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新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 刘辰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4日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铁路版图升级 改革需要跟进（人民时评）》作者主张：“铁老大”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以改革破垄断，进而以竞争促改革，才能为“中长期规划”的落实创造更大的战略空间。……在当下“一家独大”难以为继、引入竞争满盘皆活的情况下，可否拿出一些优质板块、一些优质线路，以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铁路市场的诚意？又能否以保障民间资本拥有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为前提，支持民间资本搞一些苗圃式的投融资模式创新、商业运营模式创新，探索产权明晰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搅活行业一池春水？

近代史血与铁的结论：只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之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大肆攻击国有企业垄断，其实日本的反垄断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垄断的，因为日本的企业通过垄断经营扩大规模，可以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2012年3月，日本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宣布正式合并，组建新公司新日铁住金，合并后的新公司的钢铁产量为4537万吨，预计总销售额达5.5122万亿日元。合并成功后，新公司粗钢生产规模仅次于全球产量第一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届时有望成为粗钢生产能力世界第二的钢铁集团。2013年2月，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将合并成世界最大航空公司。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美国大约25%的经济，它在内部实行计划，让政府不干预市场，是为了方便自己吃掉那些中小对手，形成自己私人的垄断和计划。

我国的高铁是近20年来最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产业，可以带动我国发展几十年。但是，由于受“7·23“动车组事件影响，铁道部拆解了。铁道专家王梦恕评铁道部改制：总体上比较失望。王梦恕认为，改制之后，变身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市场化的体系和需求下，首先考虑的是营运效益以及自身所担负的债务问题，而不再是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作为中国最了解铁路的人之一，王梦恕一直公开反对铁路政企分开，他认为市场化会令中国铁路总公司先考虑营运效益以及自身债务，不再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大动脉，不能完全市场化！”我们是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铁路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口，但他们的铁路已经达到27万公里。2013年我国整体铁路建设进入低潮时期。铁路建设的低潮也会影响钢铁行业、机械加工行业以及煤炭行业、水泥行业，等等，一些大型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感觉很难受。铁路本来就是国家的经济动脉，关系国家安全，一旦铁路的构架发生变动，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不集中，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比如遇到灾难，国家就很难调动铁路的力量。现在正处于混合时期，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值得仔细研究。现在有的人在大力鼓吹混合经济，我们一定要警惕，混合经济应是国有、集体资本为主体，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都混没有了。国有企业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强主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之间的角逐。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结构调整，大型国有企业已成长为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和国家经济支柱，是国家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经济基础，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

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曾经威胁中国政府说：“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进展，如果中国停滞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2012年2月27日世行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史称“佐利克报告”。该报告是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世行称，该报告审视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旨在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世行报告中，针对中国增长模式的未来结构提出的四点建议，即国企更加商业化、银行利率自由化、降低私营企业准入壁垒、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等四项改革举措。2013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383方案》，被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是对“佐利克报告”的翻版细化。最终三中全会没有完全采纳该方案。2014年2月份，美国财长在出席国际金融研究所的会议上表示，“即便有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中国也应该加快实施经济改革计划。”他强调的重点是中国市场开放及金融改革。2014年7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要求加快落实三中全会决定，他说：美方的期盼跟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完全吻合。我看到三中全会文件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担忧，双方也都认可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是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不满的地方是落实这些目标的速度太慢了。毛主席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现在国人连这个道理都忘记了。

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刘国光说，不端正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早晚有灭顶之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如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和张育军落马，设计股指期货等便于空头恶意做空中国股市获取暴利与国际炒家勾结，证明了金融“股奸”和“内鬼”的存在，导致史无前例的股灾)。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18日视察吉林时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造和谐劳动关系。”(《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

这一重要讲话，澄清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自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公布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以来，国内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6000天将中国国有企业规模缩减到10%（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这一要害内容的正面答复！佐利克的世行报告报告第三章《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里面，基本否定了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该报告也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消除作为美国“最大威胁”的中国国企的战略意图。这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2016年3月4日，在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说，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号召广大非公有制企业要准确把握大势，提振信心。习近平提到“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他强调，这些方面都可以做大文章，在新常态下当有新作为新发展。我们认为非公有制企业还有义务帮助公有制经济做强做大！因为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春天！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比如，有的人从社会制度分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经济制度分析，继续推销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点；从政治层面来看，只字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透过字里行间，还是要搞修正主义；从法律层面来讲，借“以法治国”之名，行“三权鼎立”之实。绕来绕去，拐弯抹角，归根结底，就是最终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手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妻儿的利益，会与本民族的敌人结成盟友，联手反对本民族的未来。”经济政策最终必须为民族权力的利益服务。

在世界发展的某一个时点，有一批先进国家处于发达阶段，这些先进国家发展的历史，为其他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如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及至组织制度的变革等。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榜样，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在技术引进和创新、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以及设立相应的组织体系等方面，就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从而实现赶超。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

但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思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思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思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思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思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遵守《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凡是改错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