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系的第八宗罪：吹捧反共台独分子龙应台
卢穗（首发 民声网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12-06/6836.html
最近有网友撰文《南方系的七宗罪》指出：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26/6470.html
南方系的七宗罪之一：嫁接新闻，编造谎言，手段卑劣
南方系的七宗罪之二：结党营私，绞杀中国进步力量
南方系的七宗罪之三：借揭露中国问题，攻击中国体制
南方系的七宗罪之四：攻击国企，为外资和私企带路
南方系的七宗罪之五：灌输腐朽价值观，解构民族自信与道德
南方系的七宗罪之六：伪造历史，颠覆共产党合法性
南方系的七宗罪之七：贩卖普世价值，充当美国第五纵队
其实，南方系的罪恶简直罄竹难书，普通人难以将其搜罗完整。比如，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媒体是当今中国替陈水扁的文化部长、台独分子、反共分子龙应台鼓吹的主要媒体。台湾著名自由派作家李敖挺身而出，指出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纯粹是胡说骗钱，是一本脑残白痴分子才真心欣赏的书。而中国大陆的南方系媒体，彻底站在龙应台的反共立场上，甚至不惜讽刺攻击李敖。
不仅如此，龙应台当年也是替汉奸电影《色戒》鼓吹及声援的主力，是为冰点袁伟时汉奸文章声援的主力。
《冰点》因为刊登汉奸袁伟时的文章被停刊后，龙应台发文声讨胡锦涛：
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http://www.gdutbbs.com/thread-62714-1-1.html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就是这样一个汉奸反共台独文人，南方系对其的吹捧，比许多国民党、民进党的媒体都要过分、肉麻。
这些事情已经充分显示出，中国大陆南方系媒体，纯粹是美蒋余孽。
南方系对反共台独分子龙应台的宣传推广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当然，除了南方系媒体外，替龙应台鼓吹的还有杨奎松、徐友渔这些自由派学者。也不知道这些学者是脑残分子，还是像南方系一样，是美蒋余孽。
南方系刊登多年以来大量文章吹捧支持龙应台 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相关纪录片。略举例如下：
南都：是“残山剩水”还是“大江大海”？
2011-04-18 10:20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皇皇四十卷的《李敖大全集》，虽然主题各不相同，但都离不开一个基调———吹牛。自2007年退出政坛以来，李敖淡出人们的视线，每隔一年半载，就抛出一本新书。兔年伊始，李敖又推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这一次，李敖不仅要自我吹嘘，还要分身出另一个人来和自己对话，“相互吹捧”。……既然如此，李敖的这本《骗》最好也就别出大陆版了。若出了，肯定有人要被笑。当然，被笑的不是作者李敖。是谁？我们都知道。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04/18/content_22859225.htm
龙应台：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11/22/content_17780667.htm
2010年11月22日...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接受采访... 《野火集》出版25年，南方都市报再访龙应台，谈“野火... 龙应台：《野火集》是火。《大江大海》是水。
龙应台：向所有被时代伤害的人致敬
http://nf.nfdaily.cn/nfrwzk/content/2009-09/29/content_5918050.htm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名叫“应台...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学陆佑堂名流荟萃、老少咸集，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
南方周末新闻:龙应台:我是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812/ArticelE28002FM.htm
2010年8月12日... 在致敬现场,龙应台说:“那个很大的梦(的实现)给了你空间,让你有奢侈... 龙应台:我为了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采访了很多老兵。老兵有很多种,跟
台湾著名文化人龙应台：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韩寒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5/30/content_12375287.htm
2010年5月30日...台湾著名文化人龙应台携纪录片《目送1949》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举办大陆
龙应台：谁欠了他们的人生？--南方报业网
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6/03/content_12534332.htm
龙应台:怒目金刚和温柔并驾齐驱·南方日报数字报·南方报网
以笔锋犀利、思想凌厉而著称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上周六晚带着根据自己新书拍摄的纪录片《目送———1949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6/02/content_6848943.htm
《目送》：缘一场，不必追--南方报业网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1/13/content_8084633.htm
《目送》,龙应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39.00元。 年度十大好书 这种情感的牵系,从来都是同心圆,我们一代代都得慢慢摸索、慢慢学习,没有完整
南方都市报:龙应台做开场演讲-2011年11月16日
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111116/ArticelA11003FM.htm
2011年11月16日... 论坛开场,将由作家、香港大学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龙应台,做主题为《谁来解释我的现代——以台北宝藏岩为例》的演讲。
龙应台的“伤心笔记”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090625/articeld21002fm.htm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6月25日 来源: 南方周末
龙应台和其神秘的德国丈夫的儿子安德烈
附民声网（www.mshw.org）相关资料
文章1：“离之弃之”龙应台－－驳龙应台“台独”言论
junjianya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它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我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龙应台 ）
龙应台女士，我尊重一个年长的人，所以我用您来称呼你。您以上言论想说什么相信明眼人都一目了然。但我想告诉您的是，您所谓的“家国”不是您一个人的“家国”而是所有中国人的“国家”！用混淆视听的语言妄图迷惑“明眼人”，个人觉得您居心叵测，心理阴暗！
实在不想和您辩您那些基本价值的归属方孰是孰非。因为我也觉得您的基本价值说的有道理。也值得我学习。但我就想明白的问您：台湾是家。大陆是家。大陆是国！台湾是国吗？大陆是中国！台湾是中国不？我再问您：台湾人是家人。大陆人也是家人——你也说“源自命运血缘”。大陆人是中国人，台湾人是中国人不？我说是！相信你也无法否认。但我很费解你的话：“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这是要分家吗？您是想告诉所有看到您的话的善良的人民，您是想闹分家，还说的很含蓄。因为含蓄，不会造成伤害？您为什么闹分家呢？
文章2：龙应台:--文化外衣掩饰下的台独情结
——简评龙应台《面向大海的时候》
老甘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认真阅读了龙应台的《面向大海的时候》，初一看《面》文，似乎就是一位目光犀利的文化人在解析着台湾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就是文章作者以其锋利的文化笔触，抒发着对当今台湾文化的遗弃与传承、批判与创造、现实与未来的文化情怀，似乎就是一篇难得一读的好文章。然而，当你平心静气地细细品味，当你透过一层一层精心掩饰的“文化”外衣，那份浓郁的台独情结就会－－扑面而来。
评章节之“边境、游泳”
“在密西根的边界，只要走过一条桥，就是加拿大。站立在桥这头，望着那一头，别人轻轻松松晃过去，我的心里却有无限的震撼”。这是文章的开场，这也是龙氏台独情结的引子，是龙氏对台湾被“限制”的不满情结的抒发。在龙氏看来，台湾本该是一个如加拿大一样的中立自由的“岛国”（－－主张台湾的独立、中立是其核心思想），台湾与大陆本该是一个可以“轻轻松松晃过去”的大国与小国，强权与中立，而台湾人之所以“不会游泳”，那全然是因为台湾的海滩被 “戒严”了，被大国限制了，台湾不是加拿大－－可希望台湾能成为加拿大。
评章节之“背海的人”
“海”是什么？龙氏所指的海是什么？联合国－－就是龙氏对于“海”的潜台词－－“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大海意味着自由，机会，创造，资源，力量，海阔天空的万种可能。靠海的港都往往万商云集，或是纵横天下”。“对二十世纪的台湾人而言，大海，却象征着隔绝与孤立，危险和威胁”。没人不知道台湾是一个岛屿，你无论“背”朝何处，“面”都是向海。很显然，龙氏所说的“海”及其“背海”，只能说是一种借喻，一种隐示－－为台湾不能入联而叫屈，为台湾被 “孤立”于联合国之外而鸣不平－－因为有下文：“"两岸"这个词所蕴含的巨大的滞碍、艰难、困境”，使得“台湾人不是歌颂大海、面对大海、拥抱大海的人”－－“因为历史的特殊发展，我们是背对大海、面向岛屿内陆的人”，“多年的"锁国"，使我们习惯性地背向大海往内注视”。
善良的人们，龙氏所说的“海”，你还真以为是天蓝蓝、水蓝蓝的海吗？！
评文章之“政治解严易，观念解严难”
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海岸毫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各种工程凌乱地切割海岸，抽沙填海，工业污染，海岸线节节后退，国土流失剧烈”。这是不是龙氏对大陆改革开放的一种影射呢？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统独公投法是否通过会成为全国焦点，而海岸法却无人问津”。这里作者是不是想要告诉“读者” （－－大陆），不要把目光投向台湾的入联、台湾的独立上，大陆应该“问津”的是大陆的发展，台独与发展－－“究竟孰轻孰重呢”？龙氏为此呼吁大陆要“观念解严”－－让台湾能“重新体认自己的海洋环境本质”－－还不如说“让台湾重新回到联合国”，让“绿岛”的“珊瑚礁、热带鱼、湛蓝的海水印象渐渐加深”，让台湾“转身面向大海，开阔远眺”。
我这样解读错了吗？
评章节之“文化是大河”
龙氏在此章节进行大量的引经据典，核心思想其实只有一个－－弘扬“反叛文化”。既然文化可以反叛，台湾为什么就不能反叛？且看：“与其说西方文化是由基督教思想构成的，不如说西方文化是由反基督教思想构成的”，“中国文化难道不是这样吗”，“庄子更认为盗跖可能比孔丘还"正统‘”。
评章节之“供在权力的神桌上”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因为，过去五十年里，国民党把’中国文化"的大河，用意识型态僵化成一小块固体，将它神圣地供起来，而引致许多人今日的反弹？难道不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台湾带来的威胁和不安，使得我们对‘中国文化’也连带地反感和厌恶？”作者想表述的“权力”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是“武力解决”的代名词。再看下文“我可以了解民进党试图把树枝扭回来的心情，可是，强扭的话，有一天他放手时，树枝又会强烈地弹回去的。”－－千万不要搞错，这里的“民进党”可不是民进党，而是指的共产党；这里的“扭”或“强扭”只能是“和统”和“武统”；这里的“树枝”－－显然是台湾。在龙氏眼里，台湾回归大陆，也“只是在固体的表面涂上不同的蓝蓝绿绿的颜色，让文化继续为政治权力与意识型态服务”。在龙氏看来，台湾的回归只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只是改变了台湾的归属（颜色），而丝毫不能促进台湾的繁荣和发展。
评章节之“大海国际观”
今天的台湾，台独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台独进入一个历史的考验期－－龙氏是这样说的：“时代在考验的是，台湾人有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制约、政治的禁锢，看见大海其实不是围墙，中国文化其实不是哪一个政权所塑形的固体；有没有智慧以文化的本质、本象来思考问题，讨论未来？”－－龙氏所谓的摆脱“制约”，跳出“围墙”，考量“未来”，不是主张台独还能是什么？在龙氏看来，“源远流阔的汉语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少数主流之一，而我们凑巧是汉语的使用者”，“懂得汉语，有如手中握着一把钥匙”－－台湾使用汉语是一种“凑巧”，而汉语也仅仅是“一把钥匙”。
龙氏坚信：“台湾的"处方‘是开阔的大海国际观”，也就是说，台湾必须入联。“而如何善用中国文化根本就是在考验我们的国际视野与能力”，说的就是台独分子能以怎样的手法，实现台湾的入联－－这是对台独分子“视野与能力”的考验。
评章节之“台湾文化的核心精神”
“台湾文化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要和中国文化有所区分”，“台湾已经逐渐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虽然还不是非常的扎实稳定”，“今天的台湾文化和今天的中国文化不一样的” －－这是不是对台独的公开叫嚣？“海岸法可能比公投法还迫切；根本解决原住民的劣势处境、对原住民文化与生存哲学谦卑地去了解和学习，还给原住民平等和尊严，可能比改不改国号来得重要”－－作者给台独起草了一个步骤：当下首先要解决的是“海岸法”－－入联法，告诫台独分子台湾入联要比台湾独立重要得多，台湾入联可以摆脱“劣势处境”，可以获得（国家名誉的）“平等和尊严”，改“国号”是下一步的事。
龙氏还说了“历史当然可以更改”的。龙氏想要更改的历史是什么？是要更改台湾千百年来的主权归属，是要更改千百年来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血肉相连。
台湾是台湾。联合国是联合国。中国是中国。让我们心灵解严吧。
文章3：曾健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的新魔咒──评龙应台的1949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8/2991
来源:连载于《台湾立报》「新国际」版2011年10月
作者简介: 曾健民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研究，日本行醫10年後返台，現為執業醫師。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專研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著力於光復前後台灣史。曾編著《新二二八史像》、《文學二二八》、《光復新聲》、《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聯經)、《台灣1946‧動盪的曙光》等主要著作。60年来，台湾社会的快速变化，不管是经济生活或是政治转型，从未脱离内战冷战的大框架。在思想领域，不管是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也都是在这个大脉络下的旜递；这些思想，由于从未有过对台湾内战冷战结构的彻底反省和批判，都很难超越反共的自由主义和反中国意识的基调。它特别具体表现在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杜塞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包括党派、媒体、文化、校园等。
台湾内战冷战体制的历史起源，在1949年。对1949年历史的反省和批判，也是从知识上思想上或者感情认同上超克内战冷战意识形态的起点。然而，至今连一本最起码的有关1949的基本历史知识性著作都未出现，可见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仍然在台湾的精神思想领域占有统治性地位。
果然，在这1949历史批判的不毛之地，长出了以「内战冷战现代化论」为基本价值观点，对1949年进行叙事的异化之果──龙应台的《1949大江大海》。
此书一出大为热销，连中国大陆也出现一些粉丝。
这种现象印证了，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不但是台湾现实生活的结构，普遍地无所不在；而且在政治经济的再生产结构中，作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想不断地再生产。虽然它是脱离真实社会历史的虚假意识，颠倒意识，但作为维持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龙书表现出来的，虚假的1949，正是这种现象的最好的例证。
一、现代话语的「反共剧」
在中国时报专访中，记者问及如何克服口述历史常有的「选择性记忆」问题时，龙低调回答称：这本书「是非常个人的写作」、「不是学术著作」、「并非全貌呈现当时情况」。这回答与她大部分时间的高调、虚夸口气大为不同。然而，这本书真的只是「非常个人的写作」吗？恐怕也并非如此。
龙书以高度企划后选择的许多个人内战经验为素材，再以意识流时空倒错穿插的印象式写作方式，带着浓厚价值判断的叙事，加上把事物简单化漫画化的煽情话语，并贴出蒋军溃败，军民逃难流离的悲情场面。虽然像一幅模糊的老照片，背后却贯穿着一句简单又强烈的潜台词──中共解放战争的残暴。
它把国府军民个人在内战中遭逢的悲剧性命运，用相当任意性的文艺创作笔法，选择性叙事，倂凑成一幅战场受难图。这里面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反省，还抽离了中国现代史的脉络，除了战场看不见一点当时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社会矛盾。看不见内战爆发的原因，也看不到到底是什么政权是那些人，使这些军民在大江大海中流离受难？完全没有交代。战场上除了这些受难的国府军民和残暴的解放军之外，没有1949的历史；1949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同胞的命运好像从来就不存在。其实，这些同胞从来就不是她关心的对象，在她的意识形态世界里从来就不存在，若有，也是异类的「匪」的存在。
就像她自己承认的，这本书不是历史著作，也不算是「报导文学」。全书再现的1949形像，充其量只是一部为了控诉中共解放战争残暴的「反共文学」现代版。它不禁使人想起50年代流行的，在夜间的大操场上舞台灯照耀下上演的「反共剧」，令人不寒而栗；也像极了眷村叔伯向围拢的孩子讲的万恶共匪的故事。只不过它使用了美式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话语，再加上夸张的文艺笔调，符合了今日台湾主流意识的胃口；符合今日去历史化的历史论述潮流，更符合蓝绿的政治正确；更讽刺的，还投合了中国大陆「唯美」自由派对中国现代史的翻案风。
二、没历史没社会的「文明价值」
在同专访中，龙高调地说：以身为失败者第二代为荣。
如果，失败者彻底反省了内战失败的历史，超越国共恩怨，结束内战的分裂，追求民族的和平团结，那么，这样的失败者是民族的荣耀，第二代人当然引以为荣。
然而，这个失败者，不但没有反省历史，还依赖美军、美援，充当美国东亚冷战的前线卫兵，在台湾搞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的反共军事戒严，对岛内罩下白色恐怖的大网，在海峡筑造民族分裂对峙的堡垒。一个有良识良知的人会对这样的「失败者」引以为「荣」吗？其实，龙的价值思维根本不是在这个层次，因此她引以为荣的「说词」也并不在这个层次。
他的「说词」是：「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六十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他们可以说是『台湾现代化的开创者』」。
在这个说词背后的思维，我们看不到六十年来台湾在反共高压、资本宰制、失去民族主体的黯淡历史。
这六十年来，台湾不是依赖着第七舰队、美援、美国市场、商品和意识型态的发展吗？难道黄春明笔下阳明山上和中山北路的高级美军是假的吗？〈莎哟娜拉‧再见〉中的日本人是假的吗？80年代以前的「美华协防条约」，还有，直到今天还自愿受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保护的现实，都不存在吗？在校园、媒体和文化界，美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基本教义铺天盖地，再加上民粹「台湾意识」，这就是龙的「温柔人文价值」吗？
没有白色恐怖，没有农村破产，没有加工出口的劳工血汗，没有染黑的二仁溪淡水河，没有股市房市的掠夺；没有城乡差距，没有高达六十倍的贫富差距，没有这些那些台湾人民的血汗；还有，没有今日辛苦的台商和将近半数的台湾产品向大陆的输出，没有这样那样的大陆人民的血汗，会有龙今天「个人幸福的文明价值」吗？
这种价值，充其量只是失去历史脱离社会的少数菁英的价值。
明明有半甲子以上的反共军事戒严体制，却说没有国家主义、军事主义。还有，作为反共戒严体制重要一环的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今天，还以现代化和普世价值文明为话语，依旧维持着反共反中国意识的霸权支配；它以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区分善恶，以统独蓝绿分裂社会，藉此筑高两岸壁垒，掩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对于台湾这样的意识价值现状，恐怕只有不知历史为何物，脱离社会现实的少数菁英，才会认为「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
至于，「失败者」﹙逃台军民﹚是不是「台湾现代化的开创者」？这种说法穿凿附会，根本不值得理会。
龙的文明价值，没有历史也没有社会，虽然无臭也无味，但潜散着一股浓厚的意识形态。
龙的潜台词就是说：幸好彻底军事失败，使得台湾发展出一套文明价值，而这套文明价值远比大陆的更高度。换句说法是：幸好两岸彻底分裂，台湾才得以发展出一套比大陆更文明的价值。这是她的中心思考。在民族国家认同光谱上接近「独台」。
这一套文明价值，说穿了就是美式的文明价值，不外乎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其背后的信条是反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在冷战期间，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的快速扩张，向第三世界发动了美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战线。这种冷战意识形态，是直线式的社会发展观，宣称「落后」国家只有通过加速传统社会向进步的现代化转变这一条路，才是文明的发展；而美国高居于普通的历史进程的最顶端，是最高度的现代性国家。
龙的文明价值就是这套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亚流。；2006年红衫军起来的时候，她害怕红衫军的变革行动会偏离「文明价值」，胆怯地说：「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会是民主』」。
五年前，赵刚在〈和解的壁垒〉中批评「龙女士」说：
「龙女士是一个现代化派，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她隐而不宜的『大叙事』，拿来污名化作为一个理念的中国。......因而从一种文明的高度来俯瞰中国以及台湾......道德心里位置是西化高等华人。」
过去，国民党曾以「自由中国」自居，污名化中国大陆名为「极权中国」；以「自由地区」自称，污蔑中国大陆是「匪区」；自称为「汉」，而大陆是「贼」，「汉贼不两立」。后来，国民党政权转型后，宣称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最近，变成了「民主人权统一中国」。那么，今天龙是站在这个延长线上，以西化高等华人的姿态，用「现代文明价值」去鄙视中国大陆「反现代文明」。
三、建构「解放军残暴」的印象叙事策略
对于东北长春围城的叙事，就是龙书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首先，它突兀地把二战希特勒德军对苏联列宁格勒三年围城的血腥场面摆在前面，娓娓诉说围城的「惨绝人伦」。这是精心安排的写作策略，并不是真要谴责德军围城的「反人类罪行」，而是要以此先给读者一个阅读的联想、暗示，造成解放军对长春围城和德军围城一样残暴的印象。
东北过去曾是日俄帝国为争夺利权互相征战之地，但主要是在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之下。在龙的笔下，日本对「满州」掠夺式的殖民统治消失了，只见到「新京」（长春）「成为日本精心经营的花园城市」，它歌颂道：
「都市规划以欧洲大都市为范本......公园处处葱绿......百货公司......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跶跶的声音......很早就有抽水马桶......。」
另一方面，1945年8月9日大举向满州日本关东军进攻，击溃日本殖民者的苏联红军，却被龙书印象叙事成「烧杀掳掠」的野兽。文中刻意只引用亲独学者许雪姬采访的一个日据期曾在伪满工作的台湾人，许长卿的口述历史片段──一幅苏联红军在沈阳车站公然奸杀母女的场面，这就成了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全部历史形象。接着，她又不忘加一笔，突兀地加入前苏联反共投美作家索忍尼幸的一段诗句，突出苏联红军对德国平民的强奸暴行，再度强化红军兽行的印象。
在这几页中，其歌颂日本殖民的现代化，以及仇视苏联红军的两极态度跃然纸上。
为了渲染解放战争的残暴，它大大利用了长春围城战中饿死人的问题，把一两位老人的回忆以文艺加工，大肆夸大饿殍的人数和凄惨画面，以显示解放军的惨酷无人性。
不知从哪里来的数字，它竟然说围城前长春有80万到120万人，围城后只剩17万人。然后推论说：「饿死的人数从10万到65万，取其中就是30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后来，文中又任意夸大到60万。
它的企图，就是取30万之数把长春围城等同于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
它还愤愤不平地说，长春围城「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竟然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的学术报告，有纪念馆、献花致敬纪念钟声。也不像列宁格勒被写成小说被拍成电影。
换句话说：希望把长春围城炒作成国际规格的解放军暴行博物馆。
这就是为什么它一开题就要先描写列宁格勒围城惨状的原因。
它把这三场战争扯在一起，就是想利用今日读者对战争历史的无知，造成读者对解放战争的痛恨心。其实，每一场战争都有它不同的性质，也都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最终也都有正义和不正义的历史定评。列宁格勒围城是法西斯战争对反法西斯战争，其是非善恶至今没有人敢推翻；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战争，本来历史是非对错十分清楚，但是由于战后的冷战内战体制使日本开始翻案。像龙就是把南京大屠杀轻轻放下，说南京大屠杀30万人是「被引用的数字」，意思就是说30 万人还未定论，这种话让日本右翼石原等听到，必定窃喜万分。长春围城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内战，是革命战争是内战就没有不流血的，没有不死人的。就像林肯发动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社会解放的超大型内战，战死者60万人以上，不是流血成河吗？有「失败者」的南军向这历史翻案吗？
其实，龙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你看！解放军就和希特勒德军、日本侵略军、苏联红军一样，残暴而无人性。这就是龙的内战冷战意识型态。
这不就是吃了国民党制式反共爱国教育的「狼奶」，喝了美国好莱钨电影的「可口可乐」长大的一代，脑子里残存的僵化，幼稚迂腐的偏见吗？
四、长春围城真相
当时的长春国府守军，长春最高司令关郑洞国﹙东北剿匪总部中将副司令，兼第一兵团的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以及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等都留下了亲历记。从这些长春守城最高指挥官的回忆录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下面的事实。
真正遭解放军围困粮食无法进城的期间，大约是从1948年5月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后，一直到10月放下武器的5个月。当时蒋介石给郑洞国的命令是「固守待援，相机出击」，郑则计画凭借长春坚固的地下堡垒工事进行顽抗。但是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关键在粮食。因此守军早已先抢购了粮食，并进行了市民户口清查余粮登记。按当时统计，依市内人口和存粮数最多只能吃到七月底。后来守军又动用战时粮管法，强制市民把粮食卖给政府做军粮，最后只有发行大额钞票﹙面额最高达一亿五千万﹚向民间搜刮粮食。当时的长春市长回忆道：
「国民党在长春的军政人员、特务、警察近十万人，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外，就是这样用一堆废纸搜掠了卡哨内外约六十万人民的粮食和财物。」
「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八万具」。
「从四月到十月半年间，长春特务就通过『特密处』这个机构，逮捕屠杀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无辜人民共约二百余人。处死的手段，有一小部份是用日本刀砍死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
最高司令官郑洞国也坦承：缺粮饿死民众的原因，还有守军参与粮食投机倒把、民众屯积居奇、国民党空军胡乱空投食物许多落到解放军阵地。
况且，长春围城饿死的，全都是长春居民，而十万的守城军政人员并未到饿死的状态。一位守军在六月发出的家书，信中还嫌部队伙食猪肉「只是皮和骨头」「难以下咽」，还说，高深米一斤七万元、猪肉九万元、金子一钱三百三十万元。可见得，守军搜刮民间粮食，囤积以自保，是围城会饿死人重要的原因。
另外，三月间，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下三个孤立的大据点──长春、沈阳和锦州；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蒋介石又都力主坚守这三大据点顽抗到底。这错误的固守战略导致了长春围城饿死人的悲剧。守军司令郑洞国在其回忆文中曾说：
「我曾主张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而蒋介石却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
长春守军有第60军和新编第7军两军。第60军于10月17日宣布「起义」，10月19日第7军也选择了「放下武器」的道路。原来坚持「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司令官郑洞国，也于翌日投降，结束了围城悲剧。
对于长春守军最后选择了「反蒋起义」和「放下武器」这两种方式，结束长春围城悲剧的史实，龙书又发挥了高明的文学修辞蒙蔽史实。
龙书说第60军是「缴械」，第7军成为「俘虏」。
但是，国民党守军明明是「反蒋起义」，它却说是「缴械」；明明是「放下武器」，它却以「成为俘虏」称之。该书欲以文字蒙蔽解放军围城战略的正当性，也欲藉以淡化国军投共的事实。
其实，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9月间就与其属下的两个师长密谈「反蒋起义」；因为「九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赖着微少的空降粮食活命，士兵面黄肌瘦，士气低落，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完了」。曾泽生在17日「起义」的前一晚，还写了一封劝郑洞国一起「起义」的信，信大意是：
「长春被围......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史无前例......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的罪恶......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沼......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
第7军是选择了「放下武器」，并不是「成为俘虏」，是国共双方谈好了条件后才「放下武器」的。这个条件双方谈好的放下武器的条件是：放下武器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对志愿参加解放军的人按原级录用、不愿参加者遣送返乡、不加侮辱。
长春围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用兵境界；如果不围而战，那么国共双方的死伤人数绝不少于10万人，长春居民在战火中的死伤更是难以计数。围城造成人民饿殍载道，固然是悲剧；若不围而战，那才是更大的悲剧。
五、争取政治解决，避免战争
龙应台字典中的「战争」是永远与「和平」对立的，她根本不知道战与和的辨证关系，不知道「和」「战」是互倚互生的道理。她受的蒋氏反共爱国教育也永远把中共的「和平」看成「谋我其亟」；也看不到解放战争中中共如何以最高的智勇争取「和平解放」，永远把政治解决放在第一位，避免战争的流血。长春围城就是一例。
再如，在华中的战事中，长沙的「和平解放」也是一例。1949年8月4日，在解放军对长沙的锥形攻势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湖南省主席、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就率部易帜，使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陈、程两人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宣布：「根据中共提示的国内和平条款，在长沙成立和平协议......使湖南获得和平的解放，藉以减轻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烂。」
对于长沙的「和平解放」，龙书又发挥了文学语言的暧昧，避重就轻地写道：「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
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和平解放」事例；国共双方尽全力用政治解决避免战争，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大避免了战争流血的悲剧。平津战役，最后北平以「和平解放」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当时解放军一面重兵包围北平四周，一面寻求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谈判，1月21日傅接受了和平改编结束了战争，避免了文化古都 陷 于毁灭性的战火。1949年3、4月间，国共长江对峙，同时，代总统李宗仁也与北平进行了和平谈判，可惜蒋介石、李宗仁各怀鬼胎，再加上蒋顽固始终反对和谈，使谈判破裂；解放军一夜渡江，戊守南京的汤恩伯部队仓促撤走，南京也兵不血刃地在和平中易帜。
六、「伟大领袖」在台湾开的枪
掌握着国民党党军政最高的实权，在内战中挥舞着无上权杖指挥每一场战争厮杀的蒋介石，是真正决定着龙书中人物颠沛流离命运的人；是真正要替历史负责，要对每一个生灵悲剧道歉的人。然而，在龙的大江大海中他却隐身不见，即使偶而出现，也以一个「伟大领袖」的形象出场。
譬如，在写到孟良崮战役的惨烈，张灵甫为国捐躯的英勇时，最高统帅蒋介石就突然出现了，但是以一个「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高尚伟人的形象出现的。
在山东流亡学生案中，龙书发挥了特有的文艺笔调，描写了流亡学生生离死别的战火流离图，然而，对于一路带领学生逃亡来到澎湖，却遭到国府军特诬陷以匪谍枪决的校长等张敏之案件，则以「防谍第一」替蒋军脱罪。为了替这个惨无人道案件罪首的蒋军说话，它不惜合理化「防谍第一」，捏造说：徐州战场55万国军被歼灭，「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渗透作战决策。因此，她说「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接着，龙特别用文学语言为蒋的白色恐怖辩解说：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这句话，等于替所有的残暴者脱下了罪恶的枷锁。
也替蒋政权在台湾反共高压统治涂上了胭脂。
其实，山东流亡学生案是蒋政权在台湾布下白色恐怖统治的序幕，在马场町开的第一枪；自此，白色恐怖的枪声开始响彻台北上空。1949年12月10 日，蒋政权先枪决了光明报案的4名外省青年，第二天刑杀了流亡学生的校长师生共七人；次月，同在马场町上，枪毙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案的原国民党军官台籍青年林正亨。
事实上，战后不久，台湾就已竉罩在蒋的内战体制中，1947年开始实施「戡乱总动员体制」后，在台湾的报头报尾已开始出现许多戡乱建国标语，如：
「剿灭匪首朱德毛泽东，肃清祸国殃民的共匪。」
1949年4月爆发的台大师大学生整肃案──「四六事件」，5月20日的军事戒严、出入境管理......等等，在台湾高压统治三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反共戒严体制，早在1949年就已铺天盖地笼罩台湾。
这是龙的意识形态看不到的，或者是不愿意看的。
这是为什么龙的1949，突兀地并接上1945年前后的台湾，却不见1949的内战台湾。
七、是国府「反动特质」的崩溃
龙的1949当然不会知道，也不愿意知道。
蒋国府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失败，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和世界观整个体制的失败；战场上的失败只是体制失败的结果。
蒋国府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崩溃并不始于1949，也并非始于抗战胜利后，而是从战前就已开始。1949只是大崩溃的末日。抗日战争中，美国驻华大使馆有一位年青的外交官约翰‧S‧谢思伟，会说一口流利汉语，是地道的中国通，曾深入中国乡村做广泛的社会考察。他曾于1944年6月20日，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报告──〈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简洁描述了蒋国府的败象。他这样写道：
「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网纪废弛。受通货膨帐之害最重的知识份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不满......。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同意，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知识份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
抗战胜利后，中国曾有短暂的和平。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等﹚三方共同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谈」；于1月31日结束，通过了五项政治协议﹙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以「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主富强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不料，这个代表中国人民民主愿望的「政治协商决议」，竟被国民党的顽固派撕毁。依持军事绝对的优势和美援的支持，1946年6月26日蒋下令国府军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在各地发动总剿匪。自此，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在这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断强力镇压「反内战、要和平」的学生运动，且暗杀、逮捕民主人士，取缔民主刊物、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自绝于中间派的民主运动，连温和的民主潮流也成了敌人。
当国民党政府得意于「剿匪」胜利之时，社会经济却急速濒临崩溃。入不敷出的军事财政，只有靠大量发行纸币和大抽税来因应；这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粮价飞涨，造成人民生活困顿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从1946年底开始便不断爆发了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甚至抢米风潮。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这危机的压迫下，唤醒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和民众，奋起投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相对于内战战场上的第一战线，国民党统治区却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反蒋第二条战线。
当时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复亮，于19473年3月6日﹙也正是台湾发生228事件时﹚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其中指阵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特点，他指出：
「国民党统治集团因目前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显然是坚持一党独裁的反政协的反民主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至少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在阶级关系上说，只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别是大官僚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顽固越反动的集团和份子，在党内越占有势力，越能控制党政军大权。
第三，以武力维持政权，并企图以武力消灭「异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国际和国内的民主高潮下，企图拉拢既无群众基础又无政治操守的小党派和「社会达贤」，伪装民主......。
第五，坚持一党法统及其所制定的「宪法」......依旧保持一党专政的实质。
第六，在对外关系上，完全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切「唯美是从」、「唯美是赖」，甚至不惜把中国逐渐变成美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
这样的政治路线，无疑地是违反整个国家利益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线，也是违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传统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施复亮在国民党政权最强大最骄横的时刻，准确地指陈了其反动的特质。这种反动特质注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快速崩溃。这就是为什么不到二年之内，号称500万拥有美式精良装备的「国军」，被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摧枯拉朽地歼灭，只剩下几十万嫡系部队狼狈逃台。
其实，逃台后的蒋政权，虽然失去了它在大陆的真实阶级基础﹙在大陆实际统治的土地、人民、财富的社会阶级关系﹚，但仍残留其统治阶级意识，和残存的党政军特。施复亮指陈的五点反动特质，也原封不动地搬到台湾，君临台湾社会之上，继续用军事戒严和白色恐怖维持在台湾的统治，长达37年。
施复亮在战后初期对国民党政权批判的话语，与台湾70年代的民主运动反国民党语言是多么地相似！只可惜，80年代中末期，台湾的民主运动被「本土运动」﹙台独运动﹚所取代后，逐渐失去了这样的批判视野；同时，也使这种反动特质失去了被彻底批评和自我反省的机会，反而披着美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台湾意识」的外衣，继续反现代中国，继续筑高两岸的壁垒。龙书就是其中的最好实例。
八、国府的「战争和失败」
就让我们看看蒋政权背后老板──美国，如何看当时的蒋政权吧！
当时，从骨子里反共，对「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向美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府败相的描写充满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败主义」等字眼；认为国府「随着军事和财政的急速恶化......政府人员更加灰心丧志、毫无斗志，并最后变得一蹶不振、或无所顾忌地营私自肥。」报告指出：国府高官对政、经、军形势日趋恶化的悲观与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会失去维持其统治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民众......」。
相反， 反共的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的描述中则充满了了正面形象。
「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很少或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供给他们物资援助。」
1947年7月22日，被美国总统任命来华调查的魏德迈来到了中国。一个月间遍访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各地，进行视察并接触各阶层人士。他于离华前二天，在国府的「国务会议上」进行了演讲，演讲中重重痛斥了国府：贪污腐化无能、充满失败主义、失去信心、精神资源破产；且秘密警察横行，滥捕滥杀，失去了人心而助长了共产党的势力。他还强调：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必须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龙笔下出场的一个个战火中的受害和冤屈的幽魂，应该可以从这报告中看到，真正肇造个人悲剧的力量，不是别的，而是在战火背后的、自己追随不渝的国府政权。这个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败主义、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权，注定最后被战争摧毁。在兵败如山倒的政权崩溃剧中，作为政权一部分的个人不管以怎样的方式都难逃悲剧的命运。
把个人的悲剧只归咎于战争的残暴，而不追究背后造成残暴战争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以及因腐败带来战争的政权，那么，也只能永远活在战争的敌我仇恨的幻想中。
九、已无须别人来击败他们
龙书也提到了济南战役。就像书中描写的任何战场一样，把无法求证永无对证的个人回忆，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艺手法加工，编织成一幅解放军惨无人道的画面。至于战役的真相如何，则不是它所关心的。
济南战役中最关键的部分，应该是守军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两万人「起义」，但是龙书一字不提。后来吴化文部队加入了解放军，而在解放军渡江﹙长江﹚作战时，是吴化文部队第一个开进了南京城，和平接收南京。
当时美国驻青岛领事，曾对于解放军一星期就把济南拿下甚为震惊，事后评论道：
「该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为心理的非军事的......国军及大部分山东人民对于政府之继续内战，使生灵涂炭，经济枯竭，均大不以为然。于是叛变降敌者有之，不战而退者有之。」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在向国会的报告中，提及：
「国府在军事上真正垮台，是从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开始，第一批大规模的叛变和崩溃发生在九月济南失陷之时，当时政府军队不做任何努力，带着一切物资装备投降。」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济南战役后蒋国府的一切变化，就如一幕「希腊悲剧」：
「一九四八年最后三个月的经历，有如一幕希腊悲剧。在军事失败、货币贬值、民情激愤的悲惨情况下，蒋总统独能屹立不移。」
1949年的悲剧剧本早在1948年以前就写好了，只是因为「蒋总统独能屹立不移」，才使得崩溃剧上演得更快，也使剧中人落入更彻底的悲惨命运，结果使悲剧更为悲剧。
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道：
「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察出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党则通过一种严酷的纪律和疯狂的热忱，企图使人民相信他们实为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部队已无须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十、自囚于内战的咒语中
龙应台自以为荣的「失败者」，并不是败在战场，而是失败在「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无须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自己瓦解」的事实。
这个历史的事实，不是龙书以渲染战场横尸遍野、夸大解放军的残暴、强调个人战火流离的悲剧，来抹黑中共的解放战争，来逃避历史的责任，所能掩蔽的。
龙高调质疑中国大陆「还停留军事的单一角度看历史」，然而，这个高调也正市对龙书自己的最佳批判。
不去正视失败原因，不对历史反省，而只图以夸大战争的受害来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虚夸的口气说以「失败者」为荣，这只会把自己囚禁在内战的咒语中，无以救赎。
2011年9月1日脱稿
文章4：吹捧龙应台的杨奎松谈“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7/29/content_3281797.htm
“仓廪足”了，也不见得就一定能“知礼节”。一方面，百姓要真正达到衣食无忧的境界，必须确保礼乐不会崩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建设，国人越来越找不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也就不会有对国家真正的忠诚与热爱。至于应当建设怎样的政治，在这里，我很愿意借用龙应台最近一篇文章中非常形象的说法，来畅想一下做一个对国家有自豪感的国民的感受：
○他应当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会舞弊或不公；他进出政府大楼，不必经过卫兵盘查，不需要开介绍信；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各级政府和国营机构的年度开支，包括每一块钱的流向，不会轻易地被贪污和挪用，他可以随时举证要求调查；任何一届政府办事拖拉或服务态度不好，他都有权用选票在下一届选举中来改变这种情况……
总之一句话，与其高唱民族主义一致对外，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好我们面前急需要做的种种事情，让国人能早日以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文章5：杨奎松开给历史系本、硕、博的阅读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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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6：龙应台《大江大海》的弦外之音
龚忠武
去年12月18日，我在纽约「美东纪念保钓运动40週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报告里，在谈到民国遗民的悲惨遭遇时，顺便讲了这样一段话：
龙应台的近著《大江大海》对我们上一代流落到台港海外的民国遗民颠沛流离的苦难境遇有动情的记述，值得一读。但对她的无原则的弭兵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悲情控诉，却不敢苟同；甚至在她如泣如诉的文学笔调下隐含有为中国现代史翻案的动机，则需要揭露批判。
于是，有龙的粉丝向我问难道，既然你说龙的书是在宣扬一种「无原则的弭兵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隐含有为中国现代史翻案的动机」，有什么证据或根据？
当时我的报告的主题，是在回顾展望保钓运动，不是在评龙的书，所以龙的书只是顺便提了一下，不可能展开来谈。现在既然有人对这点提出疑问，正好让我有机会补充说明一下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论断。
龙书的要害或问题的癥結所在是，既然龙是从失败者的立场来审视1949年的大革命，那么有没有站在失败者的立场来冷静深刻地反省探讨她所支持的政权或蒋介石失败的根本原因呢? 没有，完全没有。而是将重点放在追究战争的责任上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闭关长达400天，在国民党党政军的全力的「加持」下，以及在中外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加持」下，根据被她奉为普世价值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以煽情的文学笔调、成篇累牍地大肆描述当时民国遗民在地理和历史的「大江大海」中遭受家庭破碎、颠沛流离的人伦惨剧，并且刻意呈现一幕幕残酷血腥的战争场景。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和这么多的时间，竟然只是要证明一个预设的而为国民党当道乐见的荒唐之极的结论：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所谓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所以，她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当然她实际上要反对的是1949年的革命解放战争。
她的弦外之音逃不过行家的法耳，就是：1949的大革命是没有意义的，死了这么多人，而且是骨肉兄弟相残，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是多余的。因此要求中共胡总书记向无数这场战争的亡灵道歉。道歉者，是要中共向全中国人承认1949年的战争打错了。
所以，我说她的书是在有意无意地散布一种「无原则的弭兵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隐含有为中国现代史翻案的动机」。
然而，中外历史学界的主流历史学家早已对这场大革命作出了这样的定论和定性，她是一场：
近现代中国人追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尊严的大革命；
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大地主，让广大农民彻底翻身的土地大革命；
正义平等的社会主义压倒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大革命
再造现代国家、再造现代文明的现代化大革命
中国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决战
当然，远远不止这五种；但所列者已足以高度概括1949大革命深刻的性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足以证明这场大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革命、一场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绝非像龙书所贬的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战争。所以，史家往往拿它同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相提并论，高度评价为世界近代史上的四大革命。历史昭示我们，像这样性质的大革命必然要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和物质代价。上述的三大革命战争，莫不如此，难道中国的大革命可以例外？可以不要流血而和平地达到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一个富强、民主、正义的现代化中国的目的？
所以，本文的立场是：绝对不可以仅从战争的残酷性而简单地否定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合理性。1949年的大革命是渴望过着自由、民主、独立、尊严、幸福的中国人的民心所向，人心所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因此，对于这种性质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在回忆重庆谈判时说：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是为民。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所以毛的战争观，可以套句孟子的话说，「予豈好战哉？予不得已也」。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解民于倒悬，不得不然。
林彪在东北战场面临严峻的挑战时，也特别提出警示说，和平的幻想是美好的，战争的现实是残酷的；既然无法避战，只有应战、迎战，准备战斗。
至于龙书一再诉诸人道主义的生死观，那要看为何而死，为谁而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孟子也说，舍生取义。如果死有重于泰山的意义，为义而死，这种死是光荣的，是有价值的，是死得其所。
君不闻，《汤誓》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老子《道德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和劳苦大众，就是普遍怀着这种变天的思想和心情。所以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数十万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就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最深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国民党装备精良的800万国军，面对小米加步枪的200万解放军，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摧枯拉朽，彻底溃败。
质言之，大量历史事实一再表明：1949年的中国人民是用两条腿投票，是用生命投票；不是用投票箱投票，不是用嘴皮笔杆子投票。这对一个奉西方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的中国自由者如高等华人龙应台之流而言，当然会认为这是「不文明的」，从而要求以「文明方式」来说服她。然而，这就是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的民主，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
对于这段历史用功如此之深的龙应台，不会连这个起码的历史大背景也不知道吧？只是因为预设了立场，才在大量的历史事实面前却视而不见。
这是宏观的大历史，不是微观的小历史。龙书将重点放在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采访上，以此作为叙述的史料依据。用功虽深，可惜得了深度近视，是个史盲，见树不见林，只看到一棵棵林木的凋枯，却看不到一大片森林的走势，以致得出了1949年的大革命战争是无谓的、多余的荒诞结论。
总体而言，龙书实质上可以视为是一首为了讨好国民党当权者的欢心，而为1949年大革命中不幸牺牲的国民党亡灵谱写的一首挽歌、招魂曲；以及为了抚慰国民党死忠遗民的心灵创伤、肯定自我存在价值而写的一部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伤痕文学。
但是，如果因此而反对这场战争，否定这场战争，那作者就未免太不自量力了！请该作者不妨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妳的那只曲笔，可有改写大历史、做历史翻案大文章的无边魔力？
尤不可解者，以堂堂大报自居的《世界日报》（纽约亲国民党的右翼华文报纸），竟然对这样一部欺世盗名之作，大肆渲染，不惜重金制造「龙应台旋风」，让读者蒙受风害长达一个多月之久。真令人慨叹该报之失态！报格之沾污，一至于此，夫复何言！
文章7：不是所有的伤痛都有价值——龙应台语无伦次的1949
作者：ifever
应朋友的推荐读了龙应台先生写的《大江大海，1949》。看完以后的评价就四个字——语无伦次。
龙女士这本书的核心并不复杂——父辈们做出了牺牲，忍受了离乱之苦，虽然最后流落在海岛，成为人们眼中的“失败者”，但做子女的，仍然认为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并且以作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不过我认为单单失败本身是不值得纪念的，也没有“为荣”的价值，除非人们在失败的过程中汲取了经验或者教训。正如龙应台自己所说的：正是他们，以 “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我要说的是：证明这些价值切实存在是作者的义务，否则的话，失败就只能是角落里既可怜又可气的哀怨和一些 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反过来说，龙应台的这本书的缺点正在于作者对这个价值本身除了在开头一笔带过意外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探讨，反而执迷于角落里哀怨的情 怀不能自拔。不是所有的伤痛都有价值，否则的话随便什么人拿块砖头往脑袋上一拍就可以造就一个文学家了——那可是真疼啊！我这样不是针对1949那个年代 亲历者，不是说他们的伤痛就是没有价值的自作自受。我想要声明的是，证明所描述对象的确有价值有意义是文字作者的基本责任；而龙应台先生自说自话自我怜悯 的做法把整本书彻底弄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大杂烩。
其实书中反映出来的很多细节显示出作者选取的视角还是相当独特的。特别是前半部美君离家过程中的颠沛流离以及家乡沧海桑田的变化，为读者从细节上 理解当年那段历史确实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是作者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她没有能力用一个明确的思想把细节和故事合乎逻辑的联系起来。我们不能要求作品一 定要主动包含或者显示出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者观点，但是一部作品要是没有一个坚实的中心思想就成了没有骨头的肉体，只能是烂泥一样柔软杂乱的一堆材 料。这样零散而杂乱的堆砌本来应该是一个大部头的开头或者引子。当读者从杂乱无章的材料中走过，满怀疲惫和困惑的时候，作者用一根清楚明晰的主线以一种意 想不到却又合情合理的方式把所有事件串联起来，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阅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但是在龙应台的这本书里，当读者满怀期待等着大幕拉开的时候却 无比惊讶的发现整部书已经结束了！这种形式的写作正如一个蹩脚的剧作家，在高潮部分，悬疑即将揭开的时候自己忘记了凶手是谁，结果抛下满场充满期待的观众 直接落了幕。龙应台先生开始写作也有二十年了，这么长时间毫无长进，基本上证明了她没有进行深入思考的能力，只能待在书斋或者家里相夫教子，偶尔写点散 文，随笔之类罢了。
除此以外，这本书在史料的剪裁上也“另有玄机”。在描写惨烈的长春围城战时特别把林彪围困长春的部署单列出来，证明共军视人命如草芥，下定决心要 把长春连同一百万市民一起围死困死。随后作者又附上了林彪因为长春市民饿死荒郊而给毛泽东发出的现场报告。看起来似乎“共匪”的毫无人性已经是铁证如山 了。但是书中的叙述正合了那句话——想要看清楚一个人真正的观点和目的，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没有说什么。林彪作出围城部署的时间是五月三十日。从 这一刻开始，围城内外的国共双方就开始了一场看谁更狠心的竞赛。看谁面对饥寒交迫的市民先忍耐不住。龙应台的描述到了九月九号林彪的报告就嘎然而止，而我 们感兴趣的却正是九月九号林彪的报告打上去以后“共匪”做了什么以及在整个围城期间城里的“国军”做了什么。这正是龙应台先生有意或者无意忽略掉的那部 分。
从历史上看，把围城断粮作为一种战术手段并不新鲜。断粮的目的是迫使守军吃光了粮食就出来投降，饥荒本不是目的。按照一般的标准，粮食吃光了援军还不到，守军就可以烧掉机密破坏武器出来投降，不损害军人的荣誉。
龙应台没有说的是国军从一开始就喊出了“杀民养军”的口号。做法就是从民众手里征收甚至抢夺全部粮食养军，特别是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七军。列宁 格勒被围的时候军队和市民一起忍饥挨饿。对比之下，长春被围的国民党军不但不救济饥民，反倒夺走市民手里最后一粒粮食然后把他们驱赶到城外的荒野上去。这 样做的结果是长春刚刚被围，市民就开始忍饥挨饿；但是直到长春城破，国军饿死的却很寥寥。蒋介石的嫡系新七军到最后手里还有足够再吃几个月的粮食，营团以 上的军官仍然有酒有肉，用不着挨饿。此时市民却已经是饿殍遍地了。
共军这边大概原以为把城一围就可以坐等国军出来投降。没想到的是大家见过狠心的，没见过这么狠心的。看着老百姓一片一片的饿死，林彪忍不住打了报 告，解放军开卡放人。开始的时候解放军还心存侥幸，每天放人有定额，指望没出来的市民能继续消耗守军的粮食。结果发现这边放出去多少，那边国军从城里赶出 来多少。最后只能彻底放开，任由市民从城里往外跑。当时放出来的人一律先喝一碗玉米面糊糊。因为饿久了的人一旦得到食物就会暴饮暴食，往往就这样被撑死。 先出来的因为不知道厉害，被撑死了好多。后来再放出来的人就一律集中起来先喝一碗稀的，等肠胃慢慢适应了才开始正常饮食。
城墙外，旷野中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人民同时考验着国共双方的良心。等到长春城破，答案揭晓：共产党虽然赢了战役，但是在那场比心狠的竞赛中却输的 心服口服——直到城破，老蒋的嫡系部队仍然有足够的粮食。市民饿死成千上万，大部分守军到最后却还有饱饭吃。见识了国民党视人命如草芥的狠心，解放军以后 再也没采用类似的战术。到最后攻占上海的时候，为了保护城市建筑，连炮都宁可不用。守城的国军如龙应台女士所说，确实在抗日战场上有过非常英勇的表现。但 是抗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从长春守军喊出“杀民养军”口号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走到了抗日初衷的对立面，此后的灭亡只能用“现世报”来形容。一支军队， 能做到保境安民是毫无疑问的英雄部队；力所不逮但是还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也不失为人民的军队。但是能喊出“杀民养军”这样口号的部队，不管以前有过多大的 功勋，此时也只能被称为禽兽不如。
我们特别注意到，龙应台书中引述的有解放军守卡士兵的话，有长春市民的话，就是没有当时城里国民党士兵的话。到底是当年城里和平缴械的两万六千国军如今一个人都找不到了还是因为当时的国军士兵其实根本没有挨过饿而龙女士不想或是不敢说？我们不得而知。
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侧面。解放军看不下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市民，只能开卡放人。城里的国军却利用这个机会携带武器往外渗透。这种做法丝毫改变不了战 局，但却很可能让城外的解放军因为额外的损失而关闭哨卡。为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垂死挣扎就冒可能毁去城外市民唯一求生机会的危险，这种没人性的事情除了49 年之际的国军，恐怕是没人干得出来。
新鲜的视角以外，书里也有一些不那么新鲜甚至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共军的“人海战术”。书里不止一次的提到，共军用民工打前站， 堵枪眼。但是略有战争常识的人都知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集团冲锋的战术就已经被淘汰。在现代机枪的火力面前，无论多么壮观的人海都是石磨下的一 团血肉而已。所谓共军的“人海战术”只能说是国民党失败以后自己编出来的“不是我打不过你，是我心慈手软下不去手”的借口而已。
前面这算传言，接下来的就是胡编了。长春围城战一章里有这样的句子：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 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高压电网，电的人如此销魂的高压电网。电厂在城里，解放军在城外，难道这高压电网竟然是用电池的不成？军事上只有用电网防守的，却几乎没有用电网 围城的。原因很简单，围城的在外面，荒郊野外没处找电！龙女士此言只能说是写作中被自己感动得心潮激荡，情不自禁的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桥段照抄了一遍。
在描写日本投降的那一段里，龙女士又忍不住心潮澎湃了一回：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 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 群。
经查，鱼叉飞弹1965年开始研制，77年装备部队；一下子被龙女士搬到了四十年代的密苏里号上，还是“十六管”，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一本书里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从侧面说明了龙女士闭关四百多天不是在写，而是闭门造车的在编。观点是早就定好的，材料挑不出来还可以剪，可以裁。 我不能确定材料里有没有其它编造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只要剪裁史料的功夫到家，完全可以不说一句谎话就把希特勒打扮成圣徒。
我自己认为1949年前后中国人民所作的牺牲，无论是国共哪一方，都是有价值的。失败者其实只是龙应台的这本书而已。抗战结束，蒋介石无论实际贡 献为何，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里他都是领导抗战胜利的英雄，领袖。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抗战以后国共双方确实各自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中国到底应该往 何处去？这个问题在当年却是要用血与火来找出答案的。抗战期间蒋介石的身上积聚了太多的威望。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个人投注的信任越多，摆脱他的时候就越困 难。对政治人物来说，他的威望越高，人民在不得不抛弃他的时候就要付出越多的代价。书中写到自杀在沈阳街头的国军忠义之士。不难想象，当他毅然决然地要结 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对南京的那个领袖倾注了多少的信任与爱戴。但是国民党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忠义之士”的呢？书中同样提到，千辛万苦带领几百学生千里万 里逃难一样紧紧跟随“政府”跑到台湾的七名中学教师，其中包括校长，刚到台湾就因为反对国军在学校里抓兵被扣了个“匪谍”的帽子集体枪毙。看见“忠义”到 如此地步的党国政府，你还能相信他们从大陆被赶到海岛上是因为“偶然”或者自己“心慈手软”？
如果把视野从历史的角度再放宽一些，我们会发现即使是这些人的牺牲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时糊涂站错了队。3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以及 四川的红四方面军都有过为了战术目的而伤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围剿，红军曾经烧掉老百姓的房子和庄稼来“坚壁清野”。这样的行为，和十几 年以后“杀民养军”的国民党长春守军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共产党很快意识到并且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最终夺取了政权。而执迷不悟甚至变本加厉的国民党只能 逃到海岛上靠着美国军舰的庇护苟延残喘。可以说从1840年开始，所有的牺牲，无论从属于哪一方，最终的作用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血与火的大熔炉。所有的 观点，所有的党派都平等的在这个大熔炉里接受锤炼和考验。最终胜出的不是当初的最强者，而是最能够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且在锤炼的过程中不断改正并提高 自己的那一方。1949年的鲜血和颠沛流离其实正是大时代熔炉里最后的历练。考验的结果是共产党赢得了领导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权力。抱残守缺的国民党，被 赶到孤悬海外的小岛上以后总算有了一点痛定思痛的勇气，进行了土改。靠着台湾人民的努力和一点点国际局势的幸运，台湾也有了今天的成就。
怀念并且纪念过去的伤痛，不是为了角落里哀怨的自我怜悯，而是为了明了我们在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和今后所应承担的责任。龙应台女士用了四百多天，十五万字弄出本破书，非但没搞清问题所在，还把本来清楚的事实搅乱，用语无伦次四个字的评语恐怕还是高估了。
文章8：党不管党，国将不国--观李敖揭露龙应台
作者：ichunmama 2011-2-16
过去的一年，龙应台写了一本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大陆好象也出版了。南方系大肆替其鼓吹。（龙应台: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南方报网 2010-11-22 09:36）
这是为蒋介石、国民党摆好的书。其中，以流畅的文笔，给共产党、解放军泼了很多的污水。比如长春围困战，在龙的笔下，共产党困死了几十万老百姓，而且龙竟然以此比之于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提出了为什么长春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被关注的问题。其笔法，与大陆上的南方报系、污共非毛之所谓精英的笔法完全一致，不外是谎言、谣言、道听途说、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以偏概全、移花接木等等的手法。此书在大陆出版，不见任何的官方或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一如那些泼向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污水一样，官方保持着听之任之的姿态，而国内学者也大都见怪不怪的保持着自己的矜持和冷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相反，是台湾学者李敖看不下去了，写下了《大江大海骗了你》一书。这本书却不知大陆何时出版。
龙应台说：解放军围困长春，困死了几十万老百姓。而李敖举证说饥民现象“根本不是单纯的饥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饥民战’”。他还举《肖劲光回忆录》为证说，针对蒋介石的“饥饿战”，解放军成立了“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围城期间共发放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将难民及时疏散到各地去了。这些得救的难民究竟有多少人？他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活着？他们的后代呢？我想这应该是有原始档案的。为什么共产党总是对别人泼的污水不置一词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体制内的党史、军史和地方志的工作者就不能据原始资料做些严肃认真的研究以正视听呢？还有那么多的学者，为什么就一点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都没有呢？还有相关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就不能有一点共产党人应有历史责任感，主动组织一些相关的历史研究来拨乱反正吗？还有国家的有关部门，为什么就这么无动于衷、无所事事呢？中央不是强调要敬畏党史，要加强研究吗？
关于长春，李敖还举证了郑洞国将军的回忆录，反证了蒋介石搞“饥饿战”的布署，精辟论证了造成长春难民的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政策。
有人给共产党泼污水，李敖作为一个有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一个耋耄之人起而为之辩污，而大陆有七千万之众的共产党组织、拿着劳动人民供养薪水的党员、干部、学者和党史工作者却集体失语，任由不良学者这么来玷污侮辱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历史，不说历史责任感和良知了，难道连起码的羞耻之心都泯灭了吗？！
维护党和军队的光荣历史，不容别有用心之人任意割裂抹黑，难道不是党要管党的应有之义？
党不管党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我的博客地址： http://blog.sina.com.cn/ichunmama
文章9：《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
李敖出书驳斥龙应台
（2011-02-15）
● 黄涓
http://www.zaobao.com/fk/fk110215_012.shtml
台湾文化界名人李敖，2011年的第一本新书，内容就如其名：《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李敖出版社） ，全书冲着龙应台出版于2009年的畅销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出一连串驳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龙应台酝酿10年，闭关1年完成。
李敖以一如既往的辛辣笔触，指出书中种种错误，同时揭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相关资料。
李敖如此形容《大江大海骗了你》：“它结构混乱、支离破碎，以许多个人的故事做基点，加以铺陈，如果发挥得妥当，尚可补救结构混乱和支离破碎的毛病，但龙应台铺陈的故事，却发挥不出来，甚至出现严重的错误，这是该书的致命伤，也正是龙应台的毛病所在。”
李敖又说：“没有起码清楚头脑的人，最好不要谈思想、历史。不要高谈阔论‘大江大海’，因为1949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残山剩水’，何来‘大江大海’？何况，明明是‘残山剩水’，却摆出‘大江大海’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
李敖认为，“龙应台只想对大题目速成，那是速成不来的，既不够真实，也容易闹笑话。”
蒋介石日记与雷震日记
对于龙应台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手稿”，在书中引用蒋介石日记。李敖质疑说：“第一、蒋介石的日记，龙应台可以一网兜收吗？第二、要兜收，就不能不对蒋的另一面，视若无睹吧？如蒋私下骂叶公超是秦桧、张邦昌卖国贼，但蒋自己干的，不正是同一勾当吗？蒋口口声声‘汉贼不两立’，结果是求在联合国汉贼两立而不可得，真相不正如此吗？别以为那是以后的事，那才真正是‘一九四九’埋下的伏机呢。 ”
他认为，龙应台不懂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有问题。“文明国家的档案，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案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案外，其他的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什么计呢？原来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李敖也抨击龙应台，既然写的是“一九四九”，竟然连“雷震日记”也不看。他认为，在雷震日记中有“一九四九”全年份的日记，龙应台却一无所知。李敖举出例子说，“雷震日记”中“一九四九”的部分，字里行间透露不少秘密，很有史料价值，龙应台花了许多时间去做访问，却不知从史料上去回溯。
只写现象不写原因
李敖认为，“龙应台侈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实，对‘一九四九’呈现的真正问题、核心问题，她根本不敢碰，也没有能力碰。”
李敖说：“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划出来的现象，还称不上是问题。更糟糕的是，她只谈现象，不谈原因，因此现象引发了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就在这里，她的祸害也在这里。我把这种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的手法，叫作‘龙应台式错误’，我要拆穿的，也是这一手法。她在北大演讲，一开始即谈飞弹现象而不谈原因，只谈飞弹对着我，不谈为什么对着你，就是这种手法。”
李敖举例说，龙应台用很大篇幅，写国共内战，写到长春围城，就是只写现象，不找原因的例子。 他认为龙应台提出笨问题：为什么长春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被关注？为什么长春不像列宁格勒那样被重视？
李敖说：“这是根本不可以类比的。南京、列宁格勒是外国人侵略，长春是本国人因革命而内战，原因根本不同。问共产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胁人民于先，又驱使人民于后，以‘饥民战’ 恶整敌人；第四、你最后还不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光荣解放’吗？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兵不血刃’吗？”
李敖认为，长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该守，结果造成围城惨剧。这是怪蒋介石的头脑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为了面子、一时的面子。
“二二八”不画龙
却点出血淋淋的眼睛
在李敖看来，在“一九四九”这个范畴下，“二二八”太重要，龙应台在闪躲这个大题目。他说，“她把‘二二八’定位成‘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 ‘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说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么‘一九四九’的题目，‘二二八’后两年就是‘一九四九’，龙应台显然闪躲了这个大题目，如果全部闪躲，也就罢了，她特别根据彭明敏的‘记得’，来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他认为，“谈‘二二八’，只谈外省人杀本省人，不谈本省人杀外省人，单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这是什么意思呢？龙应台谈‘二二八’，只根据彭明敏的 ‘文化’，谈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烟酒公卖局职员，‘职员被痛打’、‘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事实上，这么简单吗？这么仁慈吗？ ”
他认为，“彭明敏他们太偏执，才会只看单方面的历史。其实这是一种‘弱者的偏执狂’。谈‘二二八’，众口一声，把悲剧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说破了，这就是‘弱者的偏执狂’。人一变成偏执狂，则虽遭苦难，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
他指出，“二二八”事件之起，“是缉私人员惊慌中开枪误杀了一名看热闹者，这种缉私人员应予严办，是对的，但群众包围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这种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员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动，把外省人中的无辜者予以打、砸、抢、杀，妇女予以强奸、婴儿予以摔死，这种行为，不该反省反省吗？由这种暴民滥杀行为，招致来的暴君派部队登陆滥杀，能够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吗？我绝对不是说国民党政府惹起民变、处理民变是对的，但相对方面，本省人的肆虐与招祸反应，也不无反省之处。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人反省了呢？”
披露1949年不为人知史料
李敖也在《大江大海骗了你》披露一些大多数人不熟悉的史料，例如他引出史料，提到1949年蒋介石的动向。当年蒋介石曾经打算，若是台湾都守不住，他就准备跟宋美龄逃到日本买房子，而且是日本亲王曾经住过的别墅，价格是1万5000美金。
李敖也揭露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将军的故事。蒋介石眼看江山没了，下令手下把杨虎城一家儿子、太太、秘书、秘书的小孩，全部都杀死。杨虎城被杀掉后埋在花园的花台里，蒋介石的手下为了保守秘密，还在杨虎城脸上浇了镪水，将他毁容。李敖认为，这些都是“一九四九”的大事，也都是龙应台不知道的血祭。
文章10：何雪飞：野猪鼻头插大葱--杨奎松有何脸面批金一南？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9-08/4633.html
最近，杨奎松在《南方都市报》及南方系控制的互联网发表《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评金一南<苦难辉煌>》一文。文章对金一南《苦难辉煌》一书作出如此评价：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976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可以肯定，以金书作者第一章这样的水准，以其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金书其他十五章中的硬伤、错误和抄袭的问题也少不到哪里去。】
杨奎松此文再次证明他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历史研究学者，他对一些客观事实缺乏理性的分析能力，他往往在缺乏必要的证据前妄下论断。
一、《苦难辉煌》是速成品吗？
比如，杨奎松指责金一南一书是用【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制造的速成劣质书籍，那么作为一个对自己文字负责的历史研究学者，应该提供论据证明金一南是如何速成巨制的，比如，他花了多长时间，阅读了多少字的材料。但是杨奎松的这一判断完全是他的主观臆断，他凭借他所鉴定的金书中的所谓【错误】、【剽窃】，就试图证明此书是速成品，这也太不严谨、太不负责、太不学术了。按照杨奎松这种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后果不堪设想。
看看《金一南：14岁在毛选里找历史答案》（2010年9月9日《文汇报》）一文中记者的采访和介绍：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9/09/content_14151814_2.htm
【1987年，正是“下海”风潮势头最盛的时候，金一南放弃了炙手可热的部队生产部门，到国防大学图书馆当一名普通馆员——他想要挖掘的是历史的富矿。
大部头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新解密的情报整理、“老革命”的回忆录、当事人的日记、遗书等手迹……不就是一座座富矿么？金一南一头扎了进去。
……
我问：“写一本书写了15年，难道不苦吗？”
他摇摇头：“那是别人眼里的苦，我沉浸其中，浑然不觉。”
……
但我知道，为这50万字的《苦难辉煌》，他专门写了300万字的笔记：列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4条时间轴，又列了4组人物的活动。其中绝大部分素材，在《苦难辉煌》中并未提及。】
十五年写一本书，300万字的笔记，这能简单说是【速成品】、【速成巨制】？杨奎松除非能证明金一南及相关记者完全在撒谎，并提供确凿证据证明金一南确实是在短时间内，如一年，剪切拼接成了《苦难辉煌》一书。否则他对《苦难辉煌》一书【速成品】、【速成巨制】的鉴定结论只能证明他自己的思维不严谨，写论文，即便是批评别人著作的论文，也是任意发挥、胡说八道。
二、金一南剽窃了杨奎松吗？
早在2010年9月9日，《文汇报》《金一南：14岁在毛选里找历史答案》一文中说：
【今天，有人用“大散文”、“历史小说”、“革命史诗”来形容此书。金一南笑言：“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算什么体裁，只知道写的时候没有被任何体裁限制。”】
其实，杨奎松明明知道金一南的这本书是关于党史的纪实文学著作，他说【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但是，杨奎松却按照党史学界历史研究的规范指责金一南的书到处是错误、抄袭，并用这种标准，判断金书是用【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炮制的速成品。
杨奎松所指责的金一南书中的许多错误，比如刘镜人将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翻译为‘广义派’在当时算不算翻译有问题、有多大问题；维经斯基 1920年到来华究竟是3月还是4月等等，按照严格的历史研究学术论文的标准，如果该论文的确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考据的，这些似乎的确是问题，因为历史研究学术论文重在考据，比如“布尔什维克”一词译法的详细流变、维经斯基究竟何时来华等等，应该具体地核实清楚。
也许，金一南对这些细节并不了解，但他也无需去具体核实每个细节，因为核实、考据这些细节不是他写此书的目的，核实、考据这些细节也不会改变该书的主旨结论。金一南只要保证他所引用的材料尤其是主要的、关键性材料准确无误，那么这本书的结论就是可靠的。如果金一南像历史考据家那样把他的精力都用在考证核实他书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每个事实，每个数据，那几乎是让他一个人替代所有党史考据专家的工作，他几辈子也完不成这本书。像维经斯基究竟是几月来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几月几日几时几分几秒……来华，会影响金一南此书的结论吗？
更何况，《苦难辉煌》根本不是历史学术著作，许多人认为是纪实文学、大散文。
杨文中很大部分篇幅在指责金书剽窃自己的著作，如他提供的如下证据：
【
金书：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着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经费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据陈独秀估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杨文：
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几个简单数字就足够了。报告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 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很显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提供经费帮助，而共产党人又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的。
】
其实傻瓜都可以看出，金一南只是按照自己的语言陈述他所了解的历史事实。金文和杨文文字完全不一样。金一南文和杨奎松文都引用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因此，谈到的历史事实和数据是一样的，得到的结论也类似，杨奎松就认为金一南是剽窃他的。
陈独秀的报告及相关数字难道只能由杨奎松用吗？根据这些报告和数字得出的结论是相对确定的，这样的结论只能杨奎松自己做出吗？别人用了这些数据、别人做了这些结论就是抄袭你杨奎松？退一万步讲，即便是金一南看的是杨奎松的书，用了杨奎松书中的材料，按照文学类著作的惯例，也谈不上抄袭吧。也许金一南书中许多事实和数据可能都是从其他党史学术著作中引用的，金一南并未看原始的档案材料，难道这都算抄袭、剽窃？作为纪实文学，《苦难辉煌》如果有详细的注释当然更好，但是没有注释，也不是杨奎松所指责的剽窃、抄袭等问题。
三、杨奎松为何要对金一南妄加指责
可见，杨奎松一文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杨奎松对金一南的指责完全是中伤污蔑。
杨奎松抛弃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严谨文风，在《南方都市报》等南方系媒体上对金一南如此中伤污蔑，用意何在？
据2010年9月《文汇报》一文报道：
【《苦难辉煌》被中宣部、中组部联合列为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同时又在民间口口相传，自去年1月出版以来已是第十六次印刷，总印数突破30万册。】
另据一清8月21日《习近平为何推荐省部级干部阅读<苦难辉煌>》一文介绍：
【便想到曾庆红同志对这书的极度重视，便想到习近平同志在与一些省级干部聊天时对本书的推荐，以及要求其以另外的载体面对更多的受众。习近平副主席是一个酷爱阅读的人，在接触《苦难辉煌》一书时他是不是也像曾庆红一样读过两遍咱们不知道，但从他多次关注到这个读本的情况看，应该说，这本书是深深打动了他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向省级干部们推荐这本书呢？我想，不外是该书所表现的那种信仰的力量——这是一种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东西。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在那样的一个险恶的环境下抱成了团，在一种信仰的力量支撑下，他们风一路雨一路血一路，披荆斩棘，历尽万重险恶，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求存求发展求壮大，写下的一路长歌惊天泣地动鬼神。正是历经了这样的苦难洗礼，才有了今日的辉煌与复兴。
……
习近平同志对本书的推荐，可能还有一种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建军史的一种正本清源的推崇。这些年来，由于一些人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在党史、革命史的叙述过程中，有了不少个人主观色彩的涂抹，因而模糊了历史视野，迷失了前行的路标。正是有了《苦难辉煌》这样的宏篇巨著，才得以使一些历史事实以更真更确更生动的宏大叙述出现在公众的眼前。这是正本清源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值得推崇的。】
再结合习近平2011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中所言：
【我们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
……
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方案尝试全部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其他各种政治力量都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唯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才使受尽屈辱、濒临危亡边缘的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才向世人彰显和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
……
我们党90年来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三件大事、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之所以震古烁今，正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有困难、有风险、有危机、有曲折，都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勇于面对，善于克服和战胜它们。一旦战胜了，就会峰回路转，光明在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从经历和战胜各种困难与风险中来历练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力量的。】
根据这些背景，作为自由派、自由主义历史学者的杨奎松，在金一南2009年1月份出版《苦难辉煌》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不闻不问，突然在8月8日《南方都市报》及半个多月之后在南方系控制的互联网上到处发表恶意中伤污蔑金一南《苦难辉煌》一书错误累累并剽窃他的著作，其用意已经十分明显了。
四、野猪鼻头插大葱—杨奎松难当党史界“反共复国”大任
最近几年，在中国历史学界、报纸期刊媒体及互联网舆论中，兴起一股恶意中伤共产党、毛泽东，无耻地吹捧国民党、蒋介石的历史造假风潮，其代表人物就是杨奎松、沈志华、高华、杨天石等人。正是由于这些人霸占中国党史研究领域，以党史研究的名义恶意篡改党史、恶意贬低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搞出了大批反党史学著作，因此中国党史、近代史研究领域一片乌烟瘴气。豪不奇怪，这些人及其著作，得到了党内某些资改派高官的极力推崇。
笔者也并不完全同意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的某些观点，笔者认为，金一南一定程度上也受了改革开放时代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其著作对毛泽东的评价并不是十分客观。但是金一南至少保留了坚持社会主义、捍卫人民利益等基本的原则和立场。与杨奎松、沈志华们的阴险著作相比，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透着一股浩然正气与清新之气，并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这也是遭到杨奎松及南方系媒体恶意中伤的原因。
沈志华等人多次在讲座中表现出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刻骨仇恨。与极端的沈志华相比，而杨奎松一直相对谨慎冷静地在党史研究领域推动“反共复国”大业，其著作文章迷惑性较强。但是，杨奎松也往往为了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目的，经常利用党史学术研究的包装和名义传播反华反共谣言，甚至不惜造假、造谣，在稍有理智的人看来，很多东西十分荒唐可笑，就这种人，还好意思批评金一南的《苦难辉煌》。这里主要介绍两个典型案例。
1、杨奎松引用苏联反华谣言污蔑中国共产党
2005年，杨奎松出版《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随后在媒体及互联网上刮起了一股妖魔化共产党的风潮。
该书中如下观点及资料引起广泛关注，该书认为：
【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杨奎松如何得出这个结论？他根据的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谈话，他认为二战后苏联给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武器：
【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按照杨奎松的结论，苏联给共产党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才使共产党迅速成长、摆脱了装备落后、打游击的境地，迅速打败了国民党。这种观点显然不利于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是国民党美蒋余孽多年宣传的观点。
杨奎松的资料出自1971年8月莫斯科广播谈话，而1969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在珍宝岛大打出手。1971年的莫斯科广播造谣说中共夺取政权靠的是苏联恩赐的大规模武器装备，杨奎松对此竟然毫不怀疑的相信。其治史目的已经十分显然。
苏联70年代的这些材料，连国民党御用的严谨的反共历史学家都不会引用，因为他们一旦引用就马上丧失其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变成了国民党泛滥成灾的反共意识形态宣传品。而拿着共产党及中国人民俸禄的杨奎松竟然正式引用，并得出苏联【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的荒唐结论。
其实，当时东北关东军总共也没有那么多武器装备。根据日本学者岛田俊彦的说法是关东军当时总共"仅有坦克160辆,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中谈到：
【日本大本营为加强关东军的防御力量，于6、7月间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抽调第4军司令部和第63、117、59、39师团移往东北和朝鲜，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关东军也紧急动员在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25万人，编成第30军司令部、8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等作战部队。并将国境守备队、宪兵、特务机关等统统整编为野战部队，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至开战前，关东军地面兵力共有2个方面军：6个军、作战部队24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等，总兵力约75万人，仅有坦克160辆。空中力量的第2航空军，已是徒有“军”名，能够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足200架。虽然关东军从兵员上看再次膨胀起来，但新组建的部队，大多是40岁左右的老兵，兵员素质很差，武器装备也不足，甚至用猎枪充数。有人评论说：关东军已变成“用竹枪武装的纸老虎部队”和“稻草人兵团”。〔日〕岛田俊彦：《关东军》第186页；《关东军终战始末》第175页】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具体明确地记录共产党收到苏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即便该书提到的这些武器数据，大部分也没有来源出处。比如该书250页说东北局得到了6架运输机、50辆坦克、各种炮上百门，沈阳兵工厂的设备，可装备几十万人的枪支弹药；258页，苏军转交了北满的日军武器，仅轻重机枪就在万挺以上，各种炮上千门。但是这些主要的数据却没有来源出处。即便是该书中所有的相关数据加起来也远远达不到【步枪约为 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这样的规模。
事实上，杨奎松已经成为公认的学术笑柄，有网友调侃说：
【就是不用日本史料，仅仅对照国共内战相关史料，也可以看出坦克“约600辆，飞机800架”的说法是何等荒唐可笑，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综述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东北装甲兵》（孙懋涛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12月），《当代中国装甲兵》（总参谋部装甲兵部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5月）等关于解放军装甲部队的战史丛书明确记载，到1949年11月，解放军坦克部队发展到两个战车师幽两个战车团，有干部。战士12697 人，坦克375辆（其中水陆坦克68量），装甲车272辆。而其中属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得到的不过32辆，其余基都是在关外战场缴获到的。至于飞机，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大阅兵上空出现的17架飞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空军起义后所得（由于担心国民党空军会空袭，参加大阅兵的飞机都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也很罕见），而熟悉空军的历史都知道，即使到解放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空军仍然掌握制空权，这个时候，苏联宣扬的那800多架飞机，600辆坦克又在哪里？莫非那么多飞机，坦克被杨教授给贪污吃了回扣不成？】
杨奎松引用明显的苏联谣言并刻意造假是有险恶意图的，他的目的就是证明国民党蒋介石的伟大，而中共的成功是得到苏联干涉的结果。
其实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二节谈到：
【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
著名的反共学者、《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和组织者徐友渔十分欣赏杨奎松，并把他的书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刻意妖魔化共产党的典型文人，只不过台独分子龙应台比杨奎松更加赤裸裸而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k9x7.html
【大概是9月份左右，刚好出了两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今天要谈的题目有关。其中的一本书我估计大家可能很难看到，我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另外，同样也是在2009年的9月份出的另外一本书我觉得也挺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我讲的题目跟这本书是有关系的。这本书的作者杨奎松是中国一位很著名、很好的历史学家，我看过他很多书，比方说《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一类书。】
2、杨奎松的算术水平：毛时代贫富差距比民国大
杨奎松在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贫富差距始于改革开放？关于建国后干部收入问答》一文。
文章说：
【到１９５５年８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３０个级别，最高一级５６０元，最低一级仅１８元。
……
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 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 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
……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３７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１４．５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８－１０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２０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
在杨奎松的笔下，毛时代干部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大。
其实，杨奎松的这种比较是十分不客观的。他谈的所谓30级工资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其中第25级到30级是指勤杂人员，比如打扫卫生的人员，这个工资标准和社会上的学徒工差不多，根本不是最低干部工资。从他发在《历史研究》期刊上的文章看他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在公共媒体上，他有意地忽略这一点。他把新中国当时机关单位工资最低的第30级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如清洁人员，混同于国民党的最低级的文官，混同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并得出毛时代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的荒唐结论。其实，毛时代干部分24级，最低级别的干部--办事员是24级，按照1955年8月标准，其工资是35元，与最高级别工资差16倍，与民国文官内部工资差距类似。科员的最低级别是21级，其工资是50元，与最高工资差11倍。1955年这个体制是借鉴苏联实行的，不比国民党民国时期和资本主义国家文官系统、公务员系统差距大多少。但毛主席仍然觉得差别大了，毛时代及文革期间他多次推动多次缩小差距。
真正要比较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贫富差距工资差距，更重要是要看官员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对于国民党的民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不仅要看其公务员工资，还要看其大资本家的收入。
众所周知，1956年工资改革时建立的工资制一直延续了近30年。其中在企业里主要是八级工资制，最低工人工资1级是30多元相当于干部的最低工资，工人工资最高8级工是100元左右，相当于副市长一级工资。比较多的二级三级四级工资分别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与全国最高工资差距是10倍左右。
福建省属煤炭企业工人工资标准(八级制)表单位：元/月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井上
31
36.27
42.44
49.66
58.09
69.98
79.55
93.00
井下
33
38.97
46.04
54.35
64.19
75.80
89.53
105.60
李强教授《中国应恢复“八级工”制度》一文谈到：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5-27/093822540758.shtml
【1956年制定、后经过修订的企业八级技术等级制度，曾在工人技术等级分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八级技术等级制得到企业工人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那时的一个“八级工”，很令人羡慕，其工资甚至能超过厂长。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经历过八级技术等级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认那个技术分层非常成功。他们说，当时一个人，不要说成为“八级工”，就是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在企业和社会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高超。】
《人民日报》曾刊文介绍：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214/08157097963.shtml
【最早的等级工资时，员工间收入落差也会有3倍，很多人长期拿38.7元的二级工工资，而八级工拿108元，但八级工确实是技术“大拿”，贡献与二级工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人认为是合理的。】
而国民党情况呢？
见http://news.dayoo.com/finance/gb/content/2004-05/28/content_1560977.htm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3年9月23日公布令定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自本年11月1日起施行，规定国民政府的特任文官长、主计长、五院及各部会的部长、委员长月薪为800元】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资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888383/
【民国16－25年(1927－1936年)名义工资
这一时期工人工资总的水平要高于民国16年(1927年)以前，每日工资大致为0．5－0．6元，每月工资大致为14～15元。其中印刷、造船、机器、丝织工人每月工资较高，一般都在20元以上；缫丝、火柴、棉纺工人每月工资较低，一般都在12元以下。】
民国的纺织工人，工资都在12元以下，即便是以12元计算，也和民国的部长相差67倍，而民国的那些大资本家，其收入是部长工资的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杨奎松所谓毛时代贫富差距比国民党、比民国还大，纯粹胡说。
不错，按照杨奎松所说，国民党文官系统最高的官和最低的官差距是14.5倍，但是国民党最低的官拿55元大洋，最高的官拿800大洋，而工人则大多在12 元以下，最低工人的收入可能每月还不到2元大洋，而国民党民国时期，大资本家每月可得几万几十万大洋。这样看，国民党官员最高工资是工人的几百倍，最低工资是工人的5倍到50倍，资本家是工人收入的上千倍上万倍……
而毛时代呢？即便是看55年定的标准，最低一级干部工资如24级干部办事员是35元，已经比很多普通工人的工资要少，大约是最低工人工资的2倍。这样来看，毛时代干部，最低一级干部工资就很低，和低收入工人差不多，这样56年定的干部平均工资不会脱离工人太高。而国民党干部，最低一级文官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当时社会的工人收入，而最高级别的文官工资又是最低文官工资的14.5倍，这样国民党文官平均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工人。
总而言之，杨奎松以1955年工资为标准，将拿30级工资的清洁工当共产党干部，得出共产党干部内部收入差距30倍高于国民党民国时期，这是典型的栽赃，显然是别有用心。如果考虑共产党24级干部内部工资差距，确实和民国时期文官内部差距类似，但是即便是这种比较也是不客观的。毛泽东批评苏联当时形成一个高薪阶层，主要看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像国民党那样，整个文官阶层都是高工资，哪怕内部差距是5倍或者10倍，看起来比较低了，但是也是两极分化，更何况还得考虑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假如国民党再提高民国文官的底薪，比如从55元提高到80元，似乎文官系统内部差距缩小了，是10倍，但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却扩大了，远远高于毛时代1955年所定的标准。假如中国1955年，国家将最低一级干部24级干部工资定为15元，这样，与最高干部工资相差接近 40倍了，但是这只能说明毛时代贫富差距比民国小。
所以说，1955年1956年中国借鉴苏联所确定的工资收入，已经远比国民党民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公平。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感觉工资收入差距大了，他在世时候一直在推动缩小工资差距，整个毛时代，是一个起点就比民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公平而且也越来越公平的年代。而杨奎松却别有用心地说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贪污腐败都是毛时代的遗毒，这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胡说。不错。毛时代也有腐败，比如三反五反都有不少腐败分子，但是毛时代是有史以来最清廉的时代，贫富差距最小的时代，而且，毛时代30年，从前看到后，是越来越清廉越来越公平。杨奎松发现1955年定的干部工资差距和民国文官及资本主义国家类似，就如获重宝，还造假造谣说成是30倍差距；杨奎松发现毛时代也有腐败分子，就兴高采烈……他以为这样的确就可以把两极分化、腐败等问题都归罪给毛时代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美化国民党、美化民国、美化资本主义、美化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了。杨奎松自己评价自己是党史研究权威，网络上一帮脑残的果粉也跟着起哄，杨自己也在那洋洋得意，岂不知自己是野猪鼻头插大葱，装相（象）。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到，杨奎松为了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妖魔化社会主义，美化国民党蒋介石，美化资本主义，不惜屡次在南方系媒体上造谣、造假，许多言论到了荒诞可笑的程度。但是由于南方系媒体和南方系网络（门户网站如腾讯、网易、搜狐，小网站如中国选举与治理）奉行戈培尔“谎言传播一万遍就是真理”的理念，几万篇几亿篇地传播杨奎松所炮制的历史研究学术论文和相关材料，误导了很多民众，制造了大批的果粉、美粉、蒋粉，许多人竟然真的相信，共产党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靠苏联的武器，毛时代贫富差距真的比民国还大……
不过，像杨奎松这样的人，依靠学术造假、学术造谣，耸人听闻地美化国民党丑化毛泽东，这些卑劣手段恐怕难以完成其主子交给他的反共复国大业，因为野猪就是野猪，不管你怎么伪装，不管你鼻头上插几根大葱，你还是野猪。
金一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其《苦难辉煌》也不是严格的历史学术著作，但是，与杨奎松相比，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和人民立场的金一南才是大象。
如果立场错了，站在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知识越多越反动。你的东西再怎么进行所谓的学术包装，堆砌的材料再丰富，也不可能是学术，充其量也是结论先行的反共意识形态宣传品“佳作”。
综上，金一南《苦难辉煌》被杨奎松恶意中伤，是金一南的荣耀。正如毛主席所说：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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