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状等公知为何偷换概念围攻重庆高考政审？
千钧棒
11月6日，《重庆日报》第9版发布题为《重庆2019年普通高考11月7日开始报名》的报道，报道写道：
【本报讯（记者 李星婷）11月7日至16日，重庆市将进行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将反映在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中，是高考录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
然而被一众媒体转发后，标题改为了《重庆：政审不合格者将不能参加高考》，立即引爆舆论。一些曾经蛰伏一段时间的公知纷纷粉墨登场，用偷换概念的诡辩术，抓住政审这个概念大做文章。
造谣惑众和运用诡辩术忽悠民众是自由派公知的两大惯用伎俩。十八大以后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出发，加强了对网络舆论的管理，再使用造谣惑众的办法有触犯法律的风险。而运用诡辩术通常是某些心术不正的公知喜欢使用的办法，因为使用这种办法不需要捏造事实承担法律风险，在大多数一般的老百姓不懂得逻辑常识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他们忽悠和误导，一旦造成严重后果，他们会称是自己的表达水平不高导致产生的误解，从而逃避法规的惩罚。
喜欢玩弄诡辩术的人通常使用的是偷换概念的诡辩术。
偷换概念是在思维和论辩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同一律的逻辑要求，用一个概念去代换另一个不同的概念而产生的逻辑错误。偷换概念也是一种常见的诡辩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任意改变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之变成另一个概念。
(2)利用多义词可以表达几个不同概念的特点，故意把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
(3)抓住概念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抹杀不同概念的本质区别。
(4)混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而这次陈某西等公知围攻重庆的高考政审就是综合使用（1）、（2）、（3）几种偷换概念的办法。
请看看他们说些什么。
上面是两个著名公知的高论，下面的是其他一些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的言论。
由于张某这些年来常常为老百姓提供茶余饭后寻开心的笑料，在他身上更多产生的是娱乐功能，所以我们可以对他忽略不计，对包括张某在内的其他人也一笔带过，而着重评论一下“陈大状”。
不错，重庆的确是宣布政审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报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重庆有关部门所说的政审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
政审是政治审查的简称。政审工作一般应由基层党组织负责进行。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可以派党员前去调查，也可以发函请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协助调查。有些政审工作，由于情况特殊，也可以由上级党组织负责进行。政审的内容和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政审这个程序仍然在入党、招聘公务员、参军、高考录取等领域存在，重在调查了解本人的政治历史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情况。如果非要说重庆的做法有什么欠妥的地方的话，那就只是用词不准确、不规范，没有考虑到会产生的歧义和引起的误解，而重庆所说的政审不是否定高考制度上下坚持并一直执行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在制度执行做法上并没有变化。
除了没文化的人，最起码应该了解，这个概念字面上相同，但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现在和过去不同。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的政审主要内容是出身、成分。父母长辈的问题的确是会株连到子女。
而现在的政审主要是进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重在个人现实表现。
其次，改革开放以前的政审结果，往往对本人的影响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会影响一辈子。但是同时应该说明的是，即使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还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对所谓的出身不好的青年，还分清是否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并不是某些公知蓄意歪曲的那样。
而现在的对个人的以“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为主要内容的政审是动态的过程，比如某个学生曾经表现很差，甚至曾经有违法行为，但是他后来改正了并且有所进步，那么对其的政审的结果仍然是正面的，不会因为其一时的错误影响他的一生，否则最近那个王栋声称他不爱国而被取消入学资格的时候，公知于建嵘也不会让他“好好备考，明年考一个第一批次的好学校。”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重庆日报》的报道是怎么解释这个“政审”的。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政审就是对考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及现实表现进行审核。政审的结论分合格与不合格两类，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这项工作主要由考生所在的学校或单位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以及学习、工作等表现作出全面鉴定。
……
非普通高中毕业考生政审使用《重庆市普通高考学生综合信息表》。对受过法律处罚或违纪处分的考生，单位要提供所犯错误的事实、处理意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的表现等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对考生政治思想品德考核采取隐瞒、弄虚作假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悉，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属政审不合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此外，报考军警、公安以及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公安部门和院校会对考生进行再政审。】
可见，重庆的所谓高考政审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上下坚持并一直执行这个考核，不仅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这些年来，马加爵、药家鑫、林森浩，一个个血的教训，这些思想品德有缺陷的人在没有得到矫正之前进入高校，毁的是多个家庭的希望，还有王栋、田佳良这些人，没准在特殊情况下会成为新一代汉奸。
2018年4月，微博网名“@洁洁良”的厦门大学研究生、中共党员田佳良因为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恶臭你支”、“粉红豚的低智到我无语”等言论引发了网民的热议，随后，田佳良本科期刊论文抄袭、毕业论文造假等过往劣迹被曝光。网络放大镜下的田佳良政治素质之低劣，个人品性之不端，让人瞠目结舌。最终，厦门大学有关部门顺应民意开除了田佳良的党籍和学籍。
2018年9月，微博网名为“@-贵州省省草王英俊”的湖南城市学院大一新生在网络上连续发表“爱国是不可能爱国的，老子这辈子都不会爱国”、“军训到底有什么几把用，都大学了还想给我洗脑”、“作为当代大学生，不能被恶臭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束缚”等言论，最终，湖南城市学院取消了“@-贵州省省草王英俊”的入学资格。
包括重庆在内的高校现在仍然坚持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就是力争把类似情况堵在大学门外，当得到有效的矫正以后，这些人仍然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本不存在过去的政审影响一辈子，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情况。
同样一个“政审”的名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重庆方面还专门对“政审”的内涵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界定，在这种情况下，陈大状、张某等公知仍然故意解释成为以前的“政审”，其动机就令人生疑了。
如果说张某这种“笑星”闹笑话还说得过去，而陈大状作为全国闻名的著名刑辩律师，形式逻辑是必修课，某种罪名及其相对应的内容同概念与其内涵的对应关系具有某种一致性。要指控某个人有没有某种罪，或者为某个人进行无罪或轻罪辩护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对涉嫌犯罪的事实进行认定，然后与有关罪名相对应的内容进行比对，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时候提出辩护意见供法官考虑的依据。如果说把陈大状在重庆政审的问题上的态度比喻成在法庭上公诉人提出公诉意见的话，那么在他身上就反映出从事实认定到提出量刑意见都有错误，而这种错误对于一个著名律师来说是致命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陈大状的那番连珠炮式的指责最起码是无的放矢，乱扣帽子，至于张某装腔作势的质问“说好的受教育权呢”和陈大状的搬出的“有教无类”的虚张声势，实在是可笑。请问，剥夺了谁的受教育权？再说，当年的孔夫子的“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里面有道德品质低下甚至恶劣的人吗？
如果陈大状他们俩真的是关心青年学生的受教育权，那么前段时间发生的湖北经济学院一名大一新生因为用弓箭射杀流浪猫而被取消入学资格的事情是非常值得商榷的，猫权能够高于人的受教育权吗？这么明显的偏颇怎么不见两位吱声呢？当然对这种行为应该处罚，但是不至取消入学资格吧？
所以，陈大状等公知大喊大叫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力度在加大，一小撮人利用大学课堂向青年学生尤其是其中的特定群体灌输错误思想的行为越来越受到限制，并且对一小撮人把颜色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妄图把他们培养成为香港黄之锋之类的马前卒是沉重的打击，所以他们才气急败坏，但是又不能明着反对，于是就使用偷换概念的诡辩术。
自由派公知在使用诡辩术以达到特定目的方面是驾轻就熟，炉火纯青。当年为了配合美国挑拨中俄关系的战略，就把现在与中国背靠背反抗霸权主义的俄罗斯等同于沙俄，把沙俄侵占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罪行一股脑地推给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攻击中国领导人与俄罗斯领导人一起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和强盗一起庆祝”，可那时候，美国的领导人也正在欧洲与德国的领导人一起纪念，按照他们的逻辑，这难道不是美国在“和法西斯一起庆祝”吗？为了忽悠国人跟着他们亲美，就胡说什么“美国曾经七次拯救中国”，把罗斯福时期帮助中国的美国，尼克松时期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与杜鲁门时期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国，奥巴马时期企图在中国实行颜色革命的美国，现在的特朗普时期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美国混为一谈。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差别，而是故意利用名称上的相同，把概念的内涵进行有利于实现他们政治目的的偷换。
重庆政审问题也是这样，陈大状等公知们在明知道此“政审”非彼“政审”的情况下，故意玩弄偷换概念的诡辩术，把这些年来一直正常执行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硬是指鹿为马解释成为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政审，对重庆的“政审”进行围攻，其目的就是想阻止在高教领域里面清除错误思潮影响的进程，力求让大学课堂继续成为他们向一部分学生在思想上贩毒的小卖部。而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