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战乱，有人主张中国企业撤离苏丹；但这种主张不仅不负责任，而且后患无穷。

　　中国企业不应轻言“撤出苏丹”，基本的理由就是中国在苏丹的经济利益已经相当可观，无论是货物贸易、工程承包还是直接投资，在中国的非洲贸易伙伴中，苏丹都名列前茅。2011年，中国从苏丹进口95.3933亿美元，同比猛增42.9%，超过当年中国进口总额增幅（24.9%）18个百分点之多。而且，中国从苏丹的进口大部分是石油，使得苏丹多年来名列中国最大石油进口来源地之一。2010年，中国企业在苏丹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23.3696亿美元，新签合同36.3397亿美元.截至2010年末，中国在苏丹直接投资存量6.1336亿美元，仅次于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刚果（金），是中国直接投资在非洲第五大东道国。这样的经济利益，完全值得中国企业为之承担一定风险。

　　同时，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安全的市场，即使许多人所称道的和平、稳定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1990年代洛杉矶暴乱，2004年西班牙埃尔切焚烧中国鞋事件，几乎每年都有法国移民后裔青少年全国性骚乱，去年的伦敦暴乱，都说明了这一点。而由于中国对外经贸的实际需求、比较优势和升级方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必须承担较高的动乱风险。因为作为世界市场的后来者，由于先行者（主要是西方企业）已经占据、分割了和平国家的优质市场，而且西方国家在其他东道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通常占有积累数百年的先发优势，备受排挤的中国企业常常不得不走向动荡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即使是在同一东道国之内，中国投资者也常常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比较缺乏吸引力的项目。同时，基于国内产业优势和国内市场需求，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相当多地集中于廉价日用消费品生产销售和自然资源开发领域，而正是这种产业结构特点提高了中国企业遇险的概率。“中国制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廉价日用消费品，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也主要体现在这些商品上，而这些商品相当大一部分市场在于治安状况较差的国家和地区，相应使得在海外销售、生产这些商品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天然要面对较高的刑事犯罪暴力风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量集中于资源开发领域，但包括战争风险在内的政治暴力风险恰恰在资源开发行业中最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即使退出苏丹，也很难找到足以替代的安全市场。

　　倘若由政府推行中国企业撤出苏丹，很可能会使我国公民在当地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因为政府可以指令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撤出苏丹，但无法完全阻止中小民营企业、商人个人前往，而利之所在，必然诱使中国个体、私营商人继续前往。在目前条件下，在苏丹和南苏丹的中国公民、企业可以以大型国企开发项目为核心抱团居住，并开展业务，一方面依靠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降低业务成本，另一方面获得较高安全保障。一旦大型企业全面撤离苏丹，分散的中国公民个人安全风险必然大幅度上升。

　　更重要的是，轻言中国企业“撤离苏丹”必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损害我们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会激励形形色色的国外势力更加放心大胆地侵害中国利益，给中国公民制造更多安全风险。毕竟，在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东道国中，苏丹是中国耕耘时间相当长、基础相当好的国家，不仅政府对华友好，当地人民也普遍对华友善。即使是分立出去的南苏丹，其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也没有多少恶意，现任南苏丹总统基尔就曾回忆自己年少时体验到的中国医疗队援助服务。今天，无论是苏丹还是南苏丹，总体而言在经济方面对中国仍然期望甚高，此次南苏丹总统基尔访华，就希望中国为其修建新的油气管道。如果在这样一个基础相当好的国家，我们也因为遭遇一点风险就全面退缩，其他人会如何评判中国？其他国家会由此评判，中国不是一个靠得住、经得起风雨冲击的经济政治伙伴，以后经济合作决不能首选中国，甚至完全不能考虑选择中国；企图排挤中国的势力会由此评判，中国是一个轻易就可以吓倒的国家，花费一点小钱，操纵别人给中国制造一点小麻烦就可以把中国企业赶走，从而维持自己的垄断利益，以后对付中国企业就该这么如法炮制。更不用说这样做会让政府在全国绝大多数公民心目中如何威信扫地了。

　　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冲突损害了双方的利益，今年头两个月，苏丹对华出口只有11.7155亿美元，同比锐减28.9%；南苏丹对华出口近乎为零。两国需要时间探索共处之道，当前的经济损失和和平后的经济前景有助于帮助他们矫正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在其国内凝聚和平共处的共识。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可以因应时势放慢或暂停在当地的业务活动，但没有理由撤出。

　　更重要的是，从风险中寻求利润本来就是商业活动的本份，中国公民、中国企业应该直面风险，而不是选择逃避。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能指望可以永远逃避风险冲击，该做的是为应对风险而做好准备；在国内和平安宁的环境下，放手让公民经受海外风险的考验与锻炼，正是一个国家为其长治久安培养人才储备的最佳方案。（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