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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自力: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表现

作者:何自力   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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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统治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成长和兴盛发展两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走上迅速衰落的轨道。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呈现出明显的常态化。

       (1)产业空心化导致产业危机,严重削弱国家竞争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纺织、服装、造船、炼钢、家电、汽车等产业开始衰退,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中缺少带头产业。在制造业日益萎缩的同时,西方各国一直持续增长的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保险、咨询业、广告业、批发业等。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中,各次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第一产业约为10%,第二产业约为15%,第三产业约为75%。据统计,2007年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美国是20.9%,意大利是15%,爱尔兰是12%,西班牙是11%,葡萄牙是11%,希腊是9%。这样的产业结构意味着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风暴中,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均为重灾区。在产业空心化的背景下,产业供应链无法形成,资本循环难以实现,投资无法得到回报,投资乏力必然成为常态,无论政府如何刺激都无济于事。

       (2)金融危机频繁爆发。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推动金融自由化,是为了将陷入滞胀泥沼的经济拉出来,恢复往昔的繁荣,然而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后果却是金融风险的不断扩大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揭开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序幕。1992年爆发了涉及10个欧洲国家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3月,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外国投资者纷纷抽走其资本,墨西哥外汇储备急剧减少。1997年7月,受美元升值和美国利率上调的影响,泰国市场信心下挫,外资开始大量撤离,股市连续下滑,泰铢急剧贬值,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先后两次爆发金融危机,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上,占俄罗斯国债总额约1/3的外国资本大规模外逃,引起汇率下跌和股市大幅下挫。2001年3月,阿根廷进入偿债高峰,而国内资本外逃却日益严重,经济陷入严重动荡和危机。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由于逾84亿美元的流动性债务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从2008年8月到2009年3月世界贸易总值大约萎缩了31%,2008年和2009年全球投资也大幅下降,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0.6%,其中美国衰退2.6%,欧元区整体出现4.1%的负增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遭遇沉重打击。金融业的发展基础是实体产业的发展,只有深厚的实体产业基础才能支持繁荣的金融。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工业衰退的危机,是产业衰退和资本主义财富创造能力枯竭的表现。金融危机的作用是按比例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其底线是金融业的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金融危机的结果必然表现为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度缩水、金融机构的大批倒闭以及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金融危机持续多久,要看产业危机持续多久,只要产业危机没有结束,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根本结束。

       (3)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公共开支难以为继。新机器、新技术替代劳动是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关系悖论的典型表现。在这一悖论存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从生产部门排挤出来,进入失业大军的队伍,在技术含量低或者没有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就业,收入水平十分低下,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一切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严重威胁,迫使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扩大公共开支来缓和矛盾。然而,加工制造业的衰退弱化了经济增长,政府扩大财政收入失去了经济来源。政府向资本家征税以维持福利制度,结果却迫使资本家借对外直接投资之名,将资本和相应的收入转移他国,以达到避税目的,这使政府税源进一步减少。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衰落以及资本家逃税行为使政府通过增大公共开支来支持福利制度变得非常困难,被迫举债以维持公共开支,结果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目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债务危机随时爆发并压垮资本主义经济。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2.7%,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13%,远远超过欧元区所要求的3%和60%的上限,随后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下调对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志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发展,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相继陷入信用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为欧洲范围的一场危机。如今虽然经过全力救助,欧债危机有所缓和,但是造成危机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新一轮危机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约合408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日本政府的债务1981年度超过100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2008年度达500万亿日元(约合5.1万亿美元)。2013年8月,日本国债达到1000万亿日元(约合10.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240%,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8.2万美元。现在日本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半数以上依靠发行国债,财政恶化的程度在发达国家名列第一。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状态,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在美国政府关门事件中得到突出表现。2013年10月16日,美国国会达成协议,结束部分政府部门长达16天的关门危机,协议批准联邦政府借债3280亿美元。在这之前规定的上限是16.7万亿美元,致使美国债务首次突破17万亿美元,达到17.075万亿美元。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巨额债务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

       (4)经济复苏无望。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3.6%下降到1.9%,2009年为-2.2%。发达国家由2008年以前较高的增长率又下降到2008年的0.8%,2009年降为-3.3%。美国、日本、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从2007年的2.2%、2.1%和2.7%降到2008年的1.1%、-0.7%和0.7%,2009年分别又降为-2.5%、-5.4%和-4.0%。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遭受重创的经济,包括出巨资援助大银行和大公司;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将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实施再工业化政策,鼓励海外投资回流本土;加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然而政策实施的成效甚微。在后危机时代西方国家投资疲弱,消费不振,出口乏力,通货紧缩严重,经济增速低迷,美国经济增速为1%左右,欧元区在-0.9%~0.3%之间,日本增速也徘徊在1%左右。

      (5)失业率高居不下。1974年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几乎都超过了5%。到了20世纪80年代,虽然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20世纪90年代,失业现象进一步加重,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失业率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199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5个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高达8%。1997年,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高达10.6%。金融危机导致严重失业, 美国、日本、欧元区的失业率分别从2007年的4.6%、3.9%和7.1%上升到2008年的5.8%、4.0%和7.8%以及2009年的9.3%、5.0%和9.4%。2013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为7.2%,美国青年失业率为21%,黑人失业率为12.9%。西班牙2013年第一季度总体失业人数增加到620万,失业率升至27.16%。 意大利2012年11月的失业率为11.1%,15~24岁之间的青年失业率高达37.1%,创下历史新高。希腊全国整体失业率在2013年初达到27%,15~24岁之间的青年失业率达到64.2%,创历史新高。欧元区17国失业率在10%以上。

      (6)中产阶级分化,橄榄型阶级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结构,表现为阶级对抗加剧。中产阶级是由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造就的。蓝领也好,白领也好,都是制造业和大企业的产物。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是:有房,面积人均100平方米以上,两个孩子,职业为公司白领、政府公务员、会计、律师、医生、大学教师等,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20万美元。随着制造业衰落,越来越多的蓝领和白领进入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制造业。美国第三产业每小时平均工资约比制造业低11%。由于第三产业零售业、金融、保健业有大批工人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其收入水平就更低了。随着制造业的衰落,庞大的政府公共开支难以为继,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大规模削减政府公务员的数量和降低工资,造成了中产阶级人数的减少和收入水平的下降。随着制造业的迅速萎缩,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被动摇,收入增长缓慢,生活状况越来越差。2006年10月2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现在美国人贫富收入悬殊甚于历史上任何时候。20世纪初,美国产业工人的工资可让贫穷的家庭逐渐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全国的穷人和中产阶级各占一半,他们的子女大多数比父母过得好。1970年美国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后,美国人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即使今天社会福利提高了,还是无法弥补这一差距。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和预算与政策选择中心这两个智囊机构共同发布的题为《差距拉大》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过去20年来的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社会近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形成了1%的最富有人群与99%的低收入人群的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的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在中产阶级分化,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消费抑制必然越来越严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必然越来越微弱,消费不旺,经济复苏自然没有希望。

      ——节选自《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第十二讲 :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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