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是否再度笼罩国际收支危机阴影？

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越南是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从1990年代至2009年﹐越南历年实际GDP增长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009年更是全世界仅有的12个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EO Database）及《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数据﹐2000~2009年﹐越南GDP总量（按美元现价计算）从311.96亿美元上升到971.8亿美元﹐[1] 人均GDP（按美元现价计算）从402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723美元﹐2009年进一步上升至1132.6美元。至此﹐越南已经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越南又是中国增长较快的贸易伙伴﹐中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入运行和不断深化正在不断改善中越经贸发展环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越南市场兴趣日益浓厚。但与任何海外市场一样﹐中国企业在开辟越南市场时需要高度重视其宏观经济波动风险﹐目前的越南宏观经济就正面临新的国际收支危机风险。

一﹑越南国际收支脆弱性和潜在货币危机

与其它同类后发发展中国家相比﹐越南具有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治稳定性明显较强的优势﹔但与中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越南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又相差甚远﹐其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通货膨胀﹑汇率等指标波动相当强﹐以至于越南在2008年一度爆发“高通货膨胀＋资产市场崩盘＋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危机风潮﹐也给在越外资企业经营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

（一）越南强烈的高投资﹑高增长冲动损害宏观经济稳定性

就其内部因素而言﹐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危机﹑资产市场泡沫及其破灭均源于越南盲目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指导思想。发展中国家本来就更加偏好经济高增长﹐东亚文化传统﹑越南政府如同中国那样片面关注将经济增长业绩作为政治合法性源泉又强化了越南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偏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高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无可替代﹔在几乎不顾一切强烈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指导思想下﹐越南政府不仅将投资规模提高到了不合理的程度﹐2002~2006年﹐越南投资占GDP比重始终在33％以上﹐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40.6％（参见表~1）﹐而且辅之以持续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高的投资规模削弱了财政稳定性﹐刺激了进口增长失控﹐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给通货膨胀推波助澜﹐更吹起了资产市场泡沫﹔越南为弥补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和投资~储蓄缺口而大幅度放宽外资政策﹐特别是对进入金融服务市场的外资政策宽松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进一步加剧了资产市场和汇率的波动性。

表~1﹕越南投资率及其增长﹐2002~2007年                           （％）

注释﹕本表中总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储蓄－投资缺口指标均用占GDP百分比表示﹐如总投资率＝总投资∕GDP×100％。

数据源﹕（1）2002~2006年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报告（IMF Country Report）07/386号﹕《越南﹕统计附录》（Vietnam: Statistical Appendix）﹐2007年12月﹐第3~4页﹔其中2006年数据为估算数。

（2）2007年数据引自王露﹕〈越南货币财政政策双从紧﹐六个月后经济或回复正轨〉﹐《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6月23日﹐第7版。

论投资率之高﹐中国比越南有过之而无不及。按支出法计算﹐1978﹑1997﹑2002﹑2005﹑2006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比例分别为38.2％﹑36.7％﹑37.9％﹑42.7％﹑42.7％﹐[2] 高于越南2002~2006年间同一指标（参见表~1）﹐但中国储蓄率较高﹐高投资尚不至于损害经常项目收支和财政﹐货币当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顾忌也要少一些。越南则不然﹐该国多年存在投资高于国民储蓄的储蓄~投资缺口﹐最高时达到GDP的4.9％（参见表~1）﹐这个缺口必然要在国际收支中以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形式弥补。高投资刺激了越南的进口需求﹐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机器设备和钢铁产品进口增长尤为急剧。本来﹐2002~2006年间越南每年进口增长率在17.7~26.3％之间﹐对应每年出口增长率在15.8~29.3％之间﹐按东亚国家经济起飞时期的标准衡量﹐进口增长还算温和﹐与出口增幅的差距也不算大﹔在进口中﹐作为资本产品的机器设备所占比重在14.4％（2005年）~21.2％（2003年）之间。[3] 然而﹐2007年越南资本产品进口增幅高达56.5％﹐成为推动进口增长失控的主力﹐投资过热对越南国际收支恶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更突出的是﹐越南政府“增长第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对高投资的偏颇追求几乎不因通货膨胀压力和危机教训而动摇。在2007年末CPI涨幅已达12.6％之后﹐2008年2月﹐越南官方宣布的当年经济增长目标仍为8.5~9％﹐力争达到9％﹐GDP总量约达830亿美元﹐却没有规定CPI目标值﹐只是说“物价指数涨幅低于GDP增幅”。[4] 经过2008年危机风潮冲击﹐越南仍然未能彻底改变其盲目追求高投资的偏颇﹐2009年全社会投资额达704.2万亿越盾﹐同比增长15.3％﹐是当年越南经济增长率（5.3％）的近三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8％﹐[5] 其河内~胡志明市高速铁路计划耗资接近全国60％的GDP﹐这个项目2010年刚刚被国会否决﹐一口气建设八座核电站的计划又粉墨登场﹐而且政府仍打算再次向国会提交河内~胡志明市高速铁路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的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阴影正在逼近越南。

（二）越南国际收支风险上升

2000﹑2001年﹐越南经常项目收支分别拥有10.92亿美元和6.83亿美元顺差﹔从2002年开始﹐越南货物贸易收支和整个经常项目收支均转为逆差﹐且逆差规模日益扩大。2003~2008年﹐越南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从19.31亿美元上升至107.87亿美元﹐贸易逆差从25.81亿美元上升至127.82亿美元。虽然因从2008年5月起遭受危机风潮冲击而被动紧急压缩进口﹐使2008年下半年起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有所好转﹐2009年全年经常项目逆差和贸易逆差分别下降到了74.40亿美元和83.06亿美元﹐其中2009年第一季度一度出现了经常项目收支和贸易收支双顺差﹐但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就恢复了经常项目收支和贸易收支双逆差﹐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2009年第2~4季度﹐其经常项目逆差依次为22.34亿美元﹑37.08亿美元和42.84亿美元﹐贸易逆差依次为26.53亿美元﹑33.77亿美元和46.04亿美元﹐[6] 2010年1~11月贸易逆差累计106.6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从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越南国际清偿能力日趋削弱﹐目前已经下降到了危险的境地。一般说来﹐一国外汇储备至少应当足够满足三个月进口需求﹔而如表~2所示﹐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越南季末外汇储备已经连续低于当季进口额。即使加上特别提款权等其它储备资产﹐采用更宽松的“总储备减黄金”指标衡量越南的国际清偿能力﹐这项指标也从2009年第四季度起就低于当季进口额了。根据有关报道﹐截至2010年9月﹐越南外汇储备仍只有141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仅相当于该国1.8个月进口额。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因素也在进一步加大越南国际收支压力。其一﹐越南2010年1~10月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40％之多。其二﹐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债务危机爆发﹐该集团负债约44亿美元﹐其中外债不少﹐仅瑞信集团2007年提供的银团贷款就有六亿美元。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和其它企业∕政府机构当期直接的偿债支出增长﹑外部融资渠道因此而收紧﹑外部融资利率上升……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正在加大越南国际收支压力。

表~2﹕各季度越南国际清偿能力与进口需求对比﹐2008~2010年      （亿美元）

注释﹕进口数据系按CIF方式计价。

数据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9月号《国际金融统计》第1376~1377页。

表~3﹕越南﹑印度本币汇率﹐2003~2010年

数据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9月号《国际金融统计》第1376﹑638页。

潜在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风险已经对越南汇率等指标产生了可见影响﹐并明显恶化了越南公众和企业机构的预期。2003年末~2009年末﹐越盾对美元汇率从15646越盾兑一美元贬至17941越盾兑一美元﹐贬值幅度达14.7％﹔2010年以来﹐由于美国奉行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实绩较好的东亚经济体货币普遍对美元升值﹐其中人民币自6月19日与美元脱钩以来已经升值2％以上﹐印度尼西亚卢比升值5％以上﹐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升值幅度更达到10％左右﹔但在新的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阴影笼罩下﹐越南盾对美元汇率反而表现疲软﹐2009年末~2010年第一季度末﹐从17941越盾兑一美元进一步贬值至18544越盾兑一美元（参见表~3）。到2010年12月﹐美元对越南盾黑市汇价比官方汇率高10％﹐民间囤积外国资产和贵金属之风又起﹐表明市场参与者对越盾汇率的预期已经显著恶化﹔而恶化的预期一旦成为市场共识﹐就会促使市场参与者不断加大力度抛售本币买入外币和贵金属﹐最终导致货币危机预期自我实现。由于惠誉﹑穆迪两大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于2010年7月﹑12月15日下调越南主权债务评级﹐穆迪还同时下调了越南六家银行的信用评级﹐包括三家合资银行﹐上述恶性预期自我实现机制还将进一步强化。

二﹑越南潜在危机对中越经贸的风险及其防范

越南潜在国际收支与货币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中越实体经济部门经贸的冲击﹐假如这场潜在危机成为现实﹐对越经贸将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同时﹐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7] 违约风险﹑国家延迟支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也将急剧升高﹔其二是通过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影响中国国内市场﹐假如其它热门新兴市场﹑特别是规模较大的新兴市场相继陷入类似国际收支与货币危机﹐[8] 这种危机传染的冲击将格外放大。

在实体经济部门﹐越南是中国增长较快的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入运行和不断深化﹐又为中越经贸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在贸易领域﹐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年中越贸易额仅3200万美元﹐1995年便突破十亿美元达到10.52亿美元﹐2008年达194.64亿美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高潮﹑越南对外贸易总体萎缩的2009年仍逆势上升至210.5亿美元﹐占越南当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1254亿美元的16.8％﹐中国连续六年位居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进口来源地。2010年前九个月﹐中越贸易又同比猛增44.1％﹐达到206.3亿美元。

在投资领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管局《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从2003年末至2009年末﹐中国在越南直接投资存量从2873万美元增长至7.285亿美元﹐在东盟十国中名列第四﹐仅次于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但考虑到存在未申报投资﹐而且以人民币进行的对越投资也较为容易脱离政府申报体系监测﹐相信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实际规模大于上述官方统计数据。越方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越方统计﹐截至2008年末﹐中国累计在越直接投资合同总额21.98亿美元﹐到位资金10.92亿美元﹐[9] 而《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上2008年中国在越直接投资存量为5.2173亿美元﹐越方统计数据是中方数据的2.09倍。《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上2009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流量为1.1239亿美元﹐而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统计的2009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额为2.1亿美元﹐[10] 是中方数据的1.87倍。

在工程承包领域﹐凭借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在越南承揽的项目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已经扩展到了大型电站﹑化工﹑水泥﹑路桥﹑造船﹑房地产等行业﹐截至2008年12月﹐中国企业累计在越南签订承包工程﹑设计咨询和劳务合作合同额达105.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0.1亿美元。[11]

在国际旅游领域﹐中国是越南最大的国际旅游客源﹐2008年中国赴越游客达65.01万人次。[12] 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近年来越南国民赴华旅游人数日增﹐中国成为越南国民出国旅游的首选地。

多年来越南货币汇率波动性一直大大高于人民币﹐因此﹐对越经贸企业﹑特别是在越中资企业面临双重汇率风险﹕一方面是越南盾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由于越盾币值极不稳定﹐越南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现象相当普遍﹐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在越外资企业广泛使用美元计价结算﹔但中资企业这样做又要面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为了有效应对上述汇率风险﹐除了企业自身要开展相应安排之外﹐我国政府也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为本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创造有利条件﹕

首先﹐如果能够广泛推行人民币计价结算﹐相信将能大幅度降低TCL之类海外中资企业的汇率风险﹐而此举在越南这类毗邻中国的发展中东道国又是可行的。本来﹐作为一个对外贸易增长较快﹑拥有众多海外越侨（因而侨汇收入较高）的国家﹐越南货币替代现象一直较为显著。2003年~2007年6月﹐外币存款占越南流动性（M2）比重在19.6~24.3％之间﹐占存款总额比重在23.6~30.6％之间﹐外币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在21.1~24.9％之间﹐上述指标在全世界属于较高水平。[13] 由于中国连续多年是越南数一数二的贸易伙伴﹐越南货币替代的特色之一就是购买人民币较多﹔人民币近年来兑美元升值﹐进一步升值的前景广受看好﹐进一步激励了越南企业和居民持有人民币的动机。[14] 目前﹐除中资银行外﹐汇丰越南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办了人民币贸易结算等项业务。

其次﹐为了规避汇率风险﹐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另外一种普遍做法是重视在东道国和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在负债中多选择东道国本币贷款﹐实现资产负债币种结构对称﹐从而化解货币错配风险。1996年﹐美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外部资金存量中有47％来自东道国﹔1995年﹐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融资流量的45％来自东道国。[15] 为此﹐政府需要通过外交等各方面努力﹐让中资企业在越南海外东道国获得更便利利用当地金融市场的权利。

三﹑越南国际收支及货币危机潜在传染途径

对越经贸虽然增长甚快﹐相对于中国庞大的经济和对外贸易规模毕竟只占一小部分。2009年中越贸易额210.5亿美元仅占当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15.06万亿美元的0.14％。因此﹐越南潜在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直接冲击主要仅仅是体现在部分企业﹑行业和地区﹐但间接的危机传染冲击力则要大得多﹐假如在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国家货币政策转向之际进一步引爆其它热门新兴市场的危机﹐则有动摇中国经济全局之虞。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间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True Contagion）﹑“纯粹的传染”（Pure Contagion）之称。

如上文所述﹐越南如果陷入危机﹐直接通过减少我国对越出口的传染效应不可能太大﹐传染的首要途径可能是通过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传染其它东南亚国家﹐并进而对中国产生一定冲击﹔如果美国货币政策（包括汇率和利率政策）调整非常剧烈﹐这种冲击更大。

所谓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机制﹐就是当一国∕地区发生货币∕金融危机而导致货币贬值时﹐将通过贸易途径从两个方向减少其贸易伙伴的外汇储备﹐使其贸易伙伴在可能的投机攻击面前处于虚弱地位。首先是货币贬值增强了危机国的出口竞争力﹐其主要贸易伙伴对危机国∕地区和第三方市场的出口将因而下降﹐由于贸易收支恶化减少了贸易伙伴的外汇储备。其次﹐危机国货币的实际贬值降低了其贸易伙伴进口品的价格﹐从而压低贸易伙伴的消费价格指数以及货币需求﹐而国内货币需求减少是通过国内外货币互换实现的﹐因此这又会减少贸易伙伴的外汇储备。而对于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而言﹐高度出口导向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均严重依赖对美出口﹐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存在竞争性贬值压力。这些国家和地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固定了各自本币与美元的汇率﹐一旦受到共同的不利外部冲击﹐便采取集体贬值行动以减少采取单边贬值行动的动机。

而且﹐当多个国家∕地区遭受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化﹑主要商品价格变动等共同外部冲击时﹐往往必须实施类似的政策调整﹐从而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有德国统一后联邦银行的高利率政策触发了1992~1993年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以及1995~1996年间美国汇率坚挺削弱了东亚的出口并导致了日后的金融危机。这种由于共同冲击而产生的传染又称作“季风效应”（Monsoonal Effects）。

当这种危机及其传染在上述机制下强化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激发起显著的“唤醒效应”（Wake-up Effect）﹐推动危机及其传染的冲击力登上新台阶。人类具有遗忘的本能﹐投资者对既往事件的回忆并不完全。一国发生的危机能够引起对过去危机的回忆﹐使他们重新估算他们所考虑的债务等经济变量﹐并在心目中赋予不利情况一个更高的概率。由于被外生事件唤醒的记忆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结果就是使两国的价格发生同向运动。即使在完全的国内金融危机中﹐类似的“唤醒效应”也并不鲜见。1866年伦敦贴现市场的动荡始于该年1月一家名为沃森~奥弗伦公司的铁路承包商破产﹐引起市场对名声显赫但实际上与沃森~奥弗伦公司毫无关系的贴现行奥弗伦~格尼公司的担忧﹐最终导致奥弗伦~格尼公司于5月11日破产。在中国﹐199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与中国银行并无资本﹑人事瓜葛的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也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引起了对中国银行的担忧。

目前﹐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越南的问题﹐[16] 在一定条件下因这种“唤醒效应”而相继崩盘的风险很高。甚至即使越南最终没有落到全面金融危机那一步﹐别的某些国家也有可能落到这一步。特别是印度﹐该国2009年GDP为1.29万亿美元﹐[17] 相当于越南的13.2倍﹐一旦爆发危机其冲击力比越南大得多。而恰恰是印度爆发货币危机的概率不可低估﹐因为该国是典型的“经常项目收支∕贸易收支逆差＋资本项目∕金融服务市场自由化”国家﹐1950~2009年仅有两年贸易顺差﹐其中2000年以来年年贸易逆差﹐2005年以来整个经常项目收支也呈逆差﹐且贸易逆差额从2003年的71.88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958.08亿美元﹐2009年仍高达874.91亿美元﹐[18] 其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度却比中国和越南都高得多﹐2007年末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组合投资负债高达1248.12亿美元﹐2008年末有所下降﹐但仍高达934.28亿美元。[19] 虽然印度目前的外汇储备足以支持贸易收支逆差﹐但假如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后果便难以承受。更有甚者﹐该国有数百年英国殖民地历史﹐其精英阶层普遍接受英语和西方背景教育灌输﹐加之深深卷入资产市场的利益﹐更容易盲从西方激进开放资本项目﹑金融服务市场的主张。在唤醒效应之下﹐印度等国将受到一定冲击﹐中国也会出现资本外逃加剧等问题。

季风效应和唤醒效应的风险正因美日等西方主要央行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而放大。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日两大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必然到来的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有很大风险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19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后发国家债务融资高潮﹐到19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便引爆了席卷几乎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和苏联东欧的债务危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中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这一次西方主要央行的两轮定量宽松政策是否会重演1970~1980年代的历史呢？

我们不能以中国贸易收支顺差为由否定中国受冲击的可能性﹐回顾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经历﹐1997﹑1998年两年我国贸易顺差分别为404.22亿美元﹑434.75亿美元﹐非常庞大﹐但整个中国经济仍然受到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风起于青萍之末﹐1997年泰国陷入捍卫泰铢的苦战时﹐正沉浸于香港回归喜悦中的大多数国人并未对此给予太多关注﹔经过这样的教训﹐我们不能无视其它国家潜在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传染的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海关统计》﹐有关各期﹔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商务年鉴‧2007》﹐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年﹔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世界问题研究》﹐2007~2010年有关各期﹔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经贸》2010年专刊二《视听产品专辑》﹔

古小松主编﹕《越南国情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古小松主编﹕《越南国情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历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报告（IMF Country Report）07/386号﹕《越南﹕统计附录》（Vietnam﹕Statistical Appendix）﹐2007年12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2010年9月﹔

梅新育﹕〈盲目过度开放加剧越南经济波动性〉﹐《国际贸易》2008年第7期﹔

梅新育﹕〈越南危机风潮简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经济活页文选》2008年8月。

[1] 2009年越南GDP为1653890亿盾﹐当年平均汇率为一美元兑17065盾﹐折算GDP为971.8亿美元﹐按人口8580万计算﹐人均GDP为1132.6美元。我国外交部网站上以年末汇率折算越南全年GDP和人均GDP数据﹐我认为不妥。

[2] 根据《中国商务年鉴‧2007》第945页数据计算。

[3] 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报告07/386号﹕《越南﹕统计附录》第28页。

[4] 王露﹕〈越南货币财政政策双从紧﹐六个月后经济或回复正轨〉﹐《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6月23日﹐第7版。

[5] 古小松主编﹕《越南国情报告（2010）》第4页﹔越南2009年GDP增长率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4月）》第155~160页。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9月号《国际金融统计》第1378~1379页。

[7] 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即东道国因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它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

[8] 这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结束后﹑美联储等西方主要中央银行迟早必然收紧货币政策时﹐又是很可能发生的。

[9] 李振民﹕〈越南对外经贸〉﹐古小松主编﹕《越南国情报告（2009）》第157页。

[10] 古小松主编﹕《越南国情报告（2010）》第51页。

[11] 李振民﹕〈越南对外经贸〉﹐古小松主编﹕《越南国情报告（2009）》第157页。

[12] 黄伟生﹕〈越南旅游〉﹐古小松主编﹕《越南国情报告（2009）》第160页。

[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报告07/386号﹕《越南﹕统计附录》第20页。

[14] 2009年11月笔者赴越南考察期间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行前﹐笔者阅读的旅行数据称越南北部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较高﹐而胡志明市等南部地区一般不接受人民币﹔但在胡志明市考察期间﹐笔者接触到的正规商家和街头小贩基本上都接受人民币。

[15]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99世界投资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16] 财政﹑国际收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金融服务市场过度开放等。

[17]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9月号《国际金融统计》第638~643页数据﹐印度2009年GDP为623117亿卢比﹐当年平均汇率为一美元兑48.405卢比﹐由此折算为12872.99亿美元。

[18] 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9月号《国际金融统计》第638~643页。其中﹐2009年贸易逆差系根据当年外贸进本币出口额（CIF价格）和当年平均汇率一美元兑48.405卢比折算﹐其它年份贸易差额系用FOB价格计算。

[19] 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9月号《国际金融统计》第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