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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民:金融发展改革的指导思想应是什么? ——对股市中金融风险的反思兼与郭彦金同志商榷

作者:周建民   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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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股市的暴涨暴跌所暴露出来金融领域的巨大风险,涉及面广,影响巨大,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金融发展和改革在方向上、进度上、步骤上的反思。

一、 关于金融改革发展的两种指导思想

    以郭彦金同志为代表,提出了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正确处理金融发展、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以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之间的关系为金融发展改革的指导思想。这种观点认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都存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不能适应经济起飞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改革来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我国也是如此。我国的金融市场的问题不是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因此,金融发展并以此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根本目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手段,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保证金融稳定则是金融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前提。(郭彦金:《正确认识金融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人民日报2015724)这种观点力主的,是在注重稳定的前提下,强调金融的发展方向不变,改革的决心不变,进一步推进金融的发展与改革,并要求对于过去的金融的发展与改革,社会各界应采取“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态度。

    我们认为,这次股市暴涨暴跌事件,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已不是金融自身的发展改革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如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的定位,以及如何认识金融既有的发展与改革所存在的问题与教训。着眼于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来给金融发展定位的并不适当。我国金融的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明确两个基本原则:服务于我国内外发展战略及其进程;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郭彦金同志的观点虽然看起来好像也可以解释为与这两个基本原则不冲突,但如果只从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视角来指导金融的发展与改革,结果很容易陷入以金融自身的发展为目的的逻辑,并以此来考虑改革,结果脱离我们所说的两个基本原则。这次从股市引发的金融风险实质上就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首要的工作,不是谈金融发展的方向不变,改革的决心不变,不是要求社会各界对于过去的金融的发展与改革,采取“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态度,而是应该从服务于我国内外发展战略及其进程,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这两个基本原则出发,认真总结过去金融发展与改革中的教训。

二、 金融发展与改革已与我国发展的整体战略脱序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将长期处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制造业从大向强、自主创新能力从弱向强、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从对外依存度高向低、产品档次从低向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从低向高、产业结构逐步合理完善、制造业与信息化融合度逐步提高、产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成为制造业强国是我国在这个发展历史阶段的主要产业战略目标。(《中国制造2025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还包括农业现代化和确保粮食和食品生产安全、新型城镇化等目标,以及对外战略中为“一路一带”战略、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金砖五国银行等战略目标服务。因此,金融的发展不是一个抽象的,以金融业或金融体系本身与西方国家相比的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服务于上述国家发展和各战略发展目标的过程。离开了这些服务对象,讲金融的现代化、金融的发展与改革就陷入盲目性,甚至会迷失方向。

    今年以来股市的暴涨暴跌所反映出来,在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和使用杠杆化的股指交易的金融发展和改革,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发展股票市场主要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的本意。这种金融的发展和改革名义上是有利于企业在股票交易中对风险进行对冲,实际上打开了在股票市场上可以利用杠杆为手段进行投机的大门。股票市场的这种发展和改革并没有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助益,相反把社会上的资本和金融机构的资金从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进一步吸引到股票投机中来,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在使用杠杆化的股指交易中,做股指交易的很容易用很少的资金撬动股票价格的走向进行投机。结果无论是股票价格暴涨或暴跌,都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伤害,造成整个社会的人心浮动,暴涨时吸引许多人抱着快速发财的目的盲目投入股市,打击了勤劳致富、自主创业的人;股市暴跌时造成财富的掠夺式再分配,踩踏式逃离,骂娘声四起,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信誉,影响社会稳定。从实际效果来看,开放高杠杆进行融资融券交易,结果与其说是有利于企业风险对冲,不如说鼓励金融投机,对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严重冲击,不利于社会稳定。这种投机所引起的财富分配效应、社会效应、政治效应对于我国的有序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 在股票市场允许搞金融投机,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融资融券和杠杆化的股指交易从本质上来说,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在我们国家存在着一种对发展和改革的盲目性,好像只要讲发展和改革就有正当性,而不管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内容。金融领域也是这样。在金融领域只要讲金融的现代化、金融的发展改革,至多加上金融的稳定好像就有了正当性。于是很多人都会以西方的现代化为范本来规划我国的发展,好像西方搞了的,我们也一定要搞,并认为这就是现代化。但很多人忘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改革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金融的发展和改革也必须要用是否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来衡量。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和杠杆化的股票指数交易,结果一定极大地加剧,而不是在任何程度上缩小社会的两极分化。对此,我们不能不十分警惕。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的社会效应就是引起了99%1%的对抗。美国社会的这种分化和对立程度,就是经济金融化、金融业衍生产品化,在金融业允许高度投机化的结果。我们国家的金融发展和改革,是否也要朝这个方向走?怎样防止出现像美国那样的高度投机、高度分化的结果?这是在金融的发展和改革中必须要回答的。它远远超出了在政策和技术层面求金融“稳定”的目标,而对金融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方向和价值的规定。现行金融改革的设计,客观上出现了把金融市场变成金融赌场的危险,改变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性质与改革的初衷,加大了金融体系的整体性风险,使国家变得不安全。换句话说,即使能“稳定”地使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朝这样的方向走,我们也不能允许。因为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与我国的整体发展目标脱离,对国家安全有害。

四、 金融风险的本质不是不稳定,而是危害国家安全

    这次股市暴涨暴跌所反映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推进金融的发展与改革的进程,已经脱离了既有的金融监管能力。回过头来看,融资融券和高杠杆的股指交易,是在监管体系尚无足够的监管能力条件下推出和培育的,风险极高。结果无论是股市暴涨,还是股市暴跌,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最后股市暴跌已不再仅仅是股市问题,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布局,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影响到了人民币汇率,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形象,成为干扰和破坏中央整个内外战略布局的重大因素。这已不仅仅是金融风险的问题,在我国大的金融风险一定涉及国家安全。这次从金融风险中暴露出过去的金融发展和改革的重大弊端是:缺乏从国家安全层面的金融安全视角。也就是说,这些金融发展和改革措施都是在存在对国家安全巨大隐患的条件下推出的。

    可以想见,国际上试图要搞垮中国的敌对势力或金融大鳄,很容易利用中国所出现这样的金融风险,利用已经开放的杠杆手段来进一步放大风险,先做空股指期货,促使股市暴跌,进一步做空大宗商品期货,再进一步做空人民币汇率。一旦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我国整个对外经济关系立刻受到影响,金融风险对稳增长、调结构的战略部署的干扰破坏效应就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导致一场国际领域的利益再分配,我国作为高额外汇储备国和大量持有其他国家债券的持有人,利益立马受到损失;境外势力借此很容易从我境内圈走大量利益,并利用资本市场已经开放的渠道汇出境外。类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一场不用一枪一炮和没有硝烟的战争来掠巨额夺财富的戏码又会在我国上演。尽管这次股市引发的金融风险在国家的强力救市下暂时受到稳定力量的管控,但博弈远未结束,教训更值得总结。正是我们自己的金融发展与改革制造出了可以被金融资本投机谋利的漏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漏洞完全可以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来打击我们。通过金融体系的漏洞来掠夺对方,打击对手,是境外敌对势力惯用的手段。这是比用军事手段、颜色革命成本更低,更容易操作,也更具有“正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金融发展和改革面临的已经不是什么金融发展和改革中的稳定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安全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负责金融发展和改革的部门还没有自觉地把金融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路径,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管理,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

         五、不反思,不总结,不足以吸取教训,端正方向 

这次股市的暴涨暴跌所反映的是,现有的金融发展与改革从指导思想到路径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关键还不是没有经验,具体的政策措施考虑不周全,而是金融的发展与改革形成了自己的逻辑,走上了脱离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服务的道路,走上了脱离了国家安全的视野来设计和推进的道路,已经给我们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如不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总结,而再谈“我国金融市场的问题不是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对金融“发展的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改革的决心没有变,更不会变”1的说法是十分有害的。对于过去的金融的发展与改革,社会各界不应采取“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态度,而是首先要求共同参与总结教训,特别是对于金融发展和改革中事关国家安全问题和事关发展方向上的原则问题决不应,也决不能轻易放过。这是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也对金融部门负责。

(作者: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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