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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者

作者:王传利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者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像马克思的学说那样,以其钢铁般严密的逻辑、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品质,影响了世界东西方两个半球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生存状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言:“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1]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人们谈论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前途命运,当然不能不关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人。

一、马克思学说和事业在中国获得延续

人类历史上有伟大的理论家,也有伟大的实践者,但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并不多见。马克思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认为哲学家“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他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一起,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了新世界,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争取自由解放的伟大斗争,提供了最有说服力、最完整系统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的学说,开辟出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马克思第一次把唯物论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发现了被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P601)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第一次发现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即剩余价值规律,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到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的学说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中国共产党人从多个方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和事业,我们仅选取几个方面,简要说明马克思学说和事业如何在中国获得延续。

马克思科学地证明了现代无产阶级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新兴社会力量,是彻底革命的和最有前途的伟大阶级。他还提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组成新式政党以领导劳动人民实现阶级使命的理论。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一教导,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进一步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上有了深刻改变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新开端。

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争取农民做同盟军的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P573)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不少身为知识分子的中共党员到工厂、矿山、农村去,与受苦受难的工农相结合,启发教育工农,提高工农的觉悟,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革命的基本动力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坚定地依靠农民并给农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严格政治训练的问题。经济生活贫苦,缺少文化,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竟然能够激发出伟大的革命潜力,组织成为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个奇迹。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理论,提出无产阶级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同其他具有进步要求的势力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的表达:“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3](P66)尽管马克思有此精彩思想,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鲜见建立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而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做出了亮丽的成绩。在两次充满风险的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历经惊涛骇浪,获取了经验教训,最终摆脱了混乱,在抗日战争中赢得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优势。中国共产党不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还与其他爱国进步力量肝胆相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2](P619)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命题: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毛泽东坚持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响亮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命题,认为在中国这样缺少民主的国家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马克思的学说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和需要改革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顺乎时代的要求,顺应人民意愿,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行之有效并取得很大成就但随着时代发展日益显出弊端的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加以改革。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提出并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马克思的学说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显然,马克思的学说哺育了数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人。近百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学说和事业在中国的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坚定信仰者

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有两个基本的渠道,一是通过俄国,二是通过日本。但是,这两个较中国更早地接触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国家,一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改旗易帜,另外一个依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接受了马克思学说后,信仰坚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高扬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

马克思没有来过中国,但关注旧中国的多灾多难和未来发展趋势,认为古老的中国如果没有摆脱封建制度压迫和列强的欺凌,如果不能来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将很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在1857年知道中国掀起太平天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不屈不饶斗争的时候,就热情地预言:“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3](P66),“中国这块活化石”,正在革命的临界点,西方列强输入的“鸦片没有起到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3](P122)“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扑灭的愤怒烈火。” [3](P55)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3](P66)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成为马克思学说的信仰者,并不是个人情感的冲动和赶时髦,而是一个历经艰辛思想探求的痛苦又喜悦的复杂过程。当中国迈入近代历史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必然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孜孜不倦地寻找治理国家的良方,以救民于水火。马克思学说严谨系统深刻,无以伦比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功建立工农政权的范例,起到了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榜样作用。他们从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空前战争灾难中受到强烈刺激,不得不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暴露出来的严重弊端。历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多数经过不同的途径,先后聚合在马克思学说的旗帜之下,实现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马克思的学说,曾经帮助无数艰难探求救国良方的中国优秀青年确立了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并做到历经考验而坚信不移。到了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对马克思的学说如痴如醉,“猛看猛译”马克思的学说,写信给毛泽东谈艰难探求救国良方、信仰马克思学说的心得体会:“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4](P50)毛泽东复信深表赞同蔡和森的意见。中国信仰马克思学说的青年人矢志不移,即便被捕入狱,依然不忘学习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五四运动风暴中的青年周恩来,曾经在被捕入狱状态下坚持组织读书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事业生平和学说,给难友们介绍“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既剩余价值学说——笔者注)、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5](P54)他还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6](P46)毛泽东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它们“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7](P45)。共产党获取全国执政地位后,毛泽东提倡党员干部学习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次开列马克思著作的书单,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将《共产党宣言》当作信仰马克思学说的入门老师。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苏东剧变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惊整个世界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客们弹冠相庆。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忧心如焚,担心马克思的学说不灵了。此时,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他鼓励人们:“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他充满信心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8](P382-383)在社会主义处于低谷的黑云压城的特殊时期,邓小平同志说这番话,可谓石破天惊,体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学说信仰者的远见卓识。

总之,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信仰马克思的学说,坚持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成为马克思学说和事业优秀继承人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成为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者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9](P1515)马克思的学说适应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自由解放、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和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将马克思的学说从少数人的书斋里引向火热的工农解放斗争,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具有许多优点,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学说的优秀继承者。在成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繁荣期,党的队伍里也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严重的民族压迫与阶级剥削的社会环境,工农缺少民主的权利,有助于形成党员干部革命斗争的彻底性坚决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能够学习布尔什维克党建的原则,能够开展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度,有了严格的党纪,不允许党内派别的存在,严厉反对自由主义宗派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人为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人,还需要克服一些独特的困难。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物质供应匮乏,党的生存环境极端困难。党面临的火热的革命形势,很难让党员坐在书斋里集中全部精力逐字逐句地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全部,这就难免带来了全党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明显弱点。尽管党内有个别的像毛泽东这样的富有创造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就整体而言,党领导革命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并不充分。所以,毛泽东曾感慨,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里,如果能够出现“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0](P533),就是一件特别值得欣慰的事情。以俄为师,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缩短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摸索革命理论的过程,也适应了无暇深入学习理论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的需要。理论水平不高,再加上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习,党内很容易流行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青年马克思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1](P433)要成为马克思学说的优秀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需要克服教条主义的缺点,需要将马克思的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学说之“矢”去射中国实际之“的”。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历时四年之久的延安整风运动,掀起最大规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学说的威力。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新局面,将马克思的学说和事业扩展到一个新高度。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P3)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8](P382)

有人说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了。他们不懂得,一个伟大的思想是不以时间久暂为衡量是否过时的标准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学说,刚一出世即告荒谬。马克思的学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在继承者的活学活用中与时俱进,不断结合人类社会的实践,补充新内容以拓展新天地,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当之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者。

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谱写着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新篇章

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征程,经历了确立新的科学世界观阶段、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阶段、一国率先发展成为新社会制度阶段、一国到多国发展阶段、苏东剧变的低潮阶段等,起起伏伏,曲折坎坷,既有试探摸索的开创性的艰难,也有凯歌行进高潮期的喜悦,更有处于低潮期的悲愤感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的学说和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做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的学说为指导,找到了一条实现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总量已经在2017年突破了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享受了社会发展的成果。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构想,跨越时空,融通古今,承载沿途国家几十亿人民的幸福梦想,使中华、印度、埃及、两河、波斯、阿拉伯与希腊罗马等文明交相辉映,使得沿线国家享受共同发展的红利。

世界人民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渴望在二十一世纪里能够享受持久和平和繁荣。国际社会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殚精竭虑,政治家们为此而频繁穿梭于国际社会,但收效甚微。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习近平主席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等主张。[12](P541-544)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更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已经昭示,一个四分五裂,衰弱贫穷的中国是国际资本争斗的焦点,是世界的不安定因素。同样,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经验还表明,一个统一、独立、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的福音,社会主义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富强,预示着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光明前途。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不同凡响的世纪,它包含了无产阶级所创造的惊天动地的辉煌,也记录了社会主义运动遇到前所未有的一场大变局——苏东剧变。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崩塌,说明在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在贫弱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尚需进一步巩固,但由此断言社会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未免太武断了。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8](P346) 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富强,为迎接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做准备,从而坚定世界社会主义者的信心。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人们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身上,看到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美好未来,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优越性,相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能够在经济、政治、思想和道义上给予世界社会主运动以强大的支持。社会主义事业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题中之义。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能够提高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声望,增强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感召力,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意提供适用于多个国家的所谓“中国模式”,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可以与中国具有同样历史命运和现实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的宝贵经验。未来的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继承人肯定比我们这一代聪明,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和事业,完全可以让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未来继承者们获得一些深刻的启迪,比如: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任何事情都要靠本国人民按照本国情况来办;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要珍惜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

哲人已逝英魂在。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曾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3](P459-460)如果眼泪是一种财富的话,那么,一生贫苦交加的马克思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他的深邃学说和首创的事业,以及他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和牺牲精神,无数次地让世界上无数善良的人们感动地泪流满面;如果后继有人是一种幸运幸福的话,无疑,马克思是最幸运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牺牲了有限的自我,开辟了无限的事业,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追求美好前途的人们创造新纪元,尤其是找到了杰出的继承人——中国共产党人,正创造着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新辉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5-5(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周恩来传(1898-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6]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7]毛泽东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本文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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