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
赵 磊
2018年9月，某论坛的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据报道，“产官学三界众星云集……重量级人物出席，阵容超豪华，与会人员的发言相当精彩犀利。”会上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能看到问题并不难，难的是能真正把握问题的症结和原因，并能正确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会者大都是影响高层决策的人，甚至本身就是参加顶层设计的人，他们的看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中国经济政策未来的走向。遗憾的是，对于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与他们的认识存在差距，有些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有鉴于此，下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之进行讨论。
一、杠杆率过高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据媒体报道，第一个发言人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他的发言命题是《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他的发言大致谈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杠杆率过高的原因，二是出路何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过高的杠杆率，这位先生展开了下面的逻辑：“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这里我不讨论这位先生的“翘翘板”说是否客观，也不讨论“翘翘板”的原因究竟何在——对此我已有专文分析。我要讨论的是，按照这位先生的逻辑，既然导致“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的原因在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那么中国的改革“到位了”，就不会再有“‘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就不会再“造成过高的杠杆率”，就不会再“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于是问题就来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美国应当是“经济改革已经到位”的楷模。那么请问这位先生，美国是不是就不再处于“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之中了呢？是不是就没有“过高的杠杆率”了呢？是不是从此就告别“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了呢？对于我的问题，历史和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因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后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早已做出了结论。
在这里，我顺便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数据：“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兰德公司就曾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报告，评估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危机的可行性。试图以一场世界性的大战，来化解困扰美国的危机，这种思想在美国精英中十分流行。2010年10月，在华盛顿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分属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的诺贝尔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与曾任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在谈到未来经济前景时，一致认为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对解决美国严峻的经济问题失去了作用，只有再打一个大规模战争，否则没有办法让国家走出困境。”这个样本的意义在于：如果市场经济的楷模——美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位”了，那么，它又何来次贷危机？没有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克鲁格曼和费尔德斯坦为何要鼓动美国政府“只有再打一个大规模战争”，才能转嫁危机呢？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出路何在？对于“过高的杠杆率”和“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这位先生说：“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对于这位先生的“归根到底”，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在于：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真正原因都没有得到准确把握的情形下，任何改革措施都有可能流于表皮，而不得要领。我给出的理由或许会被西方经济学范式判定为缺乏学术规范的严谨——那也只好由他去了，因为我实在是不想把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政府的关系
在这个论坛上，某重要官员的发言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题。他说：“‘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这位先生做了比较负面的评价。对此，他给出了如下理由：“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那么，什么才是这位先生心目中“真正的改革”呢？从经济学的逻辑上看，既然这位先生批判了“计划经济”的“传统做法”，那么，“真正的改革”就只能是“市场经济”的做法，即让市场自动出清。用他的话说：“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言外之意，在之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市场没有起作用。
顺便插一句，要说资历，市场经济的做法比计划经济要深得多。事实上，如果从16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市场经济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825年英国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算起，“市场出清”的做法已经有了近200年的历史。而如果从1955年中国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到1992年中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止，“计划经济”的做法在中国也不到40年时间。所以，这位先生把“计划经济”的措施定义为“传统做法”，似乎市场经济的做法天然比计划经济的做法更加“先进”，我以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当然我们要从计划经济实践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范围，容另文讨论。
言归正传。在产能过剩日益严重的新常态下，市场究竟如何“出清”呢？所谓“市场出清”是指：在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的过程中，市场价格机制能够自动地消除供给大于需求或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实现市场在短期内自发地趋于供给等于需求的均衡状态。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市场出清”，我举个例子。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2016年1月，任志强在“乐居创新峰会”上称，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在于，有相当一部分库存是无法消化的。他说：“以全国房地产一年近13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来看，接近7亿平方米的库存并不算多。但问题在于，这其中有大量库存属于很难消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
任先生的“炸楼说”令很多人感到困惑：这不就是过去“把牛奶倒入大海”的翻版吗？然而，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不论是“把牛奶倒入大海”还是把楼房“炸掉”，如此冷酷无情的做法都是“市场出清”的标准做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所谓“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就是经济危机。奇怪的是，现代经济学家既要拒绝经济危机，又不要凯恩斯主义掺和，怎么办呢？现代经济学家说：“那就让市场自动出清吧！”问题是，规模化的“市场出清”不还是一次经济危机吗？
“市场出清”当然解决不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带来的根本顽疾，但是强制性的“暴力去产能”就是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造”，由此为定期清零“过剩供给”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或许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这就是供给学派比凯恩斯主义更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原因之所在。这让我想起了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他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可笑的是，笃信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仍然长进不大，他们愿意“只要市场经济，但是不要市场经济危机”。他们居然天真地以为，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始终搞不明白，“只能炸掉”的“市场出清”并不是对经济危机的拒绝，而只是对经济危机的顺从和认可罢了。如此而已。
说白了，“市场出清”就是通过经济危机的暴力方式重新洗牌，从而让过去的繁荣归零。问题在于，这恰恰是很多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必须避免，而且也是市场自己能够避免的后果。可是面对日益严重的过剩产能和过高的杠杆率，要避免市场经济爆发危机，对不起，那就只好人为制造一次规模化的“出清”，一次可控的自觉的经济危机，也就是“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或许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所在。所以在我看来，虽然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新供给学派”与“真正的改革者”是一致的，但二者还是存在着如下区别：是“让市场自动出清”呢，还是让政府在“市场出清”中也出演一个角色？其实，问题不在于什么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在于我们能否“只要市场经济，但是不要市场经济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管你是谁，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那么你就得面对具有必然性的经济危机。至于你是选择“真正的改革”，还是选择“计划经济”的传统做法，都不会改变“以暴力方式实现供求统一”的逻辑。换言之，“市场出清”也好，“行政干预”也罢，只要是市场经济，其结果都是“以暴力实现供求关系的暂时统一”。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通常的解读是：“通过创新，提升并增加有效供给”。在这个解读之外，我有必要补充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通过人为制造可控危机的办法，从而化解危机”。面对有关市场自动出清的呼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认可并展开“只能炸掉”之类的暴力去产能呢？对于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与其是一个经济学的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事关民生且关乎执政基础的现实问题。在我看来，有政府参与的“市场出清”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道理很简单：有政府参与的“市场出清”比没有政府参与的市场出清，无疑要理性得多。
就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而言，经济政策着力点从着重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或已成为未来的趋势。就此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教训值得人们进一步总结。在我看来，这位先生对供给侧改革效果的负面评价是否客观，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如果认为没有政府参与的“市场出清”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唯一选项，那么我料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顺利推进将会障碍重重。
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在这个论坛上，另一位重要官员的发言被冠以如下标题：“很多金融机构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减政才能够大规模减税”。把“政治正确”与“市场规律”对立起来，好像市场经济与政治全然无关。这样的看法显然值得商榷。马克思主义早就科学地揭示了政治与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规律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政治正确”，所谓“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反复强调：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把市场规律与政治正确对立起来，如果不是幼稚，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即使是这位先生所倡言的改革，也依然离不开政治。他说：“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简政放权”与“政治”是什么关系？“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与“政治”是什么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本来，“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有人却视而不见。所以，对于其中的政治，有必要做一些分析。这位先生倡言的改革，关注点集中在“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上面，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法”逻辑是一致的。但是我以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减法”只不过是具体做法而已，怎么减？减什么？与政治大有关系。什么关系？在“做减法”的背后，其实是有立场选择的：是以资本的利益为导向，还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导向？换言之，是以资本的利益为取舍，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讲政治”！
一旦说到“政治”，一旦明确“立场”，有人或许会质疑：“难道资本的利益与劳动的利益不共戴天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利益与劳动的利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辩证地看，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二者的利益或有交集，也有一致的地方。然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者的利益毕竟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资本的利益并不能涵盖人民的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简政放权，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当然必要，但是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不能仅仅是为了资本的“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因为这些“减法”虽然能为社会减负，但主要还是为资本减负，而不是为广大劳动者减负；这些减法的目的主要还是提升资本的利润率，而不是提升广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如果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么，“做减法”就更应该发展公益教育、公共医疗，并提升社保水平和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而不仅仅是为资本减负。更何况，如果没有大众需求的认可和支撑，不论怎样“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提升资本利润率的“减法”都只能是事倍功半。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就供给侧结构而言，改革的着力点既要“做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也要“做加法”甚至“做乘法”（补短板）。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已形成基本共识。问题的关键是，短板究竟在哪里？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认为，短板是马桶盖（国人海淘马桶盖），是资本利润率太低，是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负担过重。我认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负担的确过重。但是，负担过重的根源和症结，不在于马桶盖的质量低劣，不在于资本的利润太低，而在于人民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义不是消极等待“市场出清”，不是仅仅从资本的立场出发去“做减法”，而是必须为广大劳动者的负担“做减法”。具体来讲，当务之急，政府应当在供求两端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供给侧而言，优化供给结构与其把眼光聚焦在马桶盖上，与其殚精竭虑地为资本做减法，不如把着力点用在人民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上。比如，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如何优化？除了被动的限购以外，现在的决策空间基本被锁定在市场自发调节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已经束手无策。其实，如果加入政府的元素和能量，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加减乘除”可以大有作为，未必就只能任由“市场自发出清”了事。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很少有不被房地产给绑架了的国家经济。中国经济也有“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的说法。但是，德国的低房价和新加坡的组屋，却提供了值得思考的经验。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房地产绑架经济的情况？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房地产不能任由市场说了算。各国当然有各自的国情，但只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经验，我们就应当借鉴——关键是如何把恶性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变得无利可图。在我看来，有些地方公租房改革的效果事半功倍，为什么就不能在全国推广？好的做法不在于它是否符合经济学教科书，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国情，是否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解决问题。
第二件事：就需求侧而言，堵住“腐败消费”之后，必须畅通“健康消费”的渠道。堵住腐败消费是“做减法”，畅通健康消费是“做加法”。什么是健康消费？健康消费就是事关民生的消费，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存消费、发展消费以及享受消费。总之，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就是健康消费；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比如少数人的腐败消费和奢侈消费，就是畸形消费。反腐倡廉的目的，不是要压制民众的正常消费和健康消费，而是要压制腐败消费和畸形消费。进一步说，反腐不仅仅是要抑制腐败消费，更要把少数人的腐败消费转换成多数人的健康消费。畅通和发展健康消费，就是要大力增加、而不是缩小民众的有效需求；就是要大力提升、而不是压制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鼓励和促进健康消费的路径很多，关键是要明确和摆正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人民立场”——政治立场。只要立场摆正了，健康消费就会取代腐败消费的“空场”，成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必须强调的是，促进健康消费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只有提升和扩大健康消费，我们党所承诺的人民立场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老百姓才会真实感受到反腐倡廉带来的积极变化，人民群众才会真心诚意地支持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但凡主张“政治与经济无关”的人，未必就真的“不讲政治”，区别在于究竟应当讲什么政治。这位先生说：“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这当然是对十九大精神的曲解。所谓“取消所有制的分类”，这里面难道没有政治吗？请问这位先生，如果“取消所有制分类”，甚至把公有制彻底私有化了，单靠私有制能够解决中国民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问题吗？
四、“解放思想”与基本立场的关系
这个论坛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我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解放思想”，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放思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与这个论坛有着不同看法。如果站在资本立场上“解放思想”，那么改革的逻辑必然是“逢马必反，逢私必赞”，改革的方向必然指向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由此衍生出来的“加减乘除”就会以资本利润的马首是瞻。其结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新“三座大山”积重难返。如果站在人民立场上“解放思想”，那么改革的逻辑必然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改革的方向必然是指向不断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由此制定的“加减乘除”就会以人民为中心。其结果，利益关系失衡得到纠正，民心民气得到提振，世风民风得到改善，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夯实，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
怎样站在“以人民中心”的立场上解放思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里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例，我认为以下的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个问题：“价值实现”为什么重要？萨伊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实“悠悠万事，需求为大”，这是市场经济的法则。需求之所以成了市场经济的法则，乃是因为“价值实现”（生产出来的价值得到市场认可和接受）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价值生产”的重要性，甚至越来越超过了“价值生产”的重要性。这里面的逻辑是：生产力越不发展，价值生产就越重要；生产力越发展，价值实现就越重要。这是生产力惹的祸吗？不是，而是生产关系惹的祸。导致“价值实现”成为问题，其根源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实现”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价值实现”不仅经常被磕磕碰碰的流通过程打断，而且周期性地被“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演化成经济危机。而“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软肋所在。
第二个问题：何谓“基本需求”？我要澄清一个误区：说到需求，就必须讨论“基本需求”，而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只拿马桶盖说事。需求的内容、需求的层次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求的内涵以及层次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古代社会的需求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仅表现在现代社会的需求内容远比古代社会更为丰富，还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基本需求、必要需求，大多属于古代社会的奢侈需求（比如电视、手机和汽车）。总之，过去的需求与现在的需求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要把握一个社会的需求状况，就必须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需求和必要需求。无视社会的基本需求，拿某些非基本需求和非必要需求说事，由此得出的判断能科学吗？
第三个问题：当下国人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我以为不是马桶盖，而是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几座大山”。这些需求的状况究竟如何？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有人说，现在中国“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如果从“绝对需求”（不考虑购买力限制的需求）的角度看，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需求“充足”得很，但是若从“有效需求”（有购买力的需求）的角度看，这些需求却严重不足。如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那么请问：怎么能说“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呢？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需求，为什么是今天民众的基本需求呢？道理很简单，这些需求决定着广大民众衣食住行的数量和质量。换言之，这些需求中的任何一项如果出了问题，都会严重威胁民众的基本生存。2014年，房租、医疗、教育和个人护理等服务消费，足足占了美国消费的三分之二。中国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消费所占比例，只会比美国更高。
第四个问题：供给侧改革能不能拒绝政府作为？举个现实的例子，现在幼儿教育供给奇缺，居民小区开设的公益幼儿园严重不足。如果一个小区有100个幼儿，公益幼儿园却只有40个名额，那60个幼儿咋办？有人说：“不是有市场竞争吗？”问题在于：“私立幼儿园倒是很多，但费用太高，且质量低下。”如果说，这是供给侧的问题（有效供给不足），那么，市场与政府谁该负责呢？有人说“政府干预不到位”；有人说“政府办更多的公益幼儿园，只能降低效率”；有人说“市场唯利是图，盲目竞争”；有人说“限制私立幼儿园市场定价，不符合市场竞争的逻辑”；有人说“高收费的私立幼儿园本身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上述争论的分歧在于：问题的症结到底是供给侧结构不够优化呢，还是需求侧没有购买力呢？我们身处市场经济之中，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谈供给侧结构改革，如果不敢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否定并拒绝政府的作用，这样的供给侧改革，恐怕就只能是理想主义而已。在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背景下，现在的学校和医院的“供给”不可谓不多，可是为什么广大民众却仍然感到不满意呢？如果不能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并从体制和机制上在供给侧结构做文章，那么，对需求侧投入再多的钱，也会被盲目的市场化吸噬殆尽。
最后强调一句：我们之所以必须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解放思想，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论坛所批判的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很多并不是私有化和市场化不彻底，而恰恰是放任彻底私有化所带来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本身内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何种判断，不仅取决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取决于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仅仅是减税简政以提升资本的利润率，更理应发展公益教育、公共医疗，并提升社保水平，而不是发誓要将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