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本文于2008年发表于毛泽东旗帜网，本网转载时略有删节。
今年(2008年)4月11日，是我们所敬仰的革命老前辈王震同志的100岁诞辰。今年也是他永远离开我们的逝世15周年。
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不能不深深怀念他作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光彩照人的辉煌一生和重大历史性贡献。也不能忘记他作为一个真诚、正直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革命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方面的高风亮节。不但如此，若干年来他对于国内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的现实问题，也同样曾经给予了极为鲜明的关注和重视，表示了他一贯坚定、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的立场方法和态度，做了大量值得敬佩的工作。
因此在他老人家100岁诞辰和逝世15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深深表达我们的追思、怀念和敬佩之情!历史不应也不会忘记他，当然更不能听任对他的任意歪曲和亵渎!
然而，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拜读了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的一篇奇文，这位作者(辛子陵)在文章中竟然从一开端就明确把王震同志描述成一个对资本主义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和“向往者”，把他说成是一个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忏悔者”。文中居然说什么，王震同志在访问英国后，曾明确对人说过：
“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样一种至今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见过的论断，为什么竟然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作出，这岂不是怪事一桩吗?而如此重要的言论被反复引用，为何竟不见诸当时的正式报道?根据又究竟何在?
可是作者却据此进一步得出了如下判断：“看起来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道路’并不是那么可怕，恰恰是我们梦寐以求实现不了的幸福社会。自视为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人办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和长期以来我们某些革命经典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有关。比如，《共产党宣言》。……” “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影响。”
由此他又接着得出如下论断：“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最后他更进一步对党中央一向坚持的“反对和平演变”也做了彻底否定，居然得出了如下论断：“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
请看呀!仅从作者的上述这些肆无忌惮的狂言中，他不仅仅完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进行了全面、根本性的彻底否定和亵渎，而且更是把从《共产党宣言》为开端，一百多年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都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了。而王震同志却成了他这种观点和论断的“典范”和立论的重要“根据”!这不是怪事一桩吗?这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吗?这又是为什么?这又说明了些什么?
在我们的老前辈王震同志临近百岁诞辰之际，在我们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居然出现了如此肆无忌惮地从源头上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荒诞言论，并反复张扬，不是很值得人们震惊和深思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难道不值得对此做出自己明确的思考和反应吗?沿着这样的思路和论断，又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因该文是“从王震访英说起”为“开篇”或“引言”的，把所谓王震同志的“言论”作为他立论的“根据”，那么在纪念王震老1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搞清楚王震同志一生的真实革命历程和业绩，他一生的信仰、追求、处世的真实面貌。王震同志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崇拜者和向往者呢?过去一向被他们称之谓“左王”的王震同志，怎么又摇身一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崇拜者和向往者呢?这难道不值得思考和回答吗?
其实，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王震老的漫长革命经历，从苏区开始到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丰功伟绩，就不难看出作者的描述和论断是多么荒诞无稽。
众所周知，王震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革命一生。是一个伟大、坚定、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丰功伟绩和赫赫战功。
我们同样可以说，他不仅是在战争年代不亏为一个英勇善战的革命将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而且在不同时期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同样做出了传奇式、有开创意义的重大贡献。
其中，首先就包括从四十年代开始的延安时代，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四面围困，民不聊生、生活极其困难，甚至濒于死亡绝境的条件下，响应毛泽东、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中央关于“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正确号召，率领当时他所属的359旅指战员，在陕北极端荒芜的南泥湾开展了大规模、气势磅礴的大生产运动，把南泥湾变成了“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见贺敬之同志作词的歌曲《南泥湾》)。后来这种大生产运动，很快就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广泛展开，对于渡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章。
新中国开始，1949年他又率领10万大军进军新疆，在人口稀少，地域辽阔，但又十分贫困的新疆大地上，建立了大规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展开了艰苦卓绝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对改善荒漠的大西北同样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大大改变了那里的生态环境和落后面貌。因此，他被认为是“新疆农垦事业的开拓者”。
1954年他又率两万大军，开赴东北，被人们认为：“点燃了北大荒的第一把火”，开展了北大荒生产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建设。此后正如当年“烂泥湾”变成“南泥湾”一样，广阔荒漠的“北大荒”就逐步变成了“北大仓”!成为至今在我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粮食基地。因此他被誉为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农垦事业的奠基人，是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卓越的决策者、领导者。……揭开了中国垦殖史上气势磅礴的篇章”(见《农垦事业的奠基人——王震》一文)。
他不仅对建国前后农业经济建设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卓越贡献，促进了山河面貌的改变，对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景况，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样也大大改善了当时“地广人稀”、“东富西贫”、“南富北贫”的非常不平衡的严峻现实和巨大差距。
其中有一个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据我所知，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所在的山东解放区，曾经因为残酷战争的关系，许多男青年大量参加解放军，在战争中不少人英勇献出了生命，因此在农村就产生了大量“寡妇”，一些未婚的女青年也找不到“对象”，出现了男女比例的极不平衡的十分严峻的状况。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就有近十万年轻妇女，响应有关方面的安排下西上大西北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在那里安家落户，大大改善了当时因战争造成的人口极不平衡的严峻情况。对改变大西北农业落后状况也产生了巨大作用。最近又看到一个十分感人的材料，题为《妓女改造——穿上军装西上天山》。文中提到，1951年上海正式取缔娼妓制度后，在被取缔、改造的9000多人的娼妓中，竟有920余名正在改造的妓女，自愿报名，穿上军装，编成4个连队，登上西上天山的火车，正式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几十年来她们在那里不但得到了改造，改变了自己的精神面貌，而且产生了许多先进人物，为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同样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难道不同样是闻所未闻的吗?
这也足以说明，他积极参与的这些重大举措，不仅是对我国建国前后的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产生了难以磨灭影响。而且也对我们国家和社会精神面貌的改善和进步，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南泥湾精神”、“新疆建设兵团精神”、“北大荒精神”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不是同样在焕发民族精神、塑造新人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和影响吗?对于今天的中国不是仍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吗?
这对于当前某些“精英”人物所谓的我们在建国以来完全、根本不注意经济建设的观点，不同样是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吗?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重大举措，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创举”?是不是一种“创新”?是不是一种“改革”?是不是一种“思想解放”?是不是一种“进步”?是不是一种“保守、抱残守缺”?在人类和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创举和先例吗?没有!没有当时的那一天，难道能有今天吗?但是，这些重要的历史为什么竟然成为新中国历史的“污点”被根本抹杀了?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
而产生这些大大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丰功伟绩,恰恰是来源王震同志那一代革命前辈，高尚、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坚定的节操。并且是一种前后一贯和始终坚持的自觉信念。也就是说，对于像王震同志这一辈的许多革命家来说，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不管自己的早年或晚年，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或是经济建设年代，也不管是党和国家的大事，还是他们个人的为人、处世，这种坚定的态度始终贯串于他们终生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在王震同志在最后的遗墨中，就曾经明确说出了十分感人的愿望和终生的信念：
把“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向党致敬!向人民致敬!向解放军致敬!”……
这难道不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战士对自己一生的毫不含糊的、最后的、意味深远的感人遗言吗?
这里还必须强调提出，他老人家的一生中，特别是他的晚年，不但对国家的国防、经济建设给予高度关注，而且对我们国家社会领域内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文化建设，也一贯给予了极大的高度关注，并旗帜鲜明的表示了自己明确的态度。但他决非信奉辛子陵所说的：“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那种荒谬观点。相反，他恰恰是早就看清楚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某些国家千方百计用“和平演变”手法来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罪恶图谋和狼子野心。一直在这个领域内给予了极大、一贯的关注，采取了十分鲜明、坚定态度。
关于这方面的大量事实和有关情况在《王震传》中就有一章专门的论述，(见《王震同志怎样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引用和论述。但是从他的一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他对这方面一贯的深思熟虑和明确的态度，从中不难看出他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和鲜明立场和态度。在整个他的一生中，并找不到他赞赏资本主义的任何言论。而是相反。
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也许不会忘记，1988年我国曾出现过一部系列电视片——《河殇》，并连续在电视台频频播放，当时的某个国家重要领导人还把这部电视剧的录象带送给外宾大肆为之张扬。这部电视剧所宣扬的，恰恰就是在“反思”的名义下，宣布中华民族文化(黄河文明)的失败，社会主义文化的陨灭!而这部电视连续片的大规模的放映，并为此大肆鼓噪，恰恰为一年后的“六四”动乱的爆发制造了舆论氛围，成为那场政治动乱的前奏。
在这种十分复杂情况下，最早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恰恰就是我们所尊敬的王震同志。
他当时就明确地说过：“看来，这些搞自由化的人把《河殇》当做他们的政治宣言了!”
王震同志深深感到，《河殇》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并认为这才是中国应当走的惟一道路。
当时王震同志立即鲜明地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这场笔墨官司一定要打。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精神支柱问题，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里的“什么道路”显然是指“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道路”问题，难道不清楚吗?)
在这不久后，他在前去宁夏视察工作时，在告别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谈到：“有个电视系列片《河殇》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祖国、黄河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这个片子是咒骂黄河、长城的，是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这个讲话第二天便在《宁夏日报》正式发表。)
回到北京后，王老参加了十三届三中全会。当时观看过这个会议结束时的现场直播的电视观众，恐怕都不会忘记，王震老在会议宣布结束时愤然从会场台下挺胸站起，一身正气、慷慨激昂，高声批评、质疑《苦恋》。他当时十分愤慨地说：“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这种大气凛然的表现，当时就引起很多观众的敬佩和赞赏。后来，陈云同志在会后的回忆中就提到：“像王震这样个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向党中央报告自己对重大问题看法的，过去从未有过。”
但是，他的意见会后却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也根本没有实质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亲自和一些文艺界人士进行讨论和交流，并建议由林默涵同志组织撰写一篇比较有力的讨论文章。后来，默涵同志等很快草就了《〈河殇〉说明了什么?》一文，由王震老人修订后，转给了中央领导，建议由新华社发通稿、由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篇文章当时虽然观点比较明确、尖锐，却是很讲道理的。并明确表示希望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该文署名“易家言”就是“一家之言”之意)。但是，当时的赵紫阳却明令禁止这篇文章发表。
这篇1988年写就的文章，在一年多后的1989年7月，也就是一年多的“‘六四’风波”后，才由《人民日报》公开正式发表。
现在回忆起这件事，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当前一些舆论界“精英”人士不是大讲“民主”吗?不是说要“尊重和听取不同意见”吗?可是，王震同志当时的这些意见是不是一种民主意见的表达?值不值得进行认真讨论并搞清楚?可是，由他倡议写出来的《〈河殇〉说明了什么?》这样一篇商讨性的文章，为什么竟然不允许在党报上发表，为什么竟然连讨论都不允许?这难道是什么党内和社会的“民主”体现吗?联想到当前比之于《河殇》过犹不及的一些达到疯狂程度的言论，更大规模地在传媒上大肆泛滥，而看不到进行认真、充分的批评讨论，这又说明了什么?如今，那些大谈“民主”的“精英”们，为什么对此却不置一词，不屑一顾?
而对《河殇》，不正是他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明确批判态度吗?
从那以后，长期以来，王震老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显然并不仅仅限于《河殇》这一件事。其中还包括他对“六四”后创刊的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其根本宗旨的《中流》杂志的关怀、激励和明确支持态度。
就在这份刊物仅仅创刊一年之后的1991年12月，他给《中流》杂志两主编林默涵和魏巍两人写了一封《关于认真办好<中流>的信》，摘引如下：
“我喜欢《中流》。很多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都跟我提到《中流》，夸赞《中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你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在两年的时间里，《中流》成为独具特色，较有影响的一份刊物。这很不容易。作为思想文化战线的老同志，你们老而弥坚，站在第一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希望《中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毛泽东同志40多年前就说过：办杂志要‘认真地办’、‘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毫不吞吞吐吐’，决不能‘用钝刀子割肉’。你们己这样做了，相信以后能做得更好。……”
从这封信的鲜明态度不是足以说明，把王震老描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崇拜者，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和“忏悔者”的形象是多么荒诞吗?
这封信在当时的《中流》杂志正式公开发布后，不但使人看到了他老人家对意识形态领域旗帜鲜明的热心关注，而且对当时整个思想战线也包括刊物工作人员都产生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他老人家逝世以后，他的夫人王季青同志也一直继续给予这份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刊物以设备和经济上的无私的关心和支持。
长期以来，王老曾一直被视为一个“左王”，可是这一次竟然却又被封为向往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先锋”了!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在王震老的经历中，不但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图谋一直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而且对历史上党的生活中的一些明显存在过的严重“左”的错误也同样一直是采取了明确、坚定的反对态度。
例如，他在主持北大荒工作时，就对曾遭受到历史诬陷打成“右派”的革命作家、革命知识分子，例如当时被下放的丁玲夫妇、艾青等同志，当时就对他们采取了明确的热情保护、照顾、爱护、关怀的态度。在为丁玲同志“摘帽”平反的过程中，尽管障碍重重，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不畏艰险，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曾经一再对丁玲同志表示：“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这不是特别令人感动和尊敬的吗?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竟出现了“武将军”和“文将军”结为深厚革命友谊关系，并传为佳话!?这在我们整个党的历史上也许是并不多见的吧!
在丁玲夫妇离开北大荒时，丁玲同志竟然发出这样的感叹：“给我点亮第一根‘火柴’的是王震将军，在那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他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人，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王震，这难道是他“左”的表现吗?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是反马克思主义或是“左”的错误，王震同志都表示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因此，在纪念他100岁诞辰的时候，他是很值得我们追思、尊敬和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