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的关于“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的手稿笔记中，马克思乐观地写到产业资本将如何使银行和金融系统现代化。马克思相信，产业资本的历史使命是将社会从高利贷的货币借贷和资产拆卖(asset stripping)中拯救出来，通过将信用转向为生产性投资融资而扭转银行业古老的寄生趋势。

　　“资本的商业形式和生息形式比产业资本更古老，但是……自由资本在它的产生过程中还必须使这些形式从属于自己，并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职能。产业资本在它形成和产生的时期碰到了这些更为古老的形式。产业资本碰到它们把它们作为前提……但不是作为它自己生活过程的形式……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在它的所有形式上发展起来，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息资本就会从属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就会仅仅成为产业资本本身的一种从流通过程派生的形式。”[1]

　　从古代历经中世纪都没有生产性的信用来给生产融资。投资是自我融资的——因此投资只能由大的公共机构（寺庙和王室）或者由巨富来承担。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2]而不是成为高利贷资本和纯粹寄生的资本。“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马克思写道，“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改变，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3]

　　然而马克思也解释了货币借贷怎样很早就先于产业资本而存在、怎样外在于产业资本，认为它存在于一种共生关系中，这种共生关系非常像寄生虫与其寄主的关系。“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都进行过剥削”，他写道。“他们并不创造生产方式，但是从外部攻击之”[4]，从而阻止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必需的新投资。银行贷款、股票和债券是对财富的法律索取权，这与实物生产资料形式的产业资本不同。金融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但是建立债权人所有制——即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收入和财产的索取权——而当债务人不能偿付时就剥夺它的财产的收入。

　　“高利贷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他进一步阐述道，“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但是像寄生虫那样将自己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高利贷资本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但是“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5]

　　马克思曾期待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会强大到足以用一种生产性信用来取代这种制度，但是他并没有忽视金融寄生病（financial parasitism）。[6]在编辑马克思的手稿的过程中，恩格斯注意到，如果马克思能够经历法兰西第二帝国和它的“救世的信用幻想”在“规模空前的骗局”中破灭的话，他可能就会强调金融怎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掠夺性的。[7]但是马克思确实描述过，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如何由债务按指数速度增长——而不管实际生产能力的增长如何——的趋势所引发。马克思的笔记实际上提供了一份彻底的考察——他考察了那些解释过要在现实中实现“复利的魔法”（the magic of compound interest）是如何地不可能的作家们。[8]由于复利独立于经济偿付的能力而按照纯粹数学原则增长，以债券、抵押贷款和商业票据形式存在的生息债务就不断地积累。

　　马克思写道，这种自我膨胀的金融索取权包含着“幻想的”和“虚拟的”资本，因为它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实现。由于不可能偿付以指数增长的债务索取权，这使得“按模型定价”(mark to model)方式确定的对美国今天的养老金基金的未来价值的预测变得很虚幻。而当这种虚拟的金融收入被迫遭遇经济现实时，危机就发生了——偿付链条出现断裂，因为到期的债务超过了偿付能力。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9]最终有一个时刻会到来，在这个点上银行家和投资人认识到，没有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能够长期支撑以复利速度增长的生息债务。预见到其索取权必将破灭，他们要求收回贷款，取消债务人的财产赎回权，强迫这些财产在危机下出售，因为银行体系正在一阵阵的破产痉挛中崩溃。

　　为了展示高利贷资本所具有的无情的力量，马克思引用了理查·普赖斯（Richard Price）博士的计算。普赖斯的计算表明了复利的魔法般的力量，马克思却嘲笑了普赖斯提出的一个论点：在耶稣出世时存下的一个便士如果以年利率5%的复利计算，到他那个时代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金球，其直径将是从太阳到木星间的距离。“善良的普赖斯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因为他完全不顾再生产和劳动的条件，把资本看作是自行运动的自动机，看作一种纯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10]，这一数字按照下列公式增长：剩余=资本×（1+利息率）的n次方，这里n代表利息贷出后的年数，也是利息增长的年数。“超过生产者最必要的生存资料（即后来的工资额）的全部余额，在这里能够以利息形式被高利贷者所侵吞（这部分后来表现为利润和地租。”在这种情况下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吞噬一切的高利贷“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会占有全部剩余价值”。[11]但那至少是金融阶级的希望：把所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为债务收入。

　　高级金融（high finance）明显地受到工业革命的遗产的影响，这些遗产包括：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作为产业工人工资契约的一部分而储蓄起来的养老基金（pension fund），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mutual funds），以及按照“金融化”方向发展的全球化等。金融经理们已经接管了工业企业，结果是创造出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说的“货币经理资本主义”（money manager capitalism）。最近几十年的公司洗劫（corporate raids）、“活跃股东”（activist shareholders）、金融欺诈以及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的巨额救助表明，银行业和其他金融部门是如何超乎马克思或者其他任何19世纪的作家们的想像，在其演化过程中变得多么地具有创新性——然而是为其寄生性服务的创新性。这包括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CDS）以及其他衍生品，公司洗劫，最重要的是，将银行信用从黄金或者其他任何限制中“解放”出来。而在政治方面，金融已经成为垄断的主要捍卫者，尤其是对地租和升值的区位价值的垄断，而产业资本长期以来都试图将这些收入作为税收制度的基础。

　　尽管马克思解释了金融资本（至少在其“早期”展示形式即“高利贷资本”中）是如何地具有寄生性，他仍然相信其作为经济组织者的角色会给用社会主义形式组织利用经济剩余铺平道路。产业资本将使金融资本从属于自己的需要。为实物资本形成创造条件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这也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善意地称为“食利者的安乐死”。因此今天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哪种动力将成为主导性的，是马克思所看好的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

　　马克思在产业资本将使金融资本从属于自己的需要这一论断上的乐观主义

　　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没有任何观察家会悲观到认为金融资本将会过分强大并制服产业资本主义，让整个经济充斥着寄生性的信用，就像我们在今天的世界见到的那样。由于相信每种生产方式是由经济进步所需要的技术、政治和社会需要所塑造的，马克思预计银行业和高级金融将会从属于这些需要，而政府将会起着一个提供长期的前瞻计划和投资的角色，而不是进行资产拆卖和救助。政府将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会被金融部门的说客和代理人所控制。“毫无疑问”，他写道，“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12]

　　在讨论1857年的金融危机时，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任何像2008－2009年间布什－奥巴马政府救助金融投机家的事情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可想像。“当然，人为地迫使再生产过程扩张的整个制度不可能通过下面的办法来加以补救：让某些银行，如英格兰银行，以自己的票据为担保把缩水的资本（deficient capital）借给那些骗子，并让他们把所有的贬值商品按其旧的名义价值全部买下。”[13]马克思把这看作是一种反证法（reductio ad absurdum），他并没有想到这在2008年的春天会成为现实，当时美国财政部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来为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所有赌博和其他类似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t）的损失买单，随后联邦储备委员会又以票面价格买进大量的垃圾抵押贷款证券组合。华尔街已经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和竞选捐助转换为政治权力从而得以掌握对公共金融的监管权。

　　马克思曾经预期资本主义经济会按照它们的长期利益来运转，增加生产资料，避免过度剥削、消费不足和债务型通货紧缩。然而在他那后来成为《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中，马克思通篇都在描述金融资本怎样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获得自己独立的生命。产业资本获取利润是通过投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商品，最后将商品加价销售，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归纳为公式M－C－M′。货币（M）被投资于生产商品（C），后者销售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M′）。高利贷资本则寻求一种更“洒脱”的赚钱方式，这体现在它那没有中间实物内容的公式M－M′中。这种对偿付的金融索取权独立于实物生产而增长，它代表着一种金融收费，它瓜分着产业利润和现金流。

　　后来的事实表明，金融资本的扩张主要采取了马克思所说的“高利贷资本”的形式：抵押贷款，个人贷款以及信用卡贷款，为战争赤字进行的政府债券融资，以债务为杠杆的赌博等等。信用的这种发展和深化给现代语言增加了一些新词：“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公司洗劫”（corporate raiding），“垃圾债券”（junk bonds），“政府救助”（government bailouts），以及“风险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risk）和“垃圾经济学”（junk economics）——这种经济学把以债务为杠杆的资产价格膨胀描绘为金融式的“财富创造”。

　　虚拟资本

　　银行家和其他债权人生产的是生息债务。那就是他们的商品，因为“在银行家的观念中……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马克思写道。这里几乎不涉及劳动力或者其他成本价值。银行信用像海绵一样吸收着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FIRE部门）之外创造的价值。“在国债的场合，负数表现为资本；……生息资本一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14]马克思把收取利息而借出的货币称为“资本的幻想形式”或“没有内容的形式”（void form）[15]，他把高级金融的特征的第一点归纳为基于对回报的“虚拟的”索取权，因为它并不包含生产资料，而只包括债券、抵押贷款、银行贷款和其他对生产资料的索取权。金融债券和银行贷款在经济的平衡表的资产项这边并没有包含实物生产资料，它们只是作为对产出的索取权而出现在负债项上。今天的金融工程的目标并不在于通过工业工程来增加产出或者减少生产成本，而是在于不经过实体形式的M－M′过程——通过直接与实物生产无涉的“零和”转移支付，由钱自己来生钱。

　　说金融资本是虚拟的，其次是因为它的偿付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整个经济范围内的储蓄和债务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堆积起来。“复利的魔法”将本该投向资本设备、商品、服务或税收的收入转移了过来。“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马克思写道，“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银行和投资者持有这些“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后者的票面价值是“纯粹虚拟的”。[16]

　　金融资本将任何收入流都看作是其进行经济掠夺的对象——产业利润，税收，以及超过基本需求的可供支配的个人收入等。其结果类似于借助武力征服进行的“原始积累”——最初付给军功贵族的地租。“错乱的”是，马克思解释道，“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17]。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被看作是其负债（表的右边部分），而不是其左边的资产部分。金融化的财富代表着对一个收入流的资本化。如果一个贷款借入者一年能挣50镑，而（年）利息率假定为5%，那么这个挣钱能力就可以看作是“值”1000镑。如果利息率降低的话，资本化水平——一定的收入流可以承担的债务——将会提高。“如果利息率降到2.5%，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表20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的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因此，马克思的结论是：“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18]

　　银行贷款形式的储蓄的自然增长由于借贷者无力偿付这些债务不断增加的利息而受到限制。这意味着储蓄者希望得到的利息偿付在实际上并不会实现，因为它们是基于幻想的基础，是基于垃圾经济学和垃圾会计核算出来的，而这种经济学和会计准则只是对金融资本的理论谄媚。

　　不同于金融危机的利润率下降（毛收入中不断增长的折旧要素）

　　马克思的很多学生把眼光集中到利润——它反映的是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上，他们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很多人知道马克思讨论过危机，这使得他们武断地从马克思对工资劳动的分析跳到假定马克思是一个消费不足主义者。人们在对危机追根溯源时经常把它归结到资本家尽可能少地付给雇员工资这一欲望上，而没有看到那些起作用的金融机制。

　　马克思的分析确实提到过工人没有能力购买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他写道，“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19]

　　为避免市场上供过于求，工人们必须购买他们生产的东西（同时资本家们购买机器和其他投入）。亨利·福特曾经打趣道，他付给他的工人每天5美元的工资（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是为了让他们能有足够的钱去买他们生产出来的汽车。但是多数雇主反对高工资，他们给雇员的工资尽可能地少，从而使其产品的市场日渐枯竭。

　　这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它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马克思把金融危机看作是由金融资本自身的内在矛盾引起的。对越来越多的债务征收的利息汲取着商业和个人收入，使得可以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使经济萎缩，利润下降，这又阻止了对工厂和设备的新投资。“账面财富”（paper wealth）越来越成为产业资本的对立面，因为它采取了掠夺性的资本形式——高利贷资本，或者从高利贷资本衍生出来的金融投机——而不是实物资本形式。

　　马克思发展出一个总的模型来分析经济中的劳动、资本和其他成分之间的收入和产出关系。他的出发点是国民收入核算的第一个伟大的例子——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经济表》，这本书计算了法国的农业部门、劳动、工业以及政府几者间的收入和产出间的流通关系。作为国王的外科医生，魁奈发现这种收入的流通与人体内的血液相类似。不过，它的《经济表》没有考虑进去库存品的补充更新——种子或者其他需要预留出来为下一个季节的作物生产做准备的产出。（债务偿还也没有在这个表中出现。）马克思把这种国民收入核算方法运用到工业经济中，他注意到资本家不仅仅获得利润（就像农村的地主和农场主获得地租一样），他还需要将用于厂房、机器和其他费用的最初投资收回来。

　　资本费用的这种回收过程被称为折旧和摊销（amortization）。马克思料想这种拨留的“资本”作为一部分的现金流会相对地提高利润，以便支付用于资本设备的投资（以及其逻辑延伸，如研究开发）。这就是他的利润率下降的意思所在。就像债券持有人在得到利息之外还要收回其最初的资本金（金融资本的回报）一样，资本家也必须收回他们最初投资的成本。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概念能像这个似乎很直白的论点那样让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如此困惑。[20]马克思曾经预计，为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将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他的“利润率下降”指的就是资本越来越多的折旧回收以反映这种成本回收的上升趋势。由于折旧或者在技术上的过时，厂房和设备需要报废（即使有时它们还能继续工作）因而就需要被更新。就像约瑟夫·熊彼特在他关于创新的理论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技术进步迫使工业家们要么将其设备现代化，要么被其竞争对手廉价收购。

　　资本密集程度的这种不断上升并不是危机的一个原因。恰恰相反。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反驳李嘉图关于引进机器的观点时指出的，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要求更多的资本开支，因而雇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避免了消费不足的危机。然而，金融危机仍然发生（马克思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11年一次的间歇发作）——由于财富以生息储蓄的形式借贷给政府、商业以及（主要是从马克思那时以来的）房地产和个人；当债务人无法支付这种自我膨胀的“反财富的”的金融收费时，危机就爆发了。

　　这里有争论的是现金流的变化着的构成：收入对利息、折旧和摊销之间的关系。折旧和摊销上升多少（或者，随着工业变得越来越高度地依赖债务杠杆），汇报给税务当局的利润也就相应减少多少，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中的利润同样也就减少多少。

　　房地产、采矿业和基于债务杠杆的商业的例子如何证明统计上的利润率下降

　　现代经济体中最大的部门仍然是房地产，而在单项财产中土地则是最大的，建筑物折旧的总额比机器折旧大得多。没有任何一个19世纪的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这与当时的经济现实反差太大。在房地产和金融部门的游说和赞助下通过了一系列受其利益影响的税收法律，这些法律允许在外投资者可以不断地将其建筑物折旧，似乎它们由于缺乏保养或者荒废而在不断磨损和损失价值（即使同样标准建筑的造价在降低）。当资产以一定的资本收益出售（这些多数反映了土地不断上涨的区位价值）时，就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进行折旧勾销。这种借口使得房地产公司和其他同伙可以宣称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内实际上没有任何收入。利息和折旧收费吸收了他们全部的现金流（毛收入）。

　　尽管法律要求土地所有者（但不是房屋所有者）保持出租的财产的完整性，但他们却可以为他们的建筑物扣除折旧。其借口是建筑物在磨损，这样在外所有者只有通过租金收入而不是后来的出售收益来收回他们的资本投资。它就像债券或者股票持有者通过获得与债券或股票成本相当的可退税额度(tax credit)就可以避免支付利息和分红的收入税一样——因为这样他们的资产好像就变得一钱不值了，这样对每一个新购买者都重复这种销帐（chargeoff），似乎这些财产每次出售就失去了其全部价值——即使其市场价格在上升！

　　这种避税方法使财产所有者以及这些人背后的银行家们获益，因为收税人避免收取的那些东西被作为利息“免费”付给了银行家。这种对FIRE部门的税务优惠使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的思想具有了新的含义。但很明显它不是马克思在讲利润率下降时的那个意思。理由很简单，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什么收入税来激发这种“垃圾会计”(junk accounting)。

　　石油和采矿部门也类似，得益于臭名昭著的矿藏储量衰竭补助（depletion allowance），它们已经在收入免税情况下运行了好多代了。而保险和金融公司被允许将堆积起来的流动性储备作为应对假想中的损失的成本。“资本收益”（其中大约80%主要发生在房地产部门）只要用来购买更多的财产就不会被课税。万一它们被课税了，其税率水平也只是“挣得的”收入（工资和利润）的税率的一个零头。

　　当一个经验统计数据图表（或者经济理论）明显地偏离现实，或者一个税收政策明显地脱离了其广泛的社会（征税）对象时，我们总能在这里找到特殊利益集团在其中起作用。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场合其罪魁祸首就是银行家和高级金融。“自由市场”式的金融意味着财产收入不用征税，因此也可以免费地资本化为归银行家的债权——作为银行家创造信用的特权的报酬。相应地税务优惠的职能在于将财政负担从土地和矿物、石油以及天然气、房地产、私有化的基础设施和基于债务杠杆的产业上转移到劳动上去，——以及转移到那些抵抗债务杠杆的商业上去。

　　除了指出其逻辑顶点在于用公共部门来救助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不可持续的金融制度并对其加以无情地嘲笑外（参见注[3]），无论马克思还是进步时代的作家都没有能够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的历史中获得材料来分析这条道路。经济要按照自己的长远利益行事就要将地租价值和其他“不劳而获”的收益收归国有化，但是今天的亲食利者的税收制度却在沿着相反的方向演化。要理解为什么金融已经倒退到马克思称为高利贷资本的东西，并且其政治盟友已变为房地产和其他吸取租金的垄断部门而不是制造业，这就需要追溯银行业、土地所有制类型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在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演变历程。

　　产业与后封建时期收租者之间的对立

　　基督教对高利贷的制裁被主要的债权人——受命于教皇的教会传道者和银行家，以及它们主要的借款人即国王们——的社会特权所打破。作为债权人，圣殿骑士（Templars）和医院骑士（Hospitallers）率先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将资金转移至整个欧陆——同样，他们也率先从地方上继承地产。随后他们借给国王们金钱以进行战争和维持在国外的驻军，以及支付一便士献金（Peter"s Pence）以及其他给罗马教廷的贡赋。

　　信用的主要私人市场是对外贸易，它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活而繁荣起来，而这种复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204年从拜占庭帝国掠夺来的金银刺激起来的。这促使教士们去规定一种公平的价值：银行家们应当为资金的国际转移公正地收取这种费用——贴水（agio）。这成为货币借贷能发生的主要渠道，它通常是通过“干货交易”（dry exchange）进行的——这里的“干货交易”是一种假想的安排，它为银行业的收费提供依据。这些金融实践——给国王们的战争贷款，以及随着欧洲商业活动的复活而产生的货币兑换——使得中世纪的银行业以及中世纪后的银行业在展望未来时具有了世界视野。

　　拿破仑战争（1798－1815）阻止了贸易，因此也阻止了进出口融资，而正是这种进出口融资为银行家带来了其主要的商业客户。拿破仑的海上封锁具有一种保护性的关税壁垒的效果。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们增加了作物产量，虽然其成本上升了——因为英伦三岛就其自然条件来讲并不如其殖民地那样适合种植谷物。相反，美利坚合众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制造业。

　　在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于1815年恢复了和平之后，外贸的重新恢复给这些新投资的工业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进口商威胁要降低英国土地所有者收到的价格，从而减少其地租。这促使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们施加压力，通过了征收农业关税的法律——《谷物法》。同时，英国的制造商大量向外国出售产品，这推动着美国和法国的工业家们要求进行关税保护。每个国家内部都有自由贸易者和保护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

　　英国的银行家们在英国成长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变得非常富有，他们发现其未来的主要市场在于恢复贸易融资，并在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成为这个“世界工厂”的银行家。贸易信用的扩张预示着生产的国际分工而不是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作为英国银行家的主要吹鼓手（今天我们会用“说客”一词），大卫·李嘉图为自由贸易进行了论证。他的经济学说促成了一场涉及议会政治改革的长期斗争，斗争的顶点是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

　　为了论证为什么不列颠和它的原材料供应者都会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尽管它使得英国可以垄断工业技术），李嘉图发展出了经济租金理论——这里的经济租金是指上涨的市场价格中超过成本价值的部分。如果不进口低价的农作物，提高食物价格将会增加劳动的生活成本。这将限制英国工业的竞争能力和出口能力，从而也会限制其工业通过从英国的银行借款进行扩张的能力。[21]

　　但是李嘉图把这种租金概念限制在农业土地所有者随着农作物价格的上涨而收取更高租金上，而这种上涨是由于不列颠有限的耕地面积上不断缩小的回报导致的。他否认了代表着土地所有者阶级利益的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一个论断：更高的地租会促使地主投资于农业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李嘉图的无根据的悲观主义，即认为现有的成本差别不受技术的影响，是其贸易互惠论的关键。当金融利益基于短期贸易利益——使李嘉图自己所属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阶级获利的那种利益——的需要而作用于总的贸易和价值理论时，经济理论就变得不切实际了。

　　当涉及对价格和成本价值——中世纪的教士们关于利息收费的公平价格概念——最初的古典分析时，李嘉图沉默了。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中没有一点债务的影子。在他的推理过程中经济似乎是没有信用、债务或者利息问题的。在这种狭隘地忽视债务维度——这对于他得出亲金融的结论是必需的——的过程中，李嘉图成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教条的先祖，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后者坚持认为没有免费的午餐，而李嘉图则把经济租金看作是免费午餐，是没有内在的成本价值的价格。

　　亚当·斯密、玛拉基·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yt）和其他的早期作者都集中关注用来支付国债利息的税收对生活和经商成本的增加程度。詹姆士·斯图亚特和其他人则指出了由于寄钱到国外还债（主要是到荷兰）或者用于军事开支以及给盟友的补贴造成的汇率问题。李嘉图对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有注意到。为了论证“硬通货”，他在议会前的黄金辩论中坚持认为银行业永远都不会带来经济问题。支付赤字将会为债务偿还、“资本转移”以及国际投资（或者军事开支）等问题做自我修正。所有这些都会自动地自我融资。这是今天的“自由市场”的解除管制论的胡说八道的源头。李嘉图关于（政府）监督的观点是固执的——它对金融利益的捍卫就像他关于农业技术的观点那样固执，同时它又是误导性的、欺骗性的——一如李嘉图的贸易互惠论的逻辑所具有的欺骗性。

　　李嘉图的学生从它的经济租金概念发展出了对地主所有制的有力打击——它们针对的是私有化的土地地租本身，而没有限于这一理论对保护主义的《谷物法》的辩护。李嘉图主义者、记者詹姆斯·密尔倡导不列颠自己“原创的”末日裁判书，即地租应该成为征税的基础。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后来成为“李嘉图社会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这种社会主义鼓吹将土地、经济租金——他们认为这是地主“在睡觉时”挣的——和不断上升的土地价格的“不劳而获的增值”进行国有化。

　　从19世纪中期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止，要求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不列颠的、法国的以及其他国家的——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的政治斗争。但这基本上只是资本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通过对大自然免费提供的馈赠——土地的地租收入以及在地表以下的燃料和矿物质——以及自然垄断带来的价格扭曲进行课税，工业可以避免收入税和销售税——这些税提高了雇用工人和做生意的成本。（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宣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即使是他也承认，对经济租金征的税是“最不坏”的税，因为它的支付包含在市场价格之中，而不是像落在劳动和资本身上的收入税和销售税那样增加成本。）不过，从13世纪以来，劳动价值论的作用就一直是将价格中不可以归约为劳动和企业的要素分离开。这种收入是一种“凭空的”收费，是中世纪的法律和政治特权的残留，它在经济上是完全多余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地租和利息，产品的成本中并不包含这两项。就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指出的那样，“地租由国家掌握以替代捐税”的要求“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22]但是他批评为争取对地租征税而进行的斗争，认为它们就像重农主义者在它们的单一税上试图做的一样，以及像密尔、舍尔比利埃（Cherbuliez）、希尔迪奇（Hilditch）、蒲鲁东和其他改革家们宣传的一样，这是一场由工业家（及其背后的银行支持者）赞助的内斗，其目的是要将养活工人的成本降到最低，而不是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

　　为了推动社会克服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共产党宣言》肯定了法国和英国的土地国有化论者、土地收税论者以及与之相关的改革家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但是这还没有让工资劳动者处于一种相对公平的状况之下。土地税仍会保存土地私有制，而只是将地租交给国家——它现在还在有产者阶级的手中。马克思批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以及种种反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乌托邦（如亨利·乔治），指责他们只注意解决土地问题（或者有一些天真的货币改革），而不关注工资契约或产业工人的劳动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有必要去完成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努力完成的革命——将社会从地租、垄断租金和利息中解放出来，将这些食利者的收费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史。但是他们批评早先的一些“乌托邦”或者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认为他们只是将目标主要限于消除强加给市场的地主和垄断者的经济租金这种收费上，其次是（不那么彻底地）消除由银行家和高利贷者收取的利息。这些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彻底消除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封建主义残余。

　　社会主义将比1848年的欧洲革命走得更远，1848年的欧洲革命结束时离帮助工人这一目标还有很远。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路易斯·翁特曼（Louis Untermann）在反驳亨利·乔治的追随者时指出，在德国，费迪南·拉萨尔在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发现了一个隐含的社会主义纲领，但是“拉萨尔从没有沉醉于任何认为单一税就能有解放工人阶级的功效之类的幻想”。[23]这要求政府要在代表劳动的利益上发挥积极作用——不仅仅是通过监管式的改革措施，还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马克思期待工业资本主义使欧洲（有时候，也包括其殖民地和亚洲及非洲的落后地区）彻底摆脱欧洲封建主义的残余——最初由军事力量所强加的地租，以及高利贷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工业资本主义就会为下一场革命准备好条件，一场劳动将自己从财产和特权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革命。土地和金融将会置于公共领域——被社会化——并被用于帮助工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银行业和金融资本将会转变为同工业资本主义的需要相一致，从而协助其向社会主义演进。

注释：

　　[1]原引文引自莫斯科1971年版《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Part III，Moscow:1971)，可参见中文版《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8－519页。由于版本的原因，原引文内容有时与中译本有较大差别，为尊重原文，译者根据情况对中译文作了适当改动以反映原引文。以下与此类似情况作类似处理。

　　[2] 原文所引《资本论》版本为芝加哥1909年版《资本论》第三卷（Capital，Vol.III，Chicago，1909）。此处引文可参考《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此处英文引文与中译本有出入，中译文为“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本文以下所引《资本论》中文版均同此版，故不再说明。

　　[3] 《资本论》第三卷，第679页。

　　[4] 《资本论》第三卷，第689页。

　　[5] 《资本论》第三卷，第674－675页。

　　[6] 例如，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675页：“旧剥削者的剥削或多或少带有家长制的性质，因为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手段。现在代替旧剥削者出现的，则是残酷的拼命要钱的暴发户了。”

　　[7]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684页，脚注24，不过，可以看出作者对恩格斯的这一脚注理解有误。——译者注

　　[8] 例如，只有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的英文译本中（莫斯科1971年版，第296页以下，以及第527－537页），人们才能读到马丁·路德对高利贷者的谴责，这在路德的著作中是读不到的。

　　[9] 《资本论》第三卷，第532页。

　　[10] 《资本论》第三卷，第445－446页。

　　[11] 《资本论》第三卷，第673页。

　　[12] 《资本论》第三卷，第686－687页。

　　[13] 此处作者未给出确切出处，笔者也未能在相关的著作中找到出处。——译者注

　　[14] 《资本论》第三卷，第527－528页。

　　[15] 《资本论》第三卷，第441－442页。

　　[16] 《资本论》第三卷，第532页以下，(第二十九章：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虚拟资本这个术语现在已被广泛使用。在美国，它是指将不劳而获的收入(“经济租金”，也就是没有成本价值的收入，主要形式是地租、垄断租金以及金融从国民收入中瓜分的部分)进行资本化。亨利·乔治在《劳工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Labor，1891）一书中使用了这个词，原话为“虚拟资本，即被真正地资本化的垄断”（引自The Land Question and Related Writings，New York，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1982，201f.)。乔治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一书第三册第4章的标题为：《虚拟资本和利润常被误认为利息》（Of Spurious Capital And Of Profits Often Mistaken For Interest）。 

　　[17] 《资本论》第三卷，第528页。

　　[18] 《资本论》第三卷，第528－530页。——译者注

　　[19] 《资本论》第二卷，第350页脚注32。

　　[20] 政治光谱的两极在得知下面这点后都常常感到吃惊：正是马克思坚定地把折旧看作是价值理论的一个要素。特仑斯·麦肯锡（Terence McCarthy）在他最初译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英文版（他把书名译为《经济学说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New York，1952）中写道：“马克思在考察重农学派后，理论的逻辑引导他去研究折旧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Depreciation）。他对收入形成的这方面的分析是如此的完备，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如果《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话，《剩余价值理论》也许就可以被称为成本会计师界（Society of Cost Accountants）的圣经……马克思暗示，就整个社会而言，未能提供足够的折旧储备就意味着否定经济进步，并要开始消费产品价值中马克思认为既不属于产业工人也不属于其雇主、而是属于经济本身的那一部分，因为这时经济过程要继续的话就必须有某种东西来补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归因于各处报告的表面上的利润率下降，这些人容易忽略下面的事实：房地产、采矿业以及保险部门一直在尽力使其可抵税的现金流在银行那里被算作“折旧”。

　　[21] 笔者在 《贸易、发展和外债：关于世界经济极化和集中的理论史》（Trade，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ebt:A History of Theories of Polarization v.Converg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new ed.ISLET 2010; orig.pub.1992)一书中讨论过李嘉图的观点以及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观点的更有见地的回应。

　　[22] 《哲学的贫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187页。《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396－398页引用了安东·舍尔比利埃《财富或贫困》（Richesse ou pauvrete，1841年巴黎版，128页），后面这本书的标题和内容似乎启发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一书。《财富或贫困》中这样写道：“这样地租会取代所有的财政收入。最后，在从所有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得到释放后，产业将会有空前的大发展……”

　　[23] 《社会主义与单一税。对1905年12月20日在芝加哥十二街特纳礼堂举行的一场辩论的详尽报告》第4页及以后（Socialism Vs.Single Tax.A Verbatim Report of a Debate held at Twelfth Street， Turner Hall， Chicago，December 20th，1905.Chicago:Charles H.Kerr & Co.，［1907］:4f.）

（译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