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一是严明的纪律是党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她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严明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 ，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二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是重中之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基础，是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具有特殊重要性。三是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着力提高党性修养，激发遵守党的纪律的内在动力，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做遵守党的纪律的表率，同时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强化严明纪律的制度保证， 进一步加大对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增强党纪的刚性约束。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4月18日)

　　胡鞍钢：社会主义是中国成功的制度优势

　　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邓小平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政治优势，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社会主义因素是实现现代化追赶的“加速器”。影响世界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真正的主流。共同富裕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纲领和政策的基点。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

　　习骅：立场决定命运

　　李肇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苏共和苏联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因为我们没有邓小平!的确，从1977年复出，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间，邓小平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政治行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锤炼党风。两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起改革大旗的同时，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只有风清气正，共产党才有凝聚力。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伟大战略的逻辑起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人民主体论。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共产党存在的全部理由，是一切工作的起点、终点和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也是邓小平始终坚守的根本政治立场。站在这个立场看问题，中国为什么繁荣稳定?苏共为什么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角度决定高度，立场决定命运。苏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弃苏共在后，印证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剧本，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对于最后只剩下“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的倒台，我们不但没有半滴眼泪，还要欢呼人民主体论的胜利，否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毫无疑问，研究苏共兴亡、吸取经验教训，关键词不是“权位”，而是“人民”!中国不仅有邓小平，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幸运，是中国共产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结果，也是苏共的悲哀所在。

　　(来源：《中国纪检检察报》2014年4月22日)

　　舒刚：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

　　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中华文化沉淀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之中，沉淀在中华民族心理之中。为什么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是中华文化使然，是中华民族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大地完全融合，是经过毛泽东同志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句话，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带有了中国特色。把握中国特色必须了解中华文化，因为许多基本概念都来自中华文化。比如，我们用“中国梦”描绘中华民族的美好理想，这里面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我们用“实事求是”概括党的思想路线，这是来自中华文化;我们用“小康”作为奋斗目标，这是来自中华文化。正由于中华文化对于中国特色十分重要，所以，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要十分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

　　(来源：《时事报告》2014年第4期)

　　朱安东：我国公有经济已退无可退?

　　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再次把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推到了舆论风口浪尖。据估计，外资水务占国内水务市场总体比重在10%左右，国有水务公司占60%以上，其余份额由私营水务公司和上市的国有水务公司占有。而在全世界水务中，公有企业的占比在90%以上，美国的水务中91.4%是由公有制企业提供的。我国可能已经成为私营企业在水务领域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事件发生后，出现了国企负责掌控自来水业务的呼声。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全球私有化浪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开始停滞甚至逆转。一方面，在许多国家，最有价值的国有企业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已经不再那么有利可图，如果要卖，政府需要给私企提供补贴，这面临更多政治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前期的私有化引起大量社会矛盾。由于私有化的种种弊端，一些国家开始了再国有化，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这对中国的国企改革有重大借鉴意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被动摇。从总量上看，我国公有经济已经退无可退，否则基本经济制度被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被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功亏一篑，中华民族将再一次跌倒在现代化的门槛上。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4月17日)

　　刘东民：金融自由化，不是万能药

　　金融自由化理论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金融学领域的展现，一度受到了西方学术界和政府的普遍欢迎。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者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完成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正如肖本人所说：“自由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用市场去代替官僚机构”。从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近40年来的全球实践，人们对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首先，金融自由化同时具有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实践表明，一方面，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大多数国家确实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效应，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国家都经历了明显的波动效应，多数国家还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次，金融自由化的成效与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次序和速度有关。但这仅仅是原则上的共识，在对初始条件、次序和速度的具体判断上，意见分歧巨大。再次，政府的适度监管与干预必不可少。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4年4月18日)

　　刘奇：农地问题，不在所有制而在二元制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建设用地的刚性需求与日俱增，农地问题更加凸显。农民的财产权等诸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增收困难，土地流转的市场平台难以建立，乱圈乱占耕地现象不断发生，征地强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频发。据此，不少人把问题归结为土地的公有制所致，认为只要推行农地私有化，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高昂着头颅叫卖西方的教条，却没能低下头来看一看脚下的土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不在“公”与“私”的所有制，而在“城”与“乡”的二元制。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和当今世界各国土地制度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解决农地问题的观点是一种认识误区。相反，土地私有制更易于豪强兼并，一旦土地被过度兼并，农民成为流民，这种制度即成了引发朝代更替的火药桶。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土地所有制都不完全是私有制。美国是土地私有制的典型国家，但其土地并非全部私有，有59%为私人所有;39%为公有，其中联邦政府所有的为32%，州及地方政府所有的为7%;另有2%为印第安人保留地，即专门辟给原来美洲的土著居民的。从法理上说，农地诸多问题的根源不在“公有”“私有”，而在“公权”“私权”。农地问题的关键是公权力失控。一些人往往把公权滥用的问题统统归结为公有制上，把私权不受侵害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私有制上，这是认识上的误区。解决农地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改变所有制，而在于规范公权力。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