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杰鹏首先是人品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老  田

　　处分邓相超与史杰鹏一流人物，还不是因为政治倾向和观点，而是为了推广正派做人的规则，一个人正派人说话总是要有事实依据，下结论要符合逻辑，但是，邓相超和史杰鹏一类人物不是这样，他们是以造谣传谣来说话的。这样的状况，首先为人很不正派，为了避免舆论毒化，维护学风，处分的力度有些不够，因为他们的造谣传谣行为无限接近于触犯刑律，而仅仅只是做了行政处分。显然，过轻的处分力度无助于惩恶扬善，维护规则。

　　史杰鹏等人自以为一标榜拥护民主或者政治美国化，就有了大义在手，就有了造谣传谣搞政治的特权。在这个特权思想消除之前，他们自认为为了大义，可以胡说和造谣。实际上，这个虚假的大义，导致了为人处世的不正派表现，而且，史杰鹏造谣传谣已久，对他的处分却迟迟未能作出，这说明，史杰鹏仗着作为的大义还真的是唬住了人，至少北师大很长时间不敢查处他，就表明了大义的实际威慑作用。

　　有一个成叫做“逆取顺守”，意思是为了好的目标，对手段可以放宽一些。很多所谓的民主派自由派明显怀有这样的理念：为了快速推进民主可以不惜造谣传谣，甚至对别人滥加污蔑，对话总是以打棍子扣帽子为主要方式，目的是想要以此实现“大义绑架”去推广民主理念。应该说，这样的方式是没有说服力的，对人只能够起反作用。不管怎么说，民主理念都是很正面的概念，但现在有些网友只要一听到民主就起反感，这显然就是因为史杰鹏、贺卫方、邓相超等人的表现，这给很多正派人士留下了相当负面的感受，由此还牵累到民主概念的接受度。

　　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用造谣传谣的方式搞政治，乃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事业。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就已经开始了那种大批判事业——写批判文章不需要查证事实和严谨地运用逻辑，而是轻飘飘地搞“坏话随便说”“帽子随便扣”，由此，极大地松动了初中语文课的逻辑要求——要在靠谱的事实和合乎逻辑要求的推理之后得出结论。

　　“帽子随便扣”和“坏话随便说”的大批判文章，在媒体和学界大人物手上泛滥开来之后，算是给予初中语文课老师的教学成果，以毁灭性的打击，此后，共产党党史和人物的评价方面，不需要事实和逻辑就能够任意开讲的状况，就流行开来了，袁腾飞的造谣污蔑模式早就为人所知，其实，他不过是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后，兴盛起来的“深揭狠批”文本的一个载体而已。这是毁灭逻辑和事实的第一步，也已经使得足够使得相当多的、有政治抱负的人士，走出了拒绝理性和良知的第一步。

　　到了1990年代末期，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新世纪的“新西山会议”和“零八宪章”之后，开启了毁灭逻辑和事实的第二大步骤，公知体写作开始蔓延起来了。公知体的主要特点是：只要是有了民主和自由的大义，就可以对政治、历史和人物进行信口开河了，完全不需要逻辑和事实的支撑。如果说深揭狠批文本的泛滥，还只是为虎作伥和谄媚权力的话，那么，公知体兴起之后的状况，则是仗着美国的势力在中国的舆论场进行“无逻辑”横行了，而这种无逻辑横行往往很难得到节制，就如同这一次史杰鹏一样，他造谣传谣的表现早就很恶劣了，自己也不思悔改，同时，单位似乎也被大义所慑不敢果断处分，乃是因为外部巨大舆论压力之下，才勉强给出处分的。

　　我们看到，无论是贺卫方、邓相超还是这一次受到处分的史杰鹏，都是如此这般的历史过程所塑造的样板人物。从这些人物身上，首先看到的无耻和不正派，说话完全拒绝逻辑和事实，这些人在整个社会中间横行无忌，导致社会舆论氛围的恶性毒化，理性交流近乎停滞和不可能了。

　　因为这些人想要参与政治，也想要凭空获取介入力度，就想到了以“大义”绑架这个招法，总有些人认为自己有特权，或者因为拥护民主，就可以获得违背逻辑和事实的超额发言权，这种特权思想不去掉，国民平均的政治能力乃至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都只会下降。张维迎在毕业生典礼上进行毫无逻辑的胡说八道，还以大义勒索青年学生去支持推墙事业，这也是与史杰鹏类似的民主精神病症状，目前北大依然在拒绝对他进行治病救人。

　　其实不仅在右翼中间很流行造谣和传谣，在左翼内部也有不少人要搞大义绑架，讨论问题不是从事实和逻辑出发，进行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以一种教师爷姿态，指责这个非马，那个不纯正左，似乎天底下就他一个人正确无比、纯左纯马。每遇到这样的人，就只能够承认他是高高人，这样的人无需读书和研究事实，无论遭遇到什么的话题或者问题，他都必定有现成的解决方法。有些人就这样在左翼网友中间，开始以执法长老的身份发言了，指责这个不是纯正马，那个违背了某某原理，老田也很愿意相信此种努力不是打码头的，但却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做起事情如此单一集中。他们老是把眼光集中在微薄的左翼圈子内部，不用事实和逻辑去推广纯正马，还没有说服力，真不好给那些人的动机定性，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底要干什么。

　　有些左翼网友也自以为是纯左纯马，动不动就要以大义勒索或者绑架别人，这都是很糟糕的行为。做一个正派人，说话要依据逻辑和事实，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也一样，没有这些不可能进行正常的讨论和交流，更不用说形成共识了。当然，鉴于左翼在舆论场域中间的非主流地位，此种人等和此种流行病，相比较右派大力度以民主自由大义，在全国范围进行公开而广泛的绑架勒索而言，还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状况。

　　民主派违背理性基本要求方面也有着程度的差别，有些人自认为喜欢民主了，就当然地垄断天下真理，由此获得了臧否一切的高度;这个方面，精神变异也是有差异的，那种自认为“民主就垄断一切真理和正义”算是深度民主精神病的话，较低层次则是史杰鹏那种，说话基本上以造谣传谣为主，不再需要跟你讲逻辑和事实了，这就是一种低度民主精神病了。

　　很多人都熟悉，跟那些自称民主自由派的人士对话，很难进行理性交流，他们说话只有一股子情绪，根本没有事实和逻辑，这是一种典型的低度民主精神病症状。正因为自认为喜欢民主了，也以民主派自居了，所以，连做正派人的最低标准都可以甩开不要了。说话要从逻辑和事实开始，才能够得出结论，这是初中生都学过了的，他们硬是要遗忘掉，还自以为是从事大业大义，中国舆论场中间这种流行病实在是太广泛了。

　　因为自居民主派，就获得了不正派做人的资格，甩开逻辑和事实讲话，还自认为是为了大义，因此可以通过造谣传谣的方式，求取搞政治的高效率，这就是史杰鹏所实践的低度民主精神病症状。学校与史杰鹏谈话之后，未能取得效果，很显然，也是因此未能针对精神病症状对症下药。

　　显然，针对史杰鹏这样的状况，需要找初中语文课和品德课老师，进行强制补课，要对他进行小学生思想品德和初中生逻辑知识的再教育。要教会更多的民主派，如何走出公知体和民主精神病，学会通过甄别事实、质疑逻辑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和交流，这样，对于他们热爱的民主推广事业也肯定是有好处的。这种民主精神病主要症状，业已发展成为公知体，公知体的意思就是：写文章或者发言，只要是垄断了民主自由的大义，就可以无视逻辑和事实的最低要求。

　　如何治疗很多高等民主精英身上，透过公知体而体现出来的民主精神病状况，是文化和舆论场域治理毒化气氛的关键，也是如何有效地把教授博士等民主高人的逻辑知识，提高到初中生水平的关键。

　　因此，处分史杰鹏的案例揭示出：如何有效治理知识精英身上的民主精神病，让他们学会做一个正派人，学会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说话，乃是教管机构所面临的最迫切任务。这首先不是政治，而是病理学诊断和教育补课问题。

　　讳疾忌医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只有在结合了广泛流行的民主精神病之后，才成为理性进步的首要障碍，在治理邓相超和史杰鹏的精神症状过程中间，相当多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会跳出来力挺他们的造谣权，这肯定会使用治疗效果倒退，固化那种把民主精神病视为一种大义的认识，可以预料，史杰鹏即便是被如此这般地教育了一番，也很难改邪归正的。

　　二〇一七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