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日报》任仲平的表扬和批评

——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高为学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鲜明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人民日报》任仲平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于10月24日发表了《筑牢从严治党的政治根基——写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一文，在第二点一开始，就引用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接着，就提出“为什么在管党治党中，党内政治生活被放在首要的位置？”为了论证这个重要问题，该文就以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作出如下回答：“25年前，一场‘平静的葬礼’将苏联埋葬。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让人深刻认识到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健康的政治生活、严密的组织纪律，助力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从官僚化、等级化，到放弃民主集中制、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苏共亡国亡党也与党内政治生活失序失常有关。”我当天拜读了这段精彩的论述，不由自主地拍案叫好，予以点赞。在这里，该文准确地深刻地揭示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经验和主要成就，同时揭露了在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生活中“放弃民主集中制、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这些论述，对于加深理解六中全会之所以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要为之叫好，为之点赞。

在表扬任仲平的同时，不能不提到此前在同一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人民日报》在今年6月30日，发表了任仲平《以真理之光引领复兴征程——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下）》这篇重要文章。文中讲：“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这里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讲“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这就同前面表扬的《筑牢从严治党的政治根基》一文的观点正好相反，则是完全错误的。老朽出于对党报的关爱，在今年9月底撰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教条主义的失败”，还是修正主义的祸害？——向《人民日报》任仲平请教》。此文至今没有公之于众，而是在9月30日挂号寄呈习总书记、中宣部长、人民日报社长，请领导同志审阅，并望人民日报予以刊载，以澄清思想混乱。10月10日国家信访局来函云：“高为学老人：您好！近期致习近平同志的信收悉。我局已将您对《人民日报》两篇署名文章所提意见转请中央宣传部参阅。如需了解有关情况，请直接与他们联系。您在如此高龄，仍坚持学习，关心时政，谨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祝您越活越精神！”收到如此热情洋溢的回信后，笔者又与中宣部联系，负责信访工作的同志说，确实收到过国家信访局转来你的文章，当即转送人民日报。不知何故，至今没有收到人民日报的回音，难免有点失望。但是，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安慰，那就是任仲平在《筑牢从严治党的政治根基》中，已经修改了原来的错误观点，对于苏联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合乎实际的正确论述。可惜，对于这位作者能有如此大的转变，其原因何在，我们不得而知，又难免有些遗憾！不过，这不是什么重要问题，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真正地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认识上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现在的问题是，任仲平的观点虽然改正了，但上一篇文章的错误观点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没有澄清，因此，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六中全会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我学习了六中全会的这些精神，觉得自己是个九旬癌症患者，在人生快要走到终点之前，不能忘记初心，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干出半途而废的事，而要“讲党性”、“讲真理”，有始有终，对党和人民负责到底。因此，经过三思，还是要把九月底撰写的《“教条主义的失败”，还是修正主义的祸害？》短文，附在这篇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之后，让它与世人见面，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6年11月10日定稿

“教条主义的失败”，还是修正主义的祸害？

——向《人民日报》任仲平请教

高为学 

人民日报每当重大节日或重大事件时，就要发表署名任仲平的大块文章，并由新华社予以统发，可见其分量之重，影响之大。据说，“任仲平”不是单个人，而是以人民日报众人评论的谐音而得名的，实际上是一个代表人民日报的写作班子，用这样的名义发表文章，当然是极具权威性的。

人民日报在今年6月29、30日，相继发表了“任仲平”的《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上）》、《以真理之光引领复兴征程——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下）》两篇大作。拜读之后，颇受启迪。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其第二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如下观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讲“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则令人费解，我当即想向“任仲平”请教一个问题：究竟是“教条主义的失败”，还是修正主义的祸害？可惜，由于自己是九旬老朽，懒得动笔写稿，想等别人发声。但是三个月来，可能由于我孤陋寡闻，至今没有见到这方面的商榷文章。现在，实在忍无可忍，只好勉为其难，写此短文，向人民日报“任仲平”写作班子请教。主要请教以下两点，望不吝赐教，公开作答。

请教之一：为何要跟党中央唱反调？

人们都知道，对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党中央早有定论，现详陈于后：

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在1991年10月5日会见金日成时说：“东欧、苏联的事情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年谱》，第1332页）这就告诫我们，苏东的教训，不是什么“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问题，而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永远不丢马克思主义，永远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江泽民在2001年4月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30页）

胡锦涛2000年11月12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学习江泽民关于“四个如何认识”研讨班结业时指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三十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上海《宣传通讯》2000年第23期，第6页）

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邓小平同志指出: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3页）

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以上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和重要教训，是由于“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怎么会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呢？请问人民日报“任仲平”，对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党中央早就有了明确的政治结论，你们为何要肆意篡改，大唱反调，搞乱党心、民心呢？

请教之二：为何要当修正主义辩护士？

世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搞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决不是什么“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问题，而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体现在把决定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因而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根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实质上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所谓 “公开性”与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命运。这就充分表明，苏联解体，亡党亡国，不是什么“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而是修正主义的祸害。

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苏共“改革派”，早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俘虏”。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开始尝试为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打开大门。1990年8月，他更是公开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大力推行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甚至主张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快私有化步伐，苏联国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美国人帮助搞的“哈佛计划”基础上，决定搞一次法治改革，用法律为私有化保驾护航。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简称《私有化法》），制定了国有企业分阶段私有化的时间表。这样，就最终毁掉了苏共执政的经济基础，亡党亡国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这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祸害，而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吗？

苏联意识形态防线的动摇是从大肆鼓吹所谓“公开性”开始的。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策划、推动下，苏共二十七大提出“公开性”问题，并宣称要“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甚至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消极现象”和歪曲、伪造历史等。在“公开性”的旗号下，一大批过去被禁止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说、电影等被解禁，越来越多攻击、抹黑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不断出笼，历史虚无主义泛滥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为了进一步摧垮苏联意识形态防线，在1990年6月12日，他以总统名义批准了《新闻出版法》，助长了更多反共反社会主义媒体的创办、发展。紧接着，在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声明与新党章，规定“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主动放弃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从此，苏共彻底丧失了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彻底进入了混乱时代。这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祸害，而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吗？

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甚至纵容下，苏共党内外反动势力联手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1990年2月4日，所谓“民主派”竟然在莫斯科组织了20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公然喊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审判苏共”等口号。此后，在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竟然通过了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就标志着苏共的领导地位被正式取消，开始实行多党制，只能同其他政党以及社会团体一样，“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不仅如此，还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这就等于确认了西方一直鼓吹的“军队国家化”的合法性，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擅自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讲话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导致这种局面，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祸害，而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吗？

以上种种事实证明，苏联解体，不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而是修正主义的祸害。在此，我们不能不问一问人民日报“任仲平”，你们为什么要张冠李戴，用“教条主义”来取代修正主义，为修正主义打掩护、作辩护？你们公开发表跟党中央唱反调、当修正主义辩护士的文章，算不算“违反政治纪律行为”？

（老朽无力查找资料，本文第二部分采用汪亭友、朱继东同志文中许多内容，请原谅！）

2016年9月3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