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4日，我第一次来到唐山，就惊讶于她的恢弘气势和蓬勃生机。

1976年7月28日以后，唐山以“大地震”定格在很多国人的心中。但震后四十年，唐山完成了凤凰涅磐，经历十年重建、十年振兴、二十年快速发展，再次成为渤海之滨一颗耀眼的工业明珠!

　　在唐山抗震纪念馆，我们向刻有24万遇难者名字的黑色大理石墙默哀。40年前的灾难来势极为凶猛，以至于我们在纪念广场上面对保留下来的废墟时，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可怕与狰狞。

但是，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如此巨大的灾难却并没有战胜唐山人，而唐山人却迅速战胜了地震：震后七天组装出第一批自行车;震后十天生产出第一车煤;震后十四天发电厂开始发电;震后二十天造出第一台机车;震后二十八天炼出第一炉钢……

泰山压顶不弯腰——对唐山人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豪言壮语，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唐山人为什么如此不可战胜?也许，发生在地震中的这样两件事，能够向我们揭示其中的答案。

第一件事发生在开滦煤矿。在大地震发生时，开滦的吕家坨矿正在进行高产突击活动，井下共有1006人，其中有100多名机关干部，还有兄弟单位的打井队、参加大会战的洗煤厂工人、下井不足半个月的新工人，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职务最高的是矿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

地震发生后，井下迅速成立临时党支部作为团结和指挥中心，由贾邦友担任书记。他宣布了撤退顺序：女同志先走，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

近5个小时的撤离，紧张、安静、井然有序，撤退途中，需要经过一段九十多米长的梯子上，每次只能上一个人，一千多人要从这里通过，稍有混乱，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混乱。

贾邦友就像是传说中海难发生时最后弃船的老船长，在所有人都升井后才返回地面。他发现先上井的人并没有跑回自己的家，都在余震中焦急地等待井下的同伴，也在准备应对新的险情。贾邦友心里一阵发热，赶紧说：“矿上不要管了，都回家看看吧。”

　　第二件事发生在震后不到30分钟，一辆红色救护车从唐山矿出发，向北京驶去。这是唐山市第一辆“苏醒”的汽车，车上是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和他的三位同事，在没有任何人向他下达指令的情况下，李玉林主动想到唐山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可能已经完全中断，要尽快向中央报告，只有中央才能救唐山。他们飞车四个多小时赶到中南海，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人纪登奎、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吴桂贤等立即接见了李玉林，并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调解放军、调医疗队、调各地井下救援队开赴灾区的决定，为救援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李玉林在飞车赴北京的途中，和三位同事组成了临时党小组，相约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确保把灾情迅速报告中央。沿途不断有市民、农民拦车让他们抢救伤员，但一听说他们是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就全力配合，主动移开路上倒伏的树木、电线杆和伤员，为他们扫清道路。

　　这两件事，足够让我们找到唐山战胜地震的原因：依靠组织，相信中央。党员是群众中最有威信、最有责任感、最有能力的人。群众信任他们，他们也无愧群众的信任。无论是在大地深处还是在废墟之中，无论发生这样猝不及防紧急情况，只要有党员，组织立刻就可以重建。百万人口的唐山，没有在大地震的突袭下溃散，反而结成了一个具有高度韧性、高度效率的有机体，成了一块摧不垮、打不烂、压不扁的整钢。

可以相信组织的力量，唐山人就不相信眼泪。一位当年参与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后来回忆，部队开进唐山后，最让他惊奇的是“唐山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居然没有哭声。”幸存的市民有的继续寻找被埋的亲人，有的照顾伤者，有的起火做饭提供后勤保障，还有的在搭防震棚，气氛凝重，但不压抑，忙碌，但有序。

　　唐山人并不是真的不会哭，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来，唐山哭成了泪城!他们把失去亲人的悲痛，和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后的隐忧与无助，都一起宣泄出来了。

在唐山，我想起了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2010年，这部电影上映时，赚取了不少眼泪，也收获了5亿多票房。

但透过这部电影，观众却只会觉得是地震战胜了唐山人——他们的生活不仅当时被地震摧毁，此后也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不是吗?李元妮一生生活在对亲人的歉疚中了，如同儿子方达所言：“倒塌的房子都盖起来了，可我妈心里的房子永远盖不起来，三十二年守着废墟过日子。”方达永远失去了一支胳膊，方登则生活在被遗弃的恐惧与怨毒中，始终无法化解，连累无私收养她的养父母也活的郁郁寡欢，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方登，却无法在她那里得到一个笑脸。

通观整部影片，冯小刚几乎删除了全部时代及地域因素(除了徐帆一口不标准的唐山话)，他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唐山大地震，拍成了一场“抽象的灾难”——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比如印度孟买或美国新奥尔良。从电影中，你看不出救援和灾后重建有任何时代特征。党组织呢?没有。单位领导呢?没有。街道居委会呢?也没有。解放军倒是出现了，但他们要么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跑来跑去，要么为时过晚地乘直升飞机从空中掠过，和卡特里娜飓风中的美军区别在哪里呢?看不出来。

电影的确令许多人留下了眼泪，流泪的人或许都在潜意识中联想到了现实中的自己。实际上，《唐山大地震》并不是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说到底，每个时代能够打动人心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特有的“时代焦虑”。

　　今天的时代焦虑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去组织化，就是各人顾各人，就是孤独和无助。

几十年来，从小岗村分田单干到国企减员增效，一路走来，唐山大地震时高度有效、“粘性”极高的基层组织，在很多地方已不复存在或形同虚设，以党员为核心的自组织能力，也被遗忘的一干二净，更令人担忧的是，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那种高度的相互信赖，很多时候也消失殆尽了。

为什么会这样?腐败，是一个原因。群众对组织的无条件信任被透支，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九十年代的国企下岗潮中，一些多年的劳动模范，被动员率先下岗，理由是国企遇到了困难。遇到困难不是团结群众一起克服困难，而是把群众抛弃，还会有比这些更有效地摧毁群众的信任吗？试想当地震发生时，贾邦友和井下的一百多名党员干部不是组织大家有序撤离，而是自己率先逃命，吕家坨矿的井下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样是冯小刚导演的宣扬“组织不可信”的《集结号》才会风靡一时。如果我们把《集结号》视为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的话，那《唐山大地震》倒也能堪称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只不过这个“现实”是距离真实的唐山大地震之后三十多年的现实。

最近一些日子，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洪灾。我们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但也有些故事听过以后令人揪心。

旧中国时，中华民族曾经是一盘散沙，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把全国人民团结的像一个人。但今天，重返一盘散沙的可能性再次严重出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不忘初心”，可谓切中时弊!

　　今天的中国，最紧迫的已经不再是GDP或招商引资，而是重建社会共同体，重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团结，重建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这需要党再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员干部再次践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灾难来临时要像贾邦友那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工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假如明天地震或别的什么灾难来袭，我们是像四十年前的唐山那样，团结成一块整钢，还是像《唐山大地震》中的李元妮那样孤独无助?是到了认真想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