望，来自他天生与后天练就的无与伦比的革命意志。这些恰好是那些土生土长在农村，从小就熟悉毛泽东的思想，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具有很深感悟能力的村落杰出干部，完全可以学习、学会一些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学得不错。
毛泽东政治风度之度，除了他本人的思想、行为讲究辩证法以外，更多体现在他与他的同志、朋友、合作伙伴关系上。毛泽东重视党的领导，重视干部，重视干群关系，反对干部替群众包办代替，这是农村干部熟知的。直到现在，村支书依然是村落的最高领导，这是毛泽东的传统。毛泽东对于集体经济的导引，农村村落的那些优秀干部，早就从骨子里面心领神会。
这样，一旦搞起市场经济，村落企业有了一些相对自主经营权，那些村干部，特别是村书记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土企业家。他们不太懂现代企业管理，但是他们身上有一些毛泽东政治风度，他们就可以用自身的“风”去扫除前进中的障碍，同时又善于把握工作的气度，善于立规矩，不知不觉，这些人成了具有人格魅力的村级领袖，加上他们还比较善于学习，肯于钻研，逐渐懂得了市场里面的一些道道，慢慢他们就崛起了。
由于毛泽东政治风度后面，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有系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有道，这些东西毛泽东当初就是给普通农民做的，农民不难理解。只要一个村干部不是自私自利太重，他结合具体实践，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往往能够作出成绩，因为村民从文化上比较认同这些套路。
毛泽东政治风度，出自农民本色，成于农村革命和建设，和农业密切相关，和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分开过，他的风度就是“三农”型的，这是一种文化使然。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更需要从农民中间发现和培养红色企业家，他天然地也更善于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培养人才。到了1960年代初期，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才——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层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二)陈永贵的政治挂帅里包含有企业家精神
在毛泽东时代出了很多英雄，人们往往把他们和政治挂上钩。的确毛泽东是比较讲究政治挂帅，这难道错了?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政治的含义，你就会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是政治挂帅的。如果一个政治家不政治挂帅，他的政治主张怎么让人知道，又何谈施行他的政治主张呢?有些人无非是想说经济挂帅比政治挂帅好，其实这样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挂帅，这种观点不就是一种政治吗?在企业同样也不能没有政治怪帅，松下幸之助说：“一个企业的成功，当然涉及许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而是否有正确的经营理念，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经营理念居于主宰企业成败的地位。经营理念之于企业，犹如罗盘之于航海中的船舶;因此，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松下幸之助：《企业家的经营艺术》第96页，97页，96页，98页，99页。)道器变通是一般企业家成就事业的一套方法。而毛泽东的道器变通有其特殊性。
所以，问题不在于政治挂帅，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政治挂帅，以及怎样用政治去挂帅。
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毛泽东时代的最著名的农民英雄陈永贵，看看他的政治挂帅是些什么内容，看看那些内容是否是空洞的!只要认真研究一下陈永贵的创业经历，就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挂帅里面就包含着我们今天极其需要的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陈永贵用心感悟毛泽东，成为毛泽东文化的知音。
1、回顾大寨精神提炼的历史过程
我们知道，陈永贵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寨人民创造了奇迹，打动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陈永贵在1975年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理。
历史上最早概括大寨精神的是中共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后来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1964年1月，陈永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了介绍大寨经验的报告，引起了轰动。3月28日，毛泽东南巡途中，在河北省邯郸车站的专列上听取了山西省委主要领导陶鲁笳关于大寨事迹的汇报，并对大寨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誉。此后，在南巡的讲话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农业要想搞上去，主要依靠大寨精神。当时，周恩来正在主持起草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他决意把大寨精神写入报告。为了把情况核实清楚，1964年4月下旬，周恩来特意派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带工作组到大寨实地调查。
经过20多天的深入考察，廖鲁言给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大寨的业绩。并在山西省委总结的基础上，把大寨精神具体归纳为6条，即：1.革命思想和雄心壮志;2.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3.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依靠贫下中农;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5.改造人的工作;6.共产主义风格高，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这6条全面、系统、完整地概括了大寨的经验，为周恩来总理提炼、归纳大寨精神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读了调查报告后经过和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研究后，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句话，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并将它庄重地写入了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由此可见，大寨精神的形成走的是群众路线，农业学大寨的决策过程同样也是走的群众路线。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群众路线始终不分离，红色企业家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
2、陈永贵完全可以说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
近50年过去了，大寨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多坎坷，但周恩来手书的“大寨精神”仍庄严地悬挂在大寨展览室，铭刻在大寨人心中。陈永贵和他的创业团队干出来的大寨精神，影响了一个时代。今后，这种精神还会依然影响中国。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大寨精神里面有我们干企业特别需要的创造勇气和创新精神，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企业家精神。是的，陈永贵身上确实有企业家精神，只不过当年没有这个名词而已。
长期以来，企业家的概念通常是从商业、管理及个人特征等方面进行定义。进入20世纪后，企业家概念的抽象——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就已拓展到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的领域。而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家转到政府或社会组织工作非常普遍，也不断提出和实施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造政府服务工作和社会管理工作。
从“企业家精神”这个术语的内涵上分析，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品质，“精神首先是一种思想形式，是一种驱动智慧运思的意识形态，”但“精神不完全是仅仅表明个人意识状况或过程的心理的、主观的概念，精神相对于意识，它似乎应该是对意识的一种价值抽象。”企业家精神也是表明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的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企业家群体独有的显著的精神特征就和其他群体特征区别开来，人们日常也把它看作是成功的企业家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并以此标尺可以识别、挑选和任用企业家。
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创新当作企业家精神的灵魂，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中国就要注意一个前提，那就是自主创新，因为西方有自主的传统，人们人们认为自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文化里面自主的成分不多，所以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就特别强调“独立自主”这一条，而陈永贵正是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创业者，创新者。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出乎意料的是，当这些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比原来的更好。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如果把大寨大队比作一个企业，把他们通过农田基本建设搞出的举世闻名的层层梯田比作他们自己生产的设备，而把农作物当作他们的产品，那么大寨和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就比较接近了，而陈永贵无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红色企业家了。
陈永贵的精神气质的确很像企业家，一般企业家就不一定有很高学历，他的个人悟性强，似乎天生就是个领袖人物，富有冒险精神，而自身敬业、勤奋、合作、执着的习惯常常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和效仿，进而带领身边的人去干一番事业来，陈永贵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他带领大寨人“三战狼窝掌”，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大寨文化，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3、陈永贵为社会主义的村落红色企业家树立了榜样
陈永贵的意义绝不止于过去那个年代，他是我们毛泽东文化的感悟者，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知音，他学历不高，但是他是读懂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他也悟透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仰和理想，所以他才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一位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创业者，几十年过之后，我们发现陈永贵领着他的创业团队搞得那一套，竟然在大寨村的企业里，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工作，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4、郭凤莲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村落红色企业家
大寨现在的领头人郭凤莲，就是当年的铁姑娘队长，1980年4月，郭凤莲被免去大寨党支部书记职务，调到晋中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后又在昔阳县公路段任职。1991年当大寨出现萧条是，郭凤莲又被请了回来，她被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挂职回大寨担任党支部书记。1992年当选为昔阳县政府副县长。1994年兼任山西省妇联副主席。1994年改任昔阳县委副书记。从那至今她带领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进行了“二次创业”，让大寨村集体经济得到了世人瞩目的发展。
郭凤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在她的领导下，大寨利用煤业起家后再发展农业产品加工，现已发展成11家企业，涉及杂粮加工、猪牛养殖、奶业发展、秸秆加工等10多个行业。以"大寨牌"冠名的农副产品有30多种，每年实现利税4000多万元。全村总产值由此实现三级跳，由1992年的327万到1997年的4796万直至2002年达到1个亿。这一起一落后，郭凤莲和大寨再次站在聚光灯下，展现出大寨人的新风貌。
如今全村又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也就是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免费上学，考入大学的村里每年发放奖学金;村民全部实行集体发放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五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和六十岁以上的男人都能领到养老金。大寨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具有内在活力的。
2006年3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在陈永贵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讲过一段充满感情，又意味深长的话，她说：
“我们要牢记老书记的教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要学习先进单位的好经验，不断充实自己;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喊破了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打铁先得本身硬，革命先革自己命;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哪有甜……同志们想一想，这些豪言壮语出自我们一位朴实农民带头人之口，他曾激励了大寨几代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陈永贵“他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改革开放离不开这种精神，我们要以陈永贵同志为榜样，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迎接时代挑战，带领大寨人，团结奋进，锐意进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大寨而奋斗。”
看得出来，郭凤莲不仅是个实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极高理论素养，富有哲学思维的领导者——群众信得过的红色企业家，她不愧为陈永贵在大寨创业的接班人。这说明大寨的合作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创新[3]。
陈永贵的政治挂帅空洞吗?那整个就是一套企业文化，有思想意识，有形资产(人造田)和无形资产(大寨品牌)一应俱全，更不用说那深深在人们心中扎下根的创业精神了，这样的道器变通方式，经过50多年的洗礼，必将进一步焕发出新的活力来。
(三)毛泽东的道器变通进入到了无为而治的状态
毛泽东的道器变通始终不脱离道与器的辩证关系处理，道和器这对矛盾，多数时候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道的认识，可以早一点，但是要想让道变成器，就不能过早，过早就是半夜鸡叫，就是“左倾”，也不能过晚，过晚就是右倾。怎样做为好呢?还是群众路线，要让群众自己觉悟，领导者只能多引导，而不能依靠强迫命令。毛泽东特别善于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创业初级阶段，亲历亲为比较多，像在全国合作化运动时做的那样，后来到了农业学大寨时期，毛泽东更多就依靠一级一级的党组织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来工作。毛泽东没有亲自去大寨，他是听山西省委的领导人陶鲁笳介绍陈永贵的，回到北京又派周恩来总理去主抓这件事情，在农业学大寨这个全局上，他不在第一线，但是他有值得信赖的同事和基层干部，还有广大群众，他的工作方式是大企业家的风范，也是中国管理的至高境界——无为而治，上无为而下有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无不为。这对于我们处理社会主义阶段计划与市场关系，具有极其重大的启发意义。
这个对于基层的那些后来成为红色企业家的干部来说，短期内给了他们更多创造创新的空间，长期来看，他们也受到无为之道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毛泽东的无为而治就使得陈永贵的文化影响，在纵横两方面都得以实现。
陈永贵是基层干部，这对于基层骨干而言，他比毛泽东本人具有更加具体的道器变通，在纵的方面，陈永贵的接班人——郭凤莲也成为红色企业家;在横的方面，以吴仁宝为代表的一批学大寨模范，都成了红色企业家。
吴仁宝最佩服的农民就是陈永贵。吴仁宝吸收了陈永贵创业方面的精华部分，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这和私营企业文化有着本质区别。
处于集体经济中的红色企业家之道，精通市场，善于经营，这个和一般企业家是相通的，不然就不能称作企业家。同时，吴仁宝他们又超越于市场经济的一般思维，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他们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例如，吴仁宝以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并且身体力行，在他所领导的华西村党组织的艰苦创业中，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吴仁宝这个红色企业家的道器变通可谓举世闻名。
吴仁宝从大寨精神，大寨创业之道里获得了有益的东西，大寨之道转化成吴仁宝的创业之器，从而吴仁宝的企业家之道进一步完善。他更擅长“逆势之思，顺势之为”[4]。当华西村先富起来成为“天下第一村”之后，又无私的帮助了许多村落，其中包括无偿帮助郭凤莲回到大寨开始第二次创业。这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色，是红色企业家之道的应有之义。
在这些红色企业家里，雷金河[5]、史来贺[6]、吴仁宝相继去世。而他们所在的周家庄、刘庄和华西村，依然走在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之道上，因为他们的接班人还是具有红色企业家精神的人。
毛泽东的道器变通，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领域，他在道这个层面首先通过过去的实践及时发现，深入总结出新道道，力求在思想上突破，因为道的创新，而给器的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他就社队企业作出的神奇预言，就起了这个道器变通的作用。他有不止于一般预言家那样的近乎空谈的纸上谈兵，而是身体力行，亲自实践。他实践的方式正式他最擅长的群众路线。在群众路线里，他引导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认识思想，学习哲学，探求现实的道，然后把统一的思想，变为行动，创造出现实的器物——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生产人们需要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这就是毛泽东在对道与器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加以马克思主义化的认识突破以后，在实践上的突破。这首先是人的突破，人的思想认识的突破，是道的变，进而引起在器上的变，道与器之间的变，就展开了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了，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总的道的指引，这个道就是毛泽东指引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将群众路线“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也就开始循环了。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里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毛泽东道器变通的特征。
毛泽东走群众路线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不仅仅把群众路线当做手段，更重要的是把群众路线当做目的本身——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在毛泽东那里是道与器的辩证统一，是道器变通。当我们今天看到大寨、华西村、刘庄、周家庄等等，这些名副其实的具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共富村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当年预言的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在这些地方变成现实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的红色企业家之道而感叹!
参考文献
[1] 李克勤. 企业家成就事业的道器变通. 经营与管理 [J]， 2009.(2).
[2] 李克勤. 江阴长江村：集体经济与村落现代化. 中国集体经济 [J]， 2009. (05上)
[3] 李克勤. 大寨合作文化的传与新. 中国集体经济 [J]， 2008.(09下).
[4] 李克勤. 吴仁宝的企业家之道：逆势之思，顺势之为. 中国集体经济 [J]， 2009.(4).
[5] 李克勤. 周家庄“老坚决”的实践勇气. 中国集体经济[J]，2009.(03下)
[6] 李克勤. 刘庄的“红常青”史来贺: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中国集体经济[J]，2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