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这一论调立刻引发了舆论关注和焦虑，毕竟，上一轮下岗潮造成的梦魇，仍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不过，人们在媒体上读到了这样的言论，“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是后来经济起飞的基础”，国企职工会下岗是因为贪图安逸、“在市场打拼远不如在国企轻松”，“从下岗潮走出来者，绝大多数人都过得更好”……

这种论调在过去的一些年相当流行，然而这些说法对那一次下岗潮中的职工并不公平。

“下岗”是个中国特色的词语

下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下岗的基本解释是指离开执行任务的岗位，与在岗和上岗区分。在上世纪90年代，下岗一词有了中国特色的含义：职工因企业破产或裁减人员等原因失去工作岗位。

实质上，下岗就是失业，但又与失业有着微妙的差别：失业人员已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档案已转入户口所在地街道、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而下岗职工虽然无业，但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档案关系仍在原企业。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权威机构都只有“失业”这一概念，而不存在“下岗”这一词语。至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下岗”这个词，2004年南方周末是这样说的：“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口没有被统计到失业人口和失业率之中，比如下岗职工、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人口。”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下岗工人都贪图安逸、游手好闲吗？

这些年，有些媒体和学者将下岗工人描述成这幅模样：“没文化，没技能，好吃懒做，死要面子，脏活嫌脏，累活嫌累，干活嫌钱少，宁愿在家打牌搓麻将、上网发帖诉苦喊冤，一心沉浸在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愁吃喝的幻想中不能自拔。”甚至还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工人的懒惰，才导致了国企大量倒闭最终破产，而下岗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这种说法对下岗职工来说极不公平，1998年出现“下岗潮”的原因在于：一，亚洲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出口，工厂开工率不足，工人没活干；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互联网企业的兴起，与工人下岗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吃大锅饭搞垮了企业”……是对下岗工人的污名化。当年的下岗工人很多还是技术能手，贾樟柯拍的《二十四城记》里，有个工人问厂长：“20多年，我有没有迟到？20多年，我哪年不是先进？”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还是下岗了。

买断工龄，一夜间几十年的“单位人”成路人

在“下岗潮”之前，很多国企职工过着“单位人”的生活，最大的特点是“高福利低工资”，吃喝拉撒、教育、医疗、养老……一切都由单位来搞定，个人并没有什么财富积累。在很多国企集中的城市，工厂几乎就是城市的主体，比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如果把工厂厂区和职工住宅区刨除在外，整个地区可能只剩下一两个公园。在这里，所有人的生活都是整齐划一的进厂上班和下班。

歌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对当年国企工人的描述更加直观：“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

下岗改变了这一切。一开始，企业还给下岗费，后来很多企业干脆就不管了。当年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减员增效”（减少企业冗员，增强企业效益），职工虽然下岗了，但还挂靠在单位上，并没有达到“减员”的目的。所以，当时很多国企为真正瘦身，纷纷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买断工龄”：依据职工的工作时间长短，发放数万元左右的一次性安置补偿费，该职工从此与企业脱离任何关系，不再享有任何该企业的工资及福利待遇。

事实上，“买断工龄”的做法是违法的，当时的《劳动法》就已规定如果企业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员工即使不能迅速重新就业，也能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是不能够用“买断工龄”的方式与员工结束关系的。1999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层征缴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

然而在实践中，采用“买断工龄”这一做法的却比比皆是，以至于成为一个默认事实。不少用人单位甚至以强迫的方式来“买断工龄”，《时代周报》曾报道，2000年7月，在河南省卢氏县公安局五楼突击召开石油公司职工大会，与会领导以“谁不在协解合同上签字就不让出门”相威胁，以此举迫使仅剩三个月、一年、三年、五年的时间就要退休的老职工下岗。

在2009年一项针对沈阳国企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的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有11位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了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也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马路上。

下岗工人的生活什么样？

当年买断工龄的工人一次性可以拿到几万块，算是不小的数目，但对于四五十岁，没有什么能力寻找新岗位的人来说，这仍然显得不够。何况，很多单位效益不好的下岗职工，根本没有机会拿到这笔钱，只能依靠“低保”生活。

1998年沈阳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金”为每月240元，只能领两年。此后如果生活难以维持，可以到民政系统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205元。想拿到这205元并不容易，只要家里有电器，不管多老多破，都不能申请低保。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作为下岗重镇的沈阳市铁西区，那里的工人村农贸市场，猪肉每斤比沈阳别的区便宜5角钱，鸡蛋每斤少2-3角，即便如此，销售量依然很小。

专栏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还写过这样一件事：“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下岗工人再就业有多难？

很多人质疑：下岗工人为什么宁可吃低保，也不出去打工再就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2004年曾对沈阳、长春两市的近千名下岗职工进行过专项调查，她当时的调查显示，下岗职工平均年龄42岁，其中45至49岁所占比例最大，占30.1%，其次是40－44岁年龄段，占26.9%。郭于华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这些人再就业很困难，其实大多数人没法再就业，甚至他们的子女，毕业以后，初次就业都出现了问题，你让这批人怎么再就业。”

一些人尝试做一些小生意，也并不容易。针对下岗职工，沈阳市曾有规定，下岗失业者做生意可以“减免一年工商管理费”，但条件是：这个下岗职工必须是首次自谋职业。对于很多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下岗职工来说，在几次不成功的创业之后，就要交齐各种税费：工商管理费、摊位租赁费、卫生费、报纸费、消防费……合起来，在当时每月要数百元。

在江浙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再就业还容易些；在老工业基地，下岗潮爆发的时候几乎影响了整个城市，这时候做小生意，顾客又在哪儿呢？

当时下岗潮爆发的城市，出现了自发组织的劳务市场，求职者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诸如“水暖工”、“电工”等自己擅长的活计，一有人走过，求职者就追问：“要不要人，要不要人，干什么都行！”对于没什么技能的男性，干得最多的就是保安、门卫。

对于女性来说，再就业则更为酸楚。这些年，沈阳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这种生活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下岗职工的下一代。纪录片《铁西区》的第三集“艳粉街”，描述了当时生活在铁西区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下岗职工的孩子。父母下岗，收入微薄；年轻人没受过多少教育，又失去了接班工作的机会，每天无所事事，对未来茫然无措。

时至今日，下岗工人还要担心养老问题

十几年前的下岗职工，如今已经逼近退休年龄，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好，反而要操心养老问题。

中国从1995年正式确立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至2005年最终确定了个人8%，企业20%的缴纳比例。然而，对于下岗职工来说，很多人从下岗的那一天开始企业就停止了为他缴纳保险，如果补缴需要个人承担全部28%的费用。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放宽缴费年限、免除滞纳金等政策，然而补缴十几年的养老保险仍需要数万元，这对于很多下岗之后就没有正常收入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其实，社保问题在下岗潮之初就引起过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的担心。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吴晓波在专栏文章中提到：“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后来，吴晓波在参加一个论坛时，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经济学家。他问，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这位经济学家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说：“不是都过去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