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张维迎教授今年7月1号的演讲已经过了半个月了。笔者本不想做评论，但是看到这几天仍然有人捧这个演讲，忍不住简单的说两句。

一

说句实在话，我不知道那些吹捧张维迎教授的人看没看过这个演讲。因为这个演讲实在水平太低，逻辑混乱的，还不如一个小学生。其演讲的主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体制对于企业家限制太多，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穷苦人太照顾了，导致没有能够让有钱人充分发挥创造力，这使得1500年以来中国没有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即文中所说的：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应该说张维迎这个演讲的话说的是非常明白的，他强调的自由主要就是“企业家的精神”，也就是特指有钱人剥削压迫穷苦人的自由。这和张维迎教授以前所宣称的“中国人买不起房是因为房价太低，如果要是取消对房价的限制让房价涨上去，那么才能让企业家更多的造房子，中国人才能有房子住”，“中国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只有让学费涨上去，才能让更多的企业家办学校，中国人才能上得起大学”，“中国人看不起病是因为医药费太低，只有药费涨上去……”之类的言论是类似的。因此，今天有一些朋友举例说春秋战国时代和宋代普通穷苦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来宣称张维迎的演讲错了，本身可能也没有读过演讲的全文，人家说的很明确，自己所说的自由不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普通劳动者的，是特指“企业家的精神”。

二

为论证企业家精神的伟大，张维迎教授还特地举了一个例子：即现代人寿命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德国企业家古腾堡在500多年前发明的活字印刷机。其强调，活字印刷机的发明使得书籍阅读量大大增加，这样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远视眼”，从而导致凸透镜片的需求大大增加，从而导致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明，这样才创立的微生物学和细菌学，人类的寿命才增加了：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当笔者看到这里时差点被恶心的吐了。且不要说是一个北大教授，哪怕是一个小学生也也知道读书读多了会变成近视眼呀!怎么到张大教授嘴里却变成了读书读多了会变成远视眼,从而促使了放大镜到显微镜的发明，导致医学的进步了呢?难道北大教授连小学卫生常识都没有吗?

再者说，德国富豪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是西方流传的说法，但是事实上在所谓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之前数百年北宋的毕昇就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这一点在《梦溪笔谈》当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只不过西方科技史研究中有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非西方人和西方人如果有一项相同的发明，不管谁早一律算是西方人的发明。第二个原则是如果普通工人和有钱企业家有一项相同的发明，那么不管谁早普通工人的发明一律不算数只有有钱的企业家的发明才算数，所以古腾堡尽管比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要晚了400多年，但是西方科技史专家的仍然宣称是德国企业家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而不是中国印刷工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在西方被科技史专家们洗脑洗残了的人不一定知道毕昇，但是作为中国人的张维迎教授应该听说过吧毕昇?难道张大教授真的小学没毕业?

顺便说一下，张大教授的1500年以后中国没有一项伟大发明的所谓“理论依据”也只不过是西方科技史专家的这两项基本原则的产物。比如说，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时候，全世界公认最早发明白炽电灯的是俄国发明家洛迪根。爱迪生曾经和另一位美国人斯汪就白炽电灯的发明优先权打过官司，当时法院认为洛迪根的发明比他们两个都要早，所以否认了爱迪生的专利权。后来，爱迪生再度抄袭洛迪根的创意改良了电灯，但是由于沙皇政府没有支持洛迪根和爱迪生打官司，所以才让爱迪生骗取了电灯发明的专利权。只不过十月革命以后由于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被西欧和美国科技史专家赶出了“西方”，连带着沙俄时代的很多发明也都给划到了美国名下，企业家爱迪生才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相应的为了对抗苏联的苏联的兴起而发动心理战，西方国家编造了很多“爱迪生救妈妈”之类的鸡汤段子，近年来又被中国长期选入课本。

“爱迪生救妈妈”课文

因此，张大教授所说的“企业家精神推动发明创造”，只不过是因为西方的有钱人完全控制了舆论学术界，所以胡编乱造了一些科技史罢了，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像张维迎教授所举的那个英国人的所谓“著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张大教授宣称：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问题是，杰克•查罗纳的英国人《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这本书本身就是宣传西方中心论和普世价值的洗脑工具。其选定重大发明创造的标准是非常随意的，比如说其选定的1001项发明中，仅仅剃须刀就包括电动剃须刀和一次性剃须刀片等很多项，因为这些都是美国富商发明的，重复计算可以更加证明英语民族与普世价值的伟大。同时，这1001项发明却不包括载人航天和核电站，因为这些是苏联发明的，作者认为如果选了的话会容易导致人们拥护共产党。试问，这种把政治立场先行的科技史书写有什么参考性?

三

张维迎教授的逻辑混乱并不止这一处，其一方面强调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比中国强是因为西方国家有了自由的“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在举例证明只有自由才能够促进创新时又强调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还没有自由：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说实话，我看到这时真的为张大教授的智商感到着急:您这段话本身是想论证1500年以来西方国家有了自由而中国没有自由，所以才导致中国在发明创造中落后了，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显然是应该举一个西方有自由的例子或者中国没有自由的例子，可是您却举了一个19世纪中期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西方仍然没有自由的例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如果您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的西方仍然没有自由，那么又怎样能把近500年来西方的发明创造规格归功于“自由”呢?

四

仅仅看了以上的这些节选，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张维迎的这个讲话有多不靠谱了。最后，笔者想说一下关于科技创新与张维迎所说的自由主义和“企业家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对发明创造比较的前提是处于类似环境下的国家。在1500年以后，东方民族处于西方民族的侵略掠夺与奴役的状态之中，他还怎么可能去进行发明创造呢?即使是有了发明创造，他们也并不掌握科技史书写的话语权，科技史专家也不可能把他的东西写进科技史里。在这种情况下，张大教授指责被侵略的一方没有自由未免太没有底线了。

如果要是我们把国情类似的国家做一下对比，那么会发现自由恰恰与科技创新成反比：比如说，在19世纪的时候，西欧有三个主要的国家英法德，这三个国家里边一开始德国是最落后的科技发明创新很少，英法的科技发明要多得多。然而，由于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德国没有像英法一样采取自由主义，所以到了19世纪后期便出现了逆转，德国成为了西欧科技发明的中心，英法却变得落后了。与此类似，在20世纪初时俄国原本在科技创新中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彻底废除了“企业家剥削工农劳动者的自由”发挥工农劳动者的力量，到20世纪50年代是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国力已经明显的超过了英法，成为了可以与美国比肩的两强之一。反倒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不断的推行与西方普世价值接轨的政策才导致苏联科技创新水平越来越低，今天的俄罗斯那些寡头企业家们倒是享有充分的自由了，可是科技发明却全靠吃苏联时代的老本过日子……这些铁的事实难道不是说明自由主义对于科技创新的作用恰恰是负面的吗?

当然，上面的这种说法也绝对了一点。准确的说在19世纪中期以前西方的资产阶级较之传统的封建贵族是进步的，同样西方的自由主义相较之流行的教权主义是进步的，所以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和法国曾经成为科技发明的中心。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开始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自由主义和有钱人至高无上的“企业家精神”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负面，只是凭借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来吃老本。所以就像前面那些例子中所指出的，在同等条件下越是推崇自由主义的国家发展得就越慢，科技创新也越少，同一个国家也越是推行自由主义和“企业家精神”的时期发展越慢，创新越少。当然，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英语民族资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还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其他国家要赶上它们还需要一个时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他们才极力输出自由主义和“企业家精神”价值观，因为其也知道其他的国家如果要是接受了这种价值观的话就只能永远落后，不可能赶上他们。张维迎也只不过是这种国际体系下英美富豪的一个宣传工具罢了。

总之，北大张维迎教授今年7月1号的演讲是无知又无耻的。至少我个人看了这篇演说之后，感觉是作者连一点基本的常识和逻辑都没有，在反共公知的宣传品当中也属于第九流以下，完全是依靠迎合西方国家与中国代理人推崇的“政治正确”来“卖立场”。公知的粉丝们连这种人都捧，恐怕是真得有智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