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是一个老革命家了,1925年就参加了革命,建国后主要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工作。他一生都是心系群众,从基层走上来的,在身居高位之后,也是常常到群众中间听取民众的心声。2003年7月5日,张爱萍在北京逝世。
张爱萍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嫉恶如仇,说话都是直来直去,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公说,“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张爱萍对自己的评价是:“除了真理,没有任何人能让我低头!”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张爱萍彻底不问政事的时间是1982年,那时候要选拔年轻人上来,邓公做思想工作,让老一辈的全部退下去,为了有个过度衔接,设置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让老革命带一带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在中顾委召开会议上,张爱萍直言不讳地提出:既然退了就退了,还搞什么顾问?于是他自己从此过上退休生活了。
1991年12月26日,就在西方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修正过度的苏联解体了,资产阶级彻底复辟。这事给张爱萍的触动很大,苏联流血牺牲那么多仁人志士,为了彻底打退纳粹军,就损失了6000万人。居然在和平年代,一夜之间,如鸟兽散,如何对得起革命烈士啊。
当别人和他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才对!谈别的并没啥用。” 张爱萍缓缓地说道:“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是公正和公平。”
张爱萍说,“第一人民要有发言权,第二要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还没有做到位,我相信今后的班子只要明白了这两点的重要性,就不会走苏联的老路,发展生产力的结果,是要让每个人得到公正和公平,要是少数人得益了,把亏欠留给大多数人,那就是走歪了哦!”
关于苏联散了的事,毛主席生前是没见着,但却预见了。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里面提到,赫鲁晓夫上来之后,完全否定了前面30年,没有对以前做出正确的评价,那么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他做了很多政策修改,倾向于为特权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不满的。“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样走下去,那是走不通的。”
张爱萍在晚年的时候,和王震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当年毛主席有很多些担忧,我还以为他吓唬我们呢,“现在苏联的事情发生了,我信了。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 而且这个丢失还不是在战场上丢的,是自己把人民让给了敌人。
战争其实一直没有停过,张爱萍感叹道,美国一直在搞分化,搞和平演变,而我们没有底气去直面来抵御,总觉得自己的生产力不足,但是生产力不是一天就能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公平与公正的问题,才能团结起广大的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团结人民,才能进行战争。”
他想起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团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小家庭,父母一碗水没端平,兄弟姊妹还闹矛盾呢。”但难是难,不能不去做,要团结人民,就是要缩小差别、消除特权,照顾大家的利益。“每个人都有利益,我们大大方方地承认这种利益。不要偷偷摸摸好像见不得人。”
当西方人嘲笑我们没有生产力的时候,中国一直在公平与公正上下功夫,当时一份农村医疗现状的调研报告呈上来的时候,毛主席发现,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医务人员90%在城市和县城里,只有10%在农村。他看到这个报告很生气,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批示”。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早几年我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做……”
张爱萍的想法可以说和毛主席的想法是相通的,年轻时候打仗,没时间看书,晚年响应毛主席生前的号召,就是革命同志要多看书,否则会落后的。张爱萍说,“我搞革命的时候,支持我的,都是穿草鞋的,没钱的穷人。如今生产力上来了,书上少了人民群众作为主角,那是不应该的。”
今天中国在暗流涌动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前行,在生产力上,为已经故去的前辈们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是美帝的霸权主义之剑,时时刻刻悬在中国的头上。不能认为生产力超过了美国,就一定能战胜他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美国的生产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国内照样是乱糟糟,他们的生产力发展了,就是卖军火的,卖药的,还有地主老财得利了,美国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好处,贫富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他这样的社会必然会被人民抛弃。
有一次打滴滴网约车,看见司机在后视镜上挂着毛主席像,我问道:“你是让老人家保佑你每天开车平安是么?”
司机回答道:“不是,我不是迷信的人,我挂毛主席像,是因为我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