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消费低迷，有“公知”提出，是投资过剩，需求不足，主张供给侧改革“减少投资”，需求侧“直接发钱”。卢麒元先生说，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做法。拿纳税人钱的养这样一堆经济学家，只会混淆视听。

据央视新闻近日报道，“十四五”期间地下管网改造投资将超万亿，基建迎来新的高潮。国家好像没有听那些所谓经济学家的建议。地下管网改造属于基础建设投资，以国家投资拉动内需仍然是重要选择。而鼓吹“减少投资”“直接发钱”的背后逻辑值得警惕，需要更多人有清醒认识。

第一，减少投资是美国给的“药方”。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专门来到中国，要求我们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他们甚至警告：你不能再继续进行资本积累，你如果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就要停止资本积累。于是，我国那些“公知”，那些曾经在美国留学过、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发力，让中国按照美国的“药方”去做。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可以把世行方案形成主流舆论，写进政策报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不遗余力和“卓越”成绩。

第二，减少投资是变相鼓励“资本逃离”。如果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问题是投资过剩导致的，社会资本投资要减少。那么，要这些资本干嘛去呢?社会资本是要追求利润的，难道像某些企业一样，都去海外投资，去拉高美国、日本的经济?难道像某些资本家一样，全家移民到美国，把在国内的负债转化成海外个人资产，给家人办离岸信托?如果国家资本积累率下降，如何还能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而鼓励“资本逃离”，不正是为殖民者服务吗?

第三，减少投资就是减少就业。片面强调投资过剩是孤立的、静止的看问题，是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割裂开了。房地产短期过剩，钢材短期过剩，这没有什么异议。但绝不能据此认为投资过剩，因为供给和需求作为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企业社会投资减少，就业岗位就减少，下岗裁员、大学生找工作难，就是必然结果。没有工作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如何指望增加消费需求?因此，供给和需求是一回事。老百姓要面对住房、医疗、教育的大额支出，投资不足，经济乏力，收入降低，市场预期差，消费意愿自然就降到最低了。

第四，直接发钱是“短视”行为。如果用发钱的办法能解决经济问题，还要经济学家干什么?西方国家发钱，是因为他们的执政党是轮流制，解决眼前问题就够了，没人操心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而私营企业也是一样，不会有企业去关心跨周期调节，把钱投在教育和大基建上。凯恩斯《通论》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就是把经济的社会性放在第一位。只有鼓励劳动创造价值，让社会充分就业，才能保证有效需求充足，才能保持经济良性循环。

第五，国家资本投入是中国的独特优势。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所说，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点，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解决，就是通过国家资本投入，实现经济的跨周期调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当然，投资过剩都是相对的，必须经过测算，实施有效投资。投大基建，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吸纳过剩劳动力;投入科技，可以增加创新动能，提供生产效率;投入教育，可以储备人才，提高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充足的高素劳动力;投入社会保障，比如抵免五险一金，可以增加消费动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公知”如此痛恨国有资本和国家干预了?这不符合背后“金主”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