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1第9期推出周瑞金的《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宏文，头题万字，十足重头。

不同于茅于轼马立诚式的张牙舞爪无耻嚣张，文章洋洋洒洒，摆出委婉说理姿态，对左翼不算锋芒毕露，对“体制”更娓娓动听：“我们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训”云云，力求契合说服；“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啦，“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而谨慎地推进”啦，高屋建瓴循循善诱，犹特色策论，如智囊条陈，“辅”梦重温、脱颖自荐之意跃然纸上。

　周　先生与马立诚，都是有资格进入“影响中国改革最大的前十名”风云人物，周以“甫平”崭露头角，马当年的《交锋》所向披靡，如今升华“融入日本”，在全球化的“改革路线图”中，他们虽不及雅科夫列夫，但也算《人民日报》推出的“双子星座”了。

斗转星移，如今屈尊降格，以《炎黄春秋》为平台大展宏图了。

辛亥百年、世界演变、中国改革，时空跨度大，气魄很宏伟，周氏自诩是“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视角”。　　

“前五十年风云激荡……后五十年，世界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二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欧盟出现，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　　

破题就立意高远，可惜逻辑混乱，虽用心良苦，依然窘相毕露。

避开 “社会主义历史终结”，避开跨国垄断资本主导世界，避开美国“一超独霸”横行霸道，避开炮舰政策卷土重来，大谈“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大谈“全球化”，就这“历史视角”？

“推动”“全球化”的原因和标志，是苏联和中国的先后“转型接轨”“融入世界”，周文分别用“解体”和“崛起”两个对立的词语表述，煞费苦心。

将“全球化”归结为“技术革命推动”，置和演与霸权“推动”于何地？

毛泽东时代反修反霸形成“三个世界”，才是“多极”。如今苏联解体，我们“不当头”“融入世界”了，北约一体，所剩几个“邪恶国家”微不足道，这世界，是“政治多极”，还是一超独霸？

“眼光”和“视角”很可疑。

“只能做不能说”，即便“能说”，也要留心猫腻。

一，  苏联“视角”的猫腻　　

 1，改革前的“专制”罪恶及解体原因，明晰透彻：“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领袖集权……由于这个国家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束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权遭到严重损害……最终走向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改革结果却语焉不详，惜墨如金，只寥寥数语透露天机。而且，这数语还是与“而反观我国”相对照而给出的：“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　　

解除了“束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个有利于，生产力该脱缰腾飞了。

可人们看到的是，“斯大林把一个还使用木犁的俄国变成了掌握还武器的超级大国”，戈叶的改革却弄得将生产力倒退几十年，GDP损失一半以上超过二战。

　周　先生对此为何避而不谈呢？

2，周先生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推崇备至，奉为圭臬。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还多一个“人道的”，“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议会多数掌握政权”，到叶利钦，更是彻底“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宪政，实现圆满“转型”——结果如何，周先生为何避而不谈呢？

3，周先生为中国改革路线归结出“五点共识”和 “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 路线，在戈叶时代已经圆满实现——周文顾此失彼，对此似乎失却照应。

二，欧美 “视角” 的猫腻　　

欧美是“转型接轨”的样板，照顾“中国特色”，说得还不能太露。

周瑞金将欧美分三个部分审视：

（1）德国。　　

有两点可圈点：

一是说法西斯“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统制经济；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以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用语含蓄，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斯大林模式”，庶几近之。

再者是结论：“它留给世界历史重大警戒，凡发动世界大战者必亡！由此得以开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颠覆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经典论断，为当代美帝国主义赤裸裸霸权侵略辩护。

后文公然给出否定：“列宁论述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大部分是不准确的，其结论也被实践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周瑞金未免太张狂，太不顾实际：当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正是现实给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供的确证。　　

（2）鼓吹欧洲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啦，议会民主啦，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啦，都是为下面的 “改革路线图”张本。

对“希腊、意大利等国引发的欧债危机为其前途投下了一层难以忽视的阴影”，周将其归结为“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只字不谈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不谈“冷战结束”后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反攻倒算。

（3）美国。　　

罗斯福新政的歌颂，“市场经济”、“宪政民主”“自由思想”云云，自然是“先进生产力”兼“先进文化”，与“民主社会主义”大同小异，同样是为“改革路线图”树标杆。

对其金融危机则轻描淡写，归结为“对资本节制不力”。在当下，与美国的“监管不严”对接；遡“辛亥”，停留在同盟会“节制资本”水平，亦不离“共和”中心也。

中国受过对年马列熏陶的老一代智囊身上，怎么闻不到一点马列气息，彻头彻尾地沦为跨国资本的辩护士了呢？　　

三，“辛亥百年”“视角”的猫腻　　

1，“辛亥百年”，在周瑞金的“世界”和“历史”眼光下，只有“走向共和”四个字。右翼最爱引用孙中山先生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他们的话语中，只有“历史终结”“转型接轨”才是“与时俱进”，只有美国和北约用航母和贫铀弹给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输送“民主”，才是“世界潮流”，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东风压倒西风”，那都是“与时俱退”，是逆流。

孙中山晚年的“唤醒民众”“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和“以俄为师”，全都不见了。

连“中国共产党倡导社会主义”也是“走向共和”。　　

2， “宪政民主”的粗线，贯穿“辛亥百年”。

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后，走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道路上去，与共和背道而驰。　　

“4.12”后蒋介石介石撕下伪装背叛孙中山，举起屠刀血腥屠杀工农大众，从此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这才是蒋家王朝的本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是“表”与“标”，不是“本”，“反独裁反内战”是彼时统一阵线的口号。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你们独裁”的回答，就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做了准确科学的辨析。　周　先生作为翰院智囊式的人物，对这一马列ABC，应该十分熟悉，如今怎么只对“一个政党”感兴趣了。

3，“宪政”之线贯穿到了台湾，话语更是妙不可言：

蒋经国在台湾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特别在晚年出于“向历史交代”、“不计个人毁誉”的强烈心理动机，大力推进台湾民主政治转型，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充实民意机构，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宪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但国民党政权失而复得，说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现了新的模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周文话语，是尽量与“体制”对接。但出于启发与点睛需要，必然不时露出马脚。　　

毛泽东时代“专制”罪不容诛，文革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对照一下吧：人家台湾，早就“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 “ 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　周　先生未免太谦虚了。　　

4，不禁想起央视的台湾报道：专一频道，不厌其烦，蓝绿阵营，满头满脑，疲劳轰炸——这是为两岸统一宣传铺垫，还是为“民主宪政”造势，为台独和“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造势？　　

过去不过是置疑，读了周瑞金的文章，豁然开朗了。　　

四，“改革路线”“视角”的猫腻　　

“世界的眼光”也好，“历史的视角”也罢， 都是为“改革路线”做铺垫。周文不惜笔墨描绘这幅“路线图”，策论条陈讲求话语对接，启蒙众生注意曲折委婉，行文煞费苦心。周文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曰诋社，一曰褒资。　　

（1）颠覆毛泽东用语出新　　

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周文用语与时俱进，出新明显，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权，进行全能主义的行政管制”，“实行一元化思想控制，舆论一律，文化统制”， “造成国家吞噬了社会，执政党吞噬了国家，领袖吞噬了执政党的局面”云云，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说事，为“多党宪政”做铺垫也。　　

“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决心与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决裂，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决裂，改弦易辙，另辟新路。”——将“资改”“社改”一锅烀，蓄意掩盖胡赵被邓陈罢免的“痛定思痛”，是否启发当代 “大彻大悟”？

（2）问题揭示，一石数鸟　　

中国买办精英煽动动乱改旗易帜有个基本策略：大作反腐和民主宪政文章，为自己制造人气，借以蛊惑群众把矛头指向体制。

前苏联，叶利钦就是打着“反腐”旗号蛊惑群众以售其奸，取戈尔巴乔夫而代之的。

周文以大篇幅列举当前的社会问题不厌其详，一石数鸟，煞费苦心。

1，转移视线，掩盖中国现实严峻社会问题的本质原因：市场化丛林社会带来的两个疯狂掠夺——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向型”掠夺，跨国资本的“外向型”掠夺。

2，貌似为民请命，欺世盗名蛊惑群众。　　

正是他们一伙极力鼓吹的私有化、殖民化、西化普世化，造成了中国目前的严峻现状。他们用反腐掩盖其始作俑者的罪责，转移视线将矛头指向体制。

3，颠倒黑白，污蔑左派。　　

苏东崩塌，30年改开实践，只要不怀偏见，无论党内党外，人们都在反思。打着“实践检验”旗号起家的资改派，现在开始害怕直面现实让“实践检验”了。他们卑鄙地将人们真正的“历史性”的反思诬为“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耍弄“只有深化××才能解决××”把戏，借“民主宪政”将中国西化分化殖民化，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4，为“广东模式”造势，对“重庆模式”施压　　

（3）“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闪烁其词，图穷匕见：　　

 “五点共识”、“四位一体改革”、“三步走”——内容丰厚，条理清晰，纲举目张，层次分明，到底是“甫平”过，出手不凡，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好条陈。　　

不过，这“督亢路线图”再色彩动人，展开后还是闪耀出匕首的寒光：　　

 “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　　

　　从五点共识和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媒体舆论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什么“五点”、“四位”、“三步”，万变不离其宗，“中心”还是一个普世“民主宪政”，尽管说法比“08宪章”“决议纪念”委婉些。　　

“司法独立”“土地流转”“国企垄断”“金融接轨”“服务型政府”——字句稍加变换，本质并无二致，闪闪烁烁，一柄五尖匕首，多弹头分导“爱国者”，射向尚未实现“市场经济”的中国。　　

（4）“大差额选举”——寒光闪露的匕尖　　

较之“民主宪政”的明确高亢，在说到“差额选举”时，笔墨则轻描淡写，神色游移不定，不像前者那样张扬。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即解决党政职能分开、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　　

右翼为何特别关注党内选举的“差额”？

“大差额”，最能见出精英的心机。

30年的“产权明晰”和“民主化进程”，中国的劳动大众被剥夺个精光，在他们“路线图”中已经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各式行政或代议式机构，都是富豪权贵搞“民主”的沙龙，是权钱黑联手施展手脚的平台。这个“强势阶层”，是中国“和谐社会”的阶级基础。代表他们施政，不令而行；稍悖他们利益，政令不出中南海。党内“重庆模式”力量的存在，对他们是战略性威胁，必除之而后安。这一斗争，仅仅靠话语霸权和法制霸权还不够，还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的优势。用选票打压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胡赵式的人物捧上台，已成为提上日程的战略性的斗争手段。

苏联转型前，据美国学者调查，是草根阶层主张“姓社”的居多，而党官僚，多数却主张“姓资”。

很显然，时下的中国，在民主平台上，选票优势属于“广东”，“重庆”的优势在草根，权贵富豪学界法界精英的选票，绝不会投给“重庆”。　　

 “差额”的玄机就在这里。

17大前，周氏也曾借越共做过“差额”文章，彼时未大引起人们注意。胡志明生前身后，越共“姓社”还是“姓资”，与“差额”不“差额”有关吗？浅显明白的道理，一经普世就复杂微妙了。如今，“差额”变“大”，足见其意义不凡。在“路线图”穷尽后现身的“政改立宪”之匕，“大差额”是刀尖，闪着凛凛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