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时报的逻辑是，马克思是西方人，他是在西方国家里建立起理论体系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西方经济学，不能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西方经济学。但这个逻辑其实很荒唐，“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并非指“来自西方”的经济学体系，而是指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体系，最科学的叫法其实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金融时报只是偷换了一个概念。
原编者按：2016年6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中国学者呼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一文，文中以其惯用春秋笔法讽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然而，马克思真的过时了吗?中国经济真的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而健康良好地运转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抛弃马克思我们真的可以更好地发展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本文作者以其肆意徜徉的文字风格旁征博引，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多方位详细论证了为什么中国经济需要马克思，为什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一个健康有序的经济状态的思想基石。
一、三十年后，《金融时报》再演大片
稍微有些年纪的人，应该都记得，三十年前，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三十年后，又有一部大片在上映。这一次，影片的名字变成了《中国经济，让马克思走开》，导演也换成了某著名财经媒体。
2016年6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一篇时事报道，题为“中国学者呼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
报道说，一批中国学者发布了公开信，敦促中国政府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地位，以避免中国大学生被西方经济学洗脑。如果只是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那倒也与大片无缘。可是这篇文章却有着不同寻常的醉翁之意，它欲借报道这一事件的机会，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合时宜的论调。
但凡肩负着意识形态教化大任的主流媒体，都有一套迂回婉转的春秋笔法，作为自己的保留节目，在看似客观公正、衔接自然的夹叙夹议中，偷偷捎上自己的意识形态私货， 不经意间把读者悉数俘虏。这篇文章就是一个范例。
文章一开始的口吻，好像是在学术界里发现了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满满的惊诧与不解：什么，现在还有人提马克思主义?不会是恐龙吧?进而，信手拈来地搬出十八般武器，招招制敌，对这群怪物的主张发出犀利的质疑和嘲讽。一切看似那么天衣无缝，好像马克思主义确已不合时宜，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潮更是该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
可惜的是， 文章对怪物学者们表露的惊诧和不解，更像是一只沉浸在自己的井底世界太久的青蛙，突然来到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时面对大千世界发出的“莫名惊诧”。而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各种质疑和嘲讽，则更像是“无知者无畏”的下限秀，处处透着浅薄，让人哭笑不得。
二、德国人在伦敦，马克思咋整都是西方人
文章的各种下限秀里，最无厘头的恐怕是这么一句话：“公开信没有提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出生于德国，也没有提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英国的事实。”
对啊，马克思是把大部分时间给了德国和英国，可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吗?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历史事实啊，难道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公开信里再去专门强调吗?一个有着德国古典哲学修养、深谙辩证法精髓的马克思博士，在英国观察到了资本主义最前沿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并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遗产，他这才得以系统阐发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劳动者必须团结起来斗争求解放的经济理论体系。
金融时报的文章在这里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难道是想说，马克思生活在德国和英国，而德国和英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马克思就没有理由反对资本主义吗?抑或是说马克思主义就因此被证明是错的了?
这个逻辑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马克思正是因为零距离地观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深刻矛盾，它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及其不可避免的灭亡趋势，才使得自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而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照金融时报的这个逻辑，你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就必须衷心拥护资本主义，安心做资本主义机器上的螺丝钉;你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在那个没有前途和希望的社会里赖活一辈子，而不应该像毛泽东那样起来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造。这种逻辑着实让人看不懂。
或者，金融时报的文章是想说，马克思本人就是西方人，他是在德国和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一种西方经济学，我们不应该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西方经济学。
这个逻辑同样很荒唐，它变成了一种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无聊文字游戏，完全忽视了“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体系，而不是指“来自西方”的任何经济学体系。以地域划界来区分不同的经济学体系，本身就是形式主义的做法，因为它抹杀了反映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质内涵的阶级属性。所以，“西方经济学”的提法虽然有其具体的历史成因，但是最科学的叫法其实还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如果金融时报的文章对“西方经济学”的提法有所不满，那就不妨换上这个毫不含混的新名词吧。
三、《开天辟地》经典回放，马克思不幸躺枪
金融时报的文章乱点鸳鸯谱，无厘头地对马克思主义打起了“国家”牌(你马克思不也是西方人嘛)，这就不能不让笔者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开天辟地》。
话说这部电影，是1991年纪念建党70周年的献礼片。在这个节奏飞快的眼球经济时代，主流媒体的大脑往往是失忆的，它们如能记得2011年建党90周年的献礼片《建党伟业》就值得表扬了。但是这个还要再早上20年的《开天辟地》，却在情节、场面和演员阵容上丝毫不输给2011年那部明星过堂般的《建党伟业》，而在演技、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更是甩后者几条街。
一转眼又要到了建党95周年大庆，这部25年前的经典之作绝对值得重温 ，帮大家切肤思考当年中国的先行者们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促成这些选择的社会大背景又是什么，放到今天的中国有没有过时。
影片《开天辟地》从1919年五四运动讲起：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在凡尔赛会议上对战败国德国进行惩罚，但没有把德国强占的中国青岛归还给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而是移交给日本占领。这激起了中国学生和民众的义愤，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标榜自由和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从而被苏俄十月革命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所吸引。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不遗余力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于是，影片在第50分钟左右，迎来了爆笑一幕：
在一片社会乱局中，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指示宪兵队收集市面上对当局构成威胁的言论。面对雪片般堆在桌子上的各种材料，徐世昌用拐棍勾起一本标题为“新青年“的刊物，对它指指点点，那意思：这是本什么书?
宪兵队长忙不迭地回答：“禀报大总统，这类书，都是宣扬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争斗、工农做主。”
徐世昌：“马——克——思?”
宪兵队长：“嗯。”
徐世昌：“什么地方人呐?”
宪兵队长：“德国人。”
没等徐世昌开口，一旁侍立的步兵统领王怀庆突然无厘头地接了一句：“德国人?嘿嘿。德国不是被打败了嘛!嘿嘿嘿。”
徐世昌没好气地瞪了王怀庆一眼，王怀庆闹了个没趣，笑脸凝成了板砖。
笔者再绘声绘色的描述也难复刻演员的传神表演。顺便说一句，王怀庆只是影片里的一个小角色，但他的饰演者却是在老版三国和老版水浒里分别出演司马懿和高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实力派演员魏宗万。毫不夸张地说，饰演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其他众多历史角色的实力派演员们的传神表演，使1991年的《开天辟地》成为“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至尊经典。
金融时报的文章质疑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公开信不提马克思在德国、英国生活过的履历，这个逻辑就和一介武夫王怀庆觉得德国战败让马克思何足挂齿一样，让人忍俊不禁。一百年前的中国先行者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曾面临过王怀庆这样的无厘头式的嘲讽。但无厘头毕竟是无厘头。不管在哪个时代，也不管是出自王怀庆之口，还是出自金融时报之笔，这样的嘲讽都是婴幼儿级别的，不仅损伤不了马克思主义者半根毫毛，反而暴露了嘲讽者自身让人捉急的智商，以及那些轻信这类嘲讽的脑残粉们的脑残。
四、《金融时报》再演无厘头，金融时报的下限秀还在继续。
文章在最后一段说到：
“然而，在中国高校教学中限制西方理论教学的举措越来越徒劳无功：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至2015年度，逾30万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较上一年度增长10%。”
这就又让人看不懂了。首先，先不说其它领域，我们看一看经济学，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哪里真有“限制西方理论教学的举措”了?如果真有的话，这些中国学者为什么还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存空间感到忧虑，而发出这封公开信?中国经济学的现状明明是“资进马退”而非“马进资退”(这里，我们无须再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容易带来误解的含混概念，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简称“资”，就可以了)。其实，早在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过类似的呼吁，当时还制造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被誉为“刘旋风”，和前后的“郎旋风”和“巩旋风”并称为纠正中国新自由主义歪风的三股旋风。但是，不管当时制造了多大的轰动，也不管教育部做了怎样的批示，最后的结果却是然并卵，不了了之。
其次，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美国留学，这一点难道是大家对中国限制西方理论教学不满所导致的吗?恐怕原因恰恰相反吧。正因为中国的高校教学都全盘西化了，从课程设置到教材内容，从课题申请到论文发表，全都围着美国学术界的指挥棒转，就连师资力量都要优先聘用从美国海归的博士或是美国学者，这样又怎能不诱导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看一看呢?一切向着美国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又在哪里?
五、劣币驱逐良币，屌丝可否逆袭?
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萎缩现状，是不是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欠缺对中国经济的指导价值呢?
答案是否定的。
即便抛开政治风气对社会科学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说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在新自由主义掌权美国之前，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学界也占据主导地位，但现在情况都早已发生了变化)不谈，只看学术界自身的小规律，我们也知道，经济学里一向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这说明被驱逐的那一方不见得就是低劣的那一方。
更何况当今学术界日渐朝着标准统一化、资源集中化的方向发展，学术市场显然更符合垄断而非自由竞争的模式。一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主导学派，就必然采用自己的标准培养和选拔人才，以巩固自己的学术垄断地位。而经济学界的其它流派要想争得自己应得的生存空间，就无异于小农与垄断性农业大资本进行搏斗，胜败几何，尽人皆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中国学者一定要向政府部门进行申诉，指望政府来干预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清楚，在学术市场领域，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尾大不掉了。
但是，政府部门的干预真的就能起作用吗?或者说，政府部门真的愿意进行干预吗?这些中国学者的愿望能够变成现实吗?前面已经说过，十年前，刘旋风的社会轰动并没有转化成教育部的有效干预。十年后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拭目以待。但是，这些中国学者，既然自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就应该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而不叫“经济学”。他们自己应该知道，该怎样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估他们这个呼吁的走向和结果。否则，他们所呼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恐怕也不见得是多么地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说到这里，问题已经很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所处的地位和命运，和它是否拥有指导中国经济实践、洞悉中国经济运行的价值，完全是两回事。就像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虽然占据着中国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也并不代表它就是一个好的理论体系，就一定在指导中国经济实践或者理解中国经济运行方面拥有优越性。
六、中国经济奇迹，究竟从何而来?
当然，金融时报的文章肯定是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指导价值的。它在误导性十足的招牌式夹叙夹议中说：“尽管官方仍信仰共产主义，但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抛弃计划经济，并逐步信奉市场改革，从而激发了近40年的飞速经济增长。”随后又针对中国经济当前的实际情况评论道：“中国政府正在艰难应对债务增长和经济放缓的问题，并正推动供给侧改革。这些改革被拿来与上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政策相比。”
中国近40年的飞速经济增长，在金融时报的文章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一脚踢开，而让信奉市场作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来做指导思想的结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个问题其实有三个分问题，第一，中国近40年的飞速经济增长真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那种市场改革所带来的吗?第二，即便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时期被放弃了，那么此后的经济高速增长真的就与它无关了吗?第三，中国近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和社会经济后果难道就没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吗?仅仅因为经济增长了，就一切都OK了?
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看一看世界上那么多同样实行所谓市场化改革的经济体所遭受的命运，就知道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是该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市场化改革了。最体现新古典经济学原则的改革，要算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进行的“休克疗法”了，结果导致经济的大倒退。事实上，市场化改革无论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导致了很多经济波动乃至金融危机，对一些国家而言甚至是一场浩劫。即便是现在的所谓金砖国家，在经济增长的绩效上也更多受到国际市场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钳制，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多实施市场改革的经济体，为什么独独中国取得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成功呢?这样的成功是该归功于市场化改革，还是应该归因于中国的某些特殊情况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七、势能变动能，飞流下三千，银河落九天
那么，中国到底有哪些特殊情况，造就了自己的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呢?这个问题如果宽泛地谈，可以单独写一本书，但在这里，笔者只想聚焦于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分问题，有针对性地简单说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毛时代所采纳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治国理念(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确被放弃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毛时代打下的经济底子在新时期的稳定快速增长中没有发挥出重大作用。恰恰相反，依靠毛时期发展起来的全面的国民工业体系，还有正处于现代化起飞前夜的集体经济农业，中国未来的工农业良性循环和经济腾飞已经积累了高度的势能。
改革开放的发展思路，只是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利用和转化了这种势能，比如说所谓的“人口福利”(即大量优质廉价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土地福利”(国有土地甚至农村集体土地成为投机性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的源泉)。但是这类势能并没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维护和培育，而是处于一种被掠夺式开采并缓释(通过渐进改革)于经济增长过程的状态。
同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打造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也在改革开放时期遭受了渐进式私有化的劫难，但是很多大型骨干企业仍然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成为了“国有资本”)留存了下来，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和那些同样实行市场化改革、但并不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打造的那种特殊经济基础(或者曾经存在过这样的基础，比如苏东国家，但是被非渐进式的休克疗法所摧毁)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功显然是因为利用到了毛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打造的经济势能。
八、势能耗尽，虎落平阳，供给侧改革还看老马
说到这里，有心的读者可能会问，既然毛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生产力成果可以被渐进化市场改革所利用，并促成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那么，这难道不是证明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思路和凯恩斯主义思路)指导下的渐进化市场改革，依然是成功而奏效的吗?也就是说，我们能否这样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念在指导了毛时代的三十年经济建设之后，已经宣告功成身退，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思想则应该指导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建设既往开来下去?
这实际上就来到了前面说到的第三个分支问题，即，渐进化市场改革思路指导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这条思路带给我们的增长模式导致了极度的社会不公，而且是否可以持续下去也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以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绝对称不上成功，更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高增长模式付出的社会不公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已经足以敦促人们思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可以提供更为优越的替代性选择。
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从未拿出过有力的理论和证据，来证明毛时代的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发展成绩是失败的。恰恰相反，如前所述，毛时代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打下了非常优异的基础，正当这种势能可以转化为全面起飞的动能时，一场剧变扭转了历史的车轮。可以说，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社会不公，以及目前陷入的利润危机和生态危机等境况，正说明中国经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才能步入增长和公平、速度和持久良性互动的正轨。
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供给侧改革思路，如果依然不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化改革指导思想，那么虽然把握住了问题的要害(问题的确出在生产领域，而不是以“内需”为代表的流通领域)，但是由于所开药方依然局限在现行生产关系框架下，所达到的效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在不远的未来转换成更大规模更强烈度的危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看到了问题所在并非流通领域的消费不足，也明白必须要彻底废除目前以资本挂帅和利润动机为本质特征的生产关系框架，才能使问题得到根治。所以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给侧改革进行指导，中国目前的经济危局才能真正解困。
九、人心向背，BBC网投来解答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及其不可避免通向深刻危机的历史命运的准确把握，以及超越资本主义、创建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的卓越胆识，得到了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当代世界人民和网民的高度认可。
1999年9月，就在新旧千年更替之际，英国广播公司举行了互联网公开投票，结果马克思位列“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首位，在文理科通吃的这个榜单中力压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自然科学巨匠，更压过阿奎那、康德、笛卡尔等文科大师几头。
2005年6月至7月，英国广播公司又进行了一次网络公开投票，这一次的榜单缩小到了文科领域，结果马克思再一次获胜，位列“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首位，其得票数甚至超过了位列第二、三、四位的休谟、维特根斯坦和尼采的得票总和 。在星光熠熠的二十人终选名单里，还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纠鲁(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评论对象)，中世纪的阿奎那，近代的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密尔(又译穆勒，也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企图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之间进行调和)、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现当代的罗素、海德格尔、萨特、波普 。
从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信息来看，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后的当代所得到的认可绝非浪得虚名。在1999年投票支持马克思的网民中，来自挪威的达格·索雷森说：“卡尔·马克思鼓舞了数以千计的解放斗争。他是现代政治思想之父。”
来自美国的尤茨纳·卡珀尔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行的分析是最出色的。由于处于20世纪末的世界是以该体系为特征的，所以他的作品对于理解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和对于理解19世纪一样，都是有效的。”
网友弗罗德·曼萨克说：“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在知和行两个方面，都对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网友迈克·温施说：“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他的思想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网友贝姬·布兰福德说：“卡尔·马克思的理论适用面极广，以至于它可以被用来理解和解释我们在今天的世界所面临的形势。”
十、以人为本，告别苦逼的日子
为深化观众对古今伟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了解，英国广播公司还专门设计了一个网页，用取名为“思想史”的系列动漫视频来介绍那些依然给当代人以启迪的伟大思想。
在“我们何以成为人类”的子栏目下，一段名为“马克思论异化”的动漫短片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的伟大思想。旁白如下：
“马克思认为，是劳动，最佳状态下的劳动，才使我们成为人类，才让我们实现了人的类本质。这样的劳动，赋予我们生活，让我们拥有创造力，令我们朝气蓬勃。”
“但是，19世纪欧洲的现实是，劳动摧毁工人，尤其是那些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对于工厂主而言，工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是有着一个需要被填饱的肚子而已。工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工厂里进行辛苦而漫长的劳作，换来微薄的工资。”
“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劳动和他们自身相异化。异化，是一种被排斥、被隔离，让人迷失自我的糟糕感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劳动，使工人同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们买不起自己制造出来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则被运到商店和很远的地方。老板借此发了大财，工人却只得到少得可怜的报酬。”
“工厂的产品线把工作分割成索然无味的各项任务，使劳动过程变得单调、空虚、凄凉。工人们成了巨型机器上的齿轮。他们仅有几个小时可以待在家里，用于吃饭、睡觉和放松，而在其它的时间里，他们都必须拼命干活。这样的劳动，还使得工人之间相异化。” “工人从这样的苦命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出路，马克思认为，是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他们需要夺取生产资料。马克思为此发出著名的呐喊：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会是锁链!”
英国广播公司的这段发布于2015年的视频，相信可以引起绝大多数背负着沉重生活压力，每天奔波忙碌，却不知生活的希望和工作的意义何在的社会公众的共鸣，这里面有代工厂的工人，有留守农村的农民，可能还包括自主创业的小老板，以及代表着信息时代最先进生产力的程序猿和网评员们。一种强烈的生活空虚、意义缺失、人际隔膜的异化感受甚至会袭向一些生活富裕的社会中上层成员。中国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一点和马克思本意不谋而合。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不纠正利润挂帅和市场导向的模式，“以人为本”的口号就只会悬在空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在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得到了更醒目的认可，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上述两次评选却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势头正旺的1999年和2005年进行的。这也从侧面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哪怕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马克思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思想也依然浇灌着人民大众的心田。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暴力，已经浸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里。
十一、剑桥哈佛被掐，《金融时报》上演选择性失忆
其实，马克思在当代的影响力，是金融时报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认的。这篇发表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系从头一天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来，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原文有两段话(仅此两段话)被略去了。而这两段话，恰恰是关于马克思的当代影响力的。我们不妨免费替金融时报中文网把这两段话翻译一下：
“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张夏准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塑造了世界经济。东亚经济奇迹在台湾、韩国和日本的设计者们都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工业化视为创造剩余的一种方法。’
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式微，不只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哈佛和斯坦福等精英大学的经济学系都还把保留一到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作为一项标准做法。但是，这些学者都已经退休，并且没有聘用新人代替他们。”
从上面第一段，我们看到，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赞誉有加。而第二段，又提到美国的顶级大学也曾有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尊重。当然，我们知道，张夏准所述并不准确，因为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生的。在当今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混为一谈的大有人在，甚至已经成了左翼学术圈的时髦倾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需要应对的一个挑战。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张夏准所述是否准确，而是为什么金融时报中文网在翻译原文的时候，把这两段原意凸显马克思主义价值的论述给隐去了。在主流媒体经常“选择性失忆”的今天，这尤其值得读者们思考。
十二、走开的马克思，走来的马克思
金融时报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纵有千般不是，但它毕竟点出了一个正在中国发生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界里不仅已经失去往日的至尊地位，现在甚至连自己的生存空间都要保不住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虽然中国经济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这也就是说，金融时报鼓吹的“中国经济，让马克思主义走开”的论调是错误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学术界濒于灭绝的话(比如像哈佛和斯坦福那样，等老一代退休后不予补充)，这样的指导还如何实现呢?马克思主义不还是如金融时报所说，“走开”了吗?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中国经济，确实不应该让马克思主义走开;但马克思主义会不会走开，却又完全不依赖于学术界的这场较量。
此话怎讲?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并非诞生在学术界，而是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斗争。马克思早年求学时确实吸收了学术界的理论养分，但是后来的现实生活斗争促使他进一步对这些养分做出了批判，这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革命学说，作为彻底批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和现实生活的斗争相结合。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为什么会感到自己不受重视?原因并不出在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外来威胁上，而出在自己身上。当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大潮被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所指引时，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却跃跃欲试，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和对手竞争市场化改革的冠名权。好像只要为市场化改革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证，市场化改革就如同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变性手术，从此就成了自家人，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引下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了。另外一部分人并无争夺世俗名利之心，他们只是出于对纯学术的兴趣，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于是他们便超脱于现实经济变革之上，继续着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转型问题”的学究性论争。
这两部分人，前者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甘愿为对手做注脚;后者则斩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活力之源，放弃了真正的主战场。这才是他们斗不过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前者根本就没打算真斗，后者则斗错了地方。如果真要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前者需要戒掉名利的毒瘾，为马克思主义还魂，这样一来，凭他们的聪明劲儿和知识底蕴，斗败对手不是梦;而后者则需要找回勇气，真刀真枪地就现实经济问题和对手好好干一场，这样一来，凭他们的韧劲儿和学理能力，斗败对手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只是美好的期望而已。不和现实生活的斗争相结合，这两部分学者都不可能做出任何改变，他们的斗争只能是孤立的和半心半意的，他们的命运也只能交由教育部来裁决了。
中国经济并不愿让马克思主义走开，中国经济的未来需要马克思主义。假借中国经济名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开的是“西方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走开了，中国经济就会变成“西方经济学”的猎物，确切地说，是变成这条猎犬所服务的垄断资产阶级主人嘴里的一盘菜。至于马克思主义会否走开，这和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局限于学术界的这场斗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取决于民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力量的崛起，一如马克思本人当年那样。渴望在科学的大道上探索社会真理的民间读者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抛开庸俗经济学为你打造的思想锁链，去赢得整个世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