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务必”思想的四重逻辑

王庭大  韩志杰

摘要：“三个务必”是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向全党发出的思想号令与政治动员。就历史逻辑而言，“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的直接赓续承继和丰富拓展，是党在总结自身建设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基础上提出的更新更高标准。就理论逻辑而言，“三个务必”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基，构成相辅相成、联系贯通的有机整体。就实践逻辑而言，将“三个务必”融入到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环节和具体工作中，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就价值逻辑而言，“三个务必”着眼于党性，根源于人民性，而最终落脚于实践性。“三个务必”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历史方位、辩证关系、实践进路和价值旨归，有助于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更好领悟和践行，发挥其巨大力量。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三个务必”的新要求，彰显了百年大党自警自励的政治智慧和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历史方位，深入研究“三个务必”之间的辩证关系，贯彻落实“三个务必”的实践路径，着力实现“三个务必”的价值旨归，对于新征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个务必”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既包括时间逻辑，也包括空间逻辑，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坐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和运用的方法论，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不断解决矛盾、克服困难的重要法宝。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发展与创新正是这一逻辑的印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是亘古砾今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循规蹈矩，只能在实践中总结、总结中完善、完善中提高。而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同样需要不断总结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法，把握住重大历史节点，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实践要求，对领导党的建设加以创新，构建起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

“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的赓续承继。“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以何种作风执政，进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贯思想。1939年5月，毛泽东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文中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2]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3]这一思想经过沉淀发展，最终在党即将面临全新历史课题的关口被正式提出。1949年3月，在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前夕、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取得国家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点，而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只是“一出长剧中的一个短小的序幕”[3]。鉴于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两个务必”从思想作风入手，教导全党以历史辩证的眼光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警醒全党浇灭可能出现的“骄”“奢”苗头，继续将革命引向深入。这为站在历史转折点“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引领和价值指引，党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不仅完成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伟大历史任务，而且继续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

七十多年来，“两个务必”的精神内核历久弥新，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两个务必思想，曾用四个“包含着”阐述其理论意义。[4]同时，习近平也十分重视“两个务必”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并且在西柏坡重提“赶考”，再次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性，指出“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4]。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发展着的科学，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依据当前党的建设的实际，根据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在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发展，以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才能永葆其生命力。

赶考永远在路上，面对新的重大历史关口，“三个务必”为全体党员同志锚定了新的时代方位和奋斗坐标。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机遇和挑战、标准和要求因势而变，随党情世情国情等主客观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今天，在党团结带领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站上新的历史坐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战略谋划。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5]。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需要党的坚强领导，需要党坚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一新时代课题不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同时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长期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亟待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治，一系列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阻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时间的坐标纵向延伸，空间的坐标横向拓展，相比七十三年前的“进京赶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考场”越来越大，“考题”越来越难，“评卷”标准越来越严。无论是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提出新要求新任务，还是新时代党内外的执政环境变化构成新挑战，都需要党未雨绸缪、有的放矢，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基于此，习近平适时向全党发出“三个务必”的号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重要遵循。

从“两个务必”丰富升华为“三个务必”，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三个务必”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启迪；既是党的精神谱系随百年奋斗历史链条的递嬗接续，也是党融汇时代与现实、统合登高望远统筹全局与立足当下直切问题的科学实践。一方面，“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要求，是对“两个务必”精神内核的一以贯之与发扬光大，是对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的传承；另一方面，“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述，既是对“两个务必”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也鲜明地体现了百年大党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表达了新时代新征程更新、更高标准的时代使命和政治要求。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这一思想链条植根于西柏坡的精神源头，吸纳了对党的建设规律、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新思考，提炼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新实践、新经验，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使命任务，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剖析世界大局，思考如何实现国家发展长治久安。“三个务必”彰显了党把握时代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彰显了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清醒和坚定信念，彰显了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使命担当、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

二、“三个务必”的理论逻辑

“三个务必”深入阐释了党的宗旨、坚守的传统和发扬的精神，三者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有着独特的、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和理论构建机制。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独有的优点，是党的先进性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这一高屋建瓴、思想深邃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理论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导意义，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科学理论引领事业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历史必然。作为结构完整、逻辑连贯、指向一致的有机整体，“三个务必”蕴涵着多重矛盾范畴的嵌套耦合，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凝结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华，标志着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发展。

“三个务必”的理论根基同一。马克思主义是“三个务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源头，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与时俱进，为“三个务必”注入历史经验与理论创新的支撑。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的深刻体现。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特定利益而结成的选举性政治联盟，而是为了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党的性质和宗旨上。共产党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党的先锋队性质，是先进的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就在于它始终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对中国发展与政党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指向着要永远将人民置于心中的最高位置，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列宁曾敏锐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而“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6]，“骄傲自大”和官僚主义习气会让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执政环境发生着长期复杂的变化，各种消极因素侵蚀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动摇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因此，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赓续精神血脉，“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7]，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政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时代要求，是党坚持自我革命、提高执政能力的永恒课题。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展现。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斗争精神离不开党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主动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8]。同时，要善于斗争，首先需要统筹好当前和长远的辩证关系。必须将当前斗争与长远目标结合，既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9]的斗争大方向，对风险挑战做好战略持久的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又要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统一，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原则问题寸步不让，务实灵活地采取一切有效的斗争方法。

“三个务必”不仅每一条内部分别自成体系，而且彼此间构成相辅相成、联系贯通的有机整体。“初心”与“使命”的关系本质上是人民性与党性的关系。党的性质决定了党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社会主义事业为实践路径，前者是后者的价值源头，后者是前者的实现形式与道路支撑，二者构成了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的辩证统一。“谦虚谨慎”与“艰苦奋斗”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指向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动力，后者是前者的实践要求，两者构成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敢于斗争”是精神层面的主观能动性，“善于斗争”是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要求，二者是主观能动性与历史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前者是后者的能动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制胜保障。“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三个务必”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体现了党的宗旨，决定“为了什么”，是“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目标归宿。“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实现初心使命的精神支撑和政治保障，体现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自觉与能动性，决定“为什么能”，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必要条件。“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实现初心使命的方法路径和动力支撑，决定“怎么干”，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实践行动。

三、“三个务必”的实践逻辑

“三个务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行动指南。它们各自有着百年实践历史，并在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工作要求。要想真正转化为攻坚克难、取得胜利的法宝，需要通过深入开展理论学习教育、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将其融入到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环节和具体工作中，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须知路遥而不坠其志，行远而不改初衷。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以恒心不懈践行初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同时，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以高度的历史清醒和历史自觉做到“历尽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首要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精神之“钙”与信仰之“基”，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是思想建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核心和首要任务。首先，在思想教育层面，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一系列理想信念教育，以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干部的理论学习，将集中教育向常态化、经常性延伸。其次，在制度层面，逐步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以制度建设为思想建党制度化、常态化提供支撑和保证，在党章的基本原则下以党内法规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最后，在个体实践层面，党员干部要自觉投身伟大事业建设之中，用实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而奋斗，要投身于具体工作之中，将理想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用行动展示理想信念的力量。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本色。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便通过《甲申三百年祭》等学习文件告诫全党同志戒骄戒躁，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则体现出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紧抓作风，激励担当，开辟了伟大自我革命的新征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同时，一些党员、干部也在实践中暴露出担当精神、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腐败现象严重等一系列思想作风深层次问题。要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宗旨、政德和党性在内的党风教育，实现“本立而道生”。尤其要紧密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核心，增强群众观念，厚植群众基础，坚持走好党的群众路线。其次，加强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运用好监督执纪“四个形态”，压紧压实“两个责任”，既实现惩戒少数和约束大多数，又“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10]。再者，健全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纪律监督在内的“四个全覆盖”格局，夯实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深化监督制度改革，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最终构建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戒“五位一体”的防治不正之风长效机制。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更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鲜明品格，是党和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艰巨的社会革命，党和人民面临的各种斗争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然而，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依然存在斗争精神不足、斗争经验缺乏、斗争本领不强的问题，直接影响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效果。我们党在斗争中求得发展、赢得胜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走向新的胜利。一方面，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面对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要坚定斗争意志，发扬斗争精神，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磨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1]。另一方面，要增强本领、善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是对主观理论素养、认识能力、谋划能力的要求，也是对客观工作本领的要求。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复杂斗争、长期斗争的准备；要能够正确把握斗争的方向和原则，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要从伟大实践中，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打赢脱贫攻坚战等生动实践中吸取斗争经验、总结斗争策略、把握斗争规律；要改进斗争方法，坚持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在原则问题上寸土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斗争中谋求合作、争取共赢。同时，要加强干部斗争精神与斗争本领的养成，将其作为干部教育培训、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树立起敢于斗争、善与斗争的用人导向，为敢于担当、善于作为者提供实践舞台，推动党员干部不断磨练斗争意志、锤炼斗争本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四、“三个务必”的价值逻辑

实现“三个务必”的进一步升华，需要凝练其价值归宿。“三个务必”的价值着眼于党性，根源于人民性，而最终落脚于实践性。

“三个务必”旗帜鲜明围绕党性，展现党性，坚定党性。首先，“三个务必”体现了党的基本价值目标。党性顾名思义，是一个政党的基本规定性，决定了党的使命任务与目标宗旨。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性直接反映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坚持“三个务必”就是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最近目的和根本利益而斗争。其次，“三个务必”明确了党的价值理念。“三个务必”与伟大建党精神同根同源、一脉相通。“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1]，具有本源性意义、总体性指向与普遍性价值。“三个务必”不仅与建党精神具体内容存在对应、交叠、包涵的关系，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新时代新表达。最后，“三个务必”提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遵循。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12]，党的自我革命一方面蕴涵于“三个务必”，另一方面又是其本质要求的实现路径。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有八项，与“三个务必”要求高度对应。可以说，“三个务必”浓缩了党员的基本义务，浓缩了党员党性的核心内容，是新时代党员党性和义务的集中表达，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行动指南。

“三个务必”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蕴涵着人民是价值的评判主体，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和生动表达。是否坚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评价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重要尺度。强调“三个务必”，要求不忘初心使命，就是要不忘所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全体人民共同的中国梦；要求谦虚谨慎、善于斗争，就是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拜人民为师，在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共同奋斗，发挥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最大主体力量。强调“三个务必”，就是再次宣告人民至上是党的永恒追求，人民性是党性的本质属性；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是价值的享有主体，以人民群众作为评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动员人民群众发挥首创精神与历史主动性，推进现代化事业建设，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个务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有目标且有能力有方法团结带领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

“三个务必”源于实践经验，回应实践需求，最终落实于实践，展现出鲜明的实践性。“三个务必”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凝练，揭示了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政治密码”，与当下党和国家的事业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首先，“三个务必”为党迈上新征程、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行动指南与制胜法宝。面对复杂多样的矛盾和问题，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需要党时刻保持“赶考”的认知和状态，始终坚守执政为民的初心使命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敢于和善于斗争的品格，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其次，“三个务必”为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行动方向。“三个务必”的提出既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把握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意味着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未尽的崇高事业，永远在路上。“三个务必”是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最新要求，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最后，共产党人既需要以“三个务必”引领指导自己的行动，又需要在实践的具体工作中贯彻落实“三个务必”，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只有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健全制度体系、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将“三个务必”从思想认识、作风要求转化成为全党上下每一名同志的习惯和操守，在广袤的实践舞台上持之以恒身体力行，“三个务必”的价值和力量才能发挥出来。

注释：

[1][9][14][16][1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第15页；第27~28页；第26页；第27页。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3页。

[3][4][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第1438页；第1438页。

[6][7]《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人民日报》2013年7月14日。

[8]《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2年1月1日。

[10]《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1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求是》2021年第5期。

[1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2020年版，第226页。

[15]《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43页。

[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

[1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76页。

（本文原载《理论视野》2023年第3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