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3日，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图为周恩来与罗申大使步入中南海勤政殿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从中央外事组到成立外交部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为了更好地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促进抗日战争胜利进行，1939年4月，南方局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外事组在宣传中共抗战立场和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周恩来等多次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反共降日活动。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外事组又利用各种机会同外国记者、外交官联系，公布事件真相。周恩来还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和英、美、苏等国大使，向他们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具体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目前的反共分裂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内战的扩大，危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英、美、苏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压力，迫使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

1944年，美国政府派遣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官方往来的开始，因为观察组的成员多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军官，也有少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党只同外国记者和左派朋友交往。这次接待美国军事观察组是对以往做法的一次突破。

同年8月18日，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往中央各局、办。《指示》指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惧外和媚外几种错误。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可能是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共产党大队人马撤出延安，其中包括从南京、上海等地到延安的外事组和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外事干部。周恩来担心，好不容易聚拢的这批外事人才被打散，将来不好找，决定成立个机构，把人才留下来，以满足胜利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同年5月，周恩来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王炳南，成员有柯柏年、董越千、章文晋、张香山、凌青、韩叙、曹桂生等20多人，并设有研究、翻译、新闻三个处。

随着战局的发展，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1948年春，中央外事组随中央主要机关一起，转移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1949年1月，周恩来第一次给中央外事组作报告，长达两小时。除讲当时的战场形势外，其他都是讲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的问题。据凌青回忆，周恩来主要讲了两大问题：一是外事政策方面，强调进城后，涉外工作要为稳定局势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对原帝国主义国家使、领馆外交官，在未和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对外国人的财产要保护，不没收；对外商企业可以允许营业，但要接受管理。二是外事干部本身应注意事项。周恩来特别强调纪律问题，称外事干部就是文装解放军。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后来发展为“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外事干部基本守则。

1949年9月，周恩来指示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王炳南负责筹建外交部，提出两项急需办理的任务：一是筹划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和选调部机关的工作班子；二是选择外交部的办公地点。

王炳南物色了三处办公地点：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外交部旧址（外交部街）、旧日本使馆馆址和六国饭店（东交民巷）。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亲自到三处看房。虽都不太理想，但为应急，还是选定了老外交部旧址，它由数座德式建筑组成，有东西两座大门。

关于组织机构和选调干部事，按周恩来指示，从军队和地方选调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其中包括不少刚刚走下战场的高级将领。王炳南迅速拟就了一份组织机构名单上报周恩来：副外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亚洲司司长夏衍（未到任，后由陈家康代），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副司长龚普生，情报司司长龚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兼）、副主任乔冠华，条约委员会主任章汉夫（兼）；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人事处、总务处、机要处、签证处和礼宾处。

9月30日，周恩来召集各有关单位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时宣布，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从此，我们的外交部就正式开始工作了。

迅速将新中国成立这件大事通知各国政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在公告中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开国大典一结束，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指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马上派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附周恩来外长签署的《公函》发出。《公函》全文如下：“径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于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此致×××，1949年10月1日。”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图为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交谈

这封公函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信封、信纸发出的。

10月2日，王炳南派韩叙和曹桂生负责发送《公告》和《公函》。韩叙负责发送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多米尼加等8国外交机构。曹桂生专程去南京，将上述两个重要文件送达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埃及、缅甸、泰国、奥地利、葡萄牙、阿富汗和波兰等国驻南京的外交机构，并转送在上海的30个外交使团。

新中国第一份国书出台

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函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同意建交。同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王炳南，通报苏联已任命罗申为驻华大使。10月4日，外交部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任命已在莫斯科的戈宝权为中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并命他立即进行筹建使馆工作和接收原国民党使馆。10月5日，中苏双方同时宣布大使人选。中方确认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苏方确认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

10月10日，罗申抵京，受到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及董必武、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史良、张治中、邵力子、廖承志、政务院各部委领导和首都3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接待一国驻华首任大使的最高规格。

10月20日，王稼祥赴任。由于当时来不及办理新中国外交护照，只能由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和副主任阎宝航共同签署了一封“证明信”，请苏联沿途关卡查验放行，并给予外交礼遇。

11月3日，王稼祥大使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书，编号为“国字第壹号”，封面为正红色，“国书”两个大字为隶书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外交部长副署，并在他们签名下方加盖了个人印章。

外交部召开成立大会

1949年10月5日，王炳南率领首批外交部工作人员从北京的御河桥和松树胡同搬进外交部街31号大院。当日，周恩来外长召集外交部负责同志开了首次外交部工作会议，决定：（1）成立联合办公室，由周恩来牵头，参与者有李克农、王炳南、伍修权、宦乡、柯柏年、龚澎、乔冠华等；（2）聘请何思敬、周鲠生、钱端升和梅汝璈为外交部的专门委员；（3）确定部内各单位的排列次序为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和政策委员会等；（4）决定11月8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

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外交部。在这座德式建筑物里，坐了170多位外交人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周恩来阐述了国际形势和新中国外交任务后，接着讲了以下几点（据凌青回忆）：一、区别旧中国与新中国外交。他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要有独立精神。二、要重视外交斗争，认真分析，仔细研究，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三、强调纪律性。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做前请示，做后报告。四、强调对年轻干部要锻炼要磨炼，一切从学习出发，不骄不躁不气馁。五、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有相似的地方，不同的就是流血与不流血。将军队干部调到外交岗位上来，就因为他们有许多斗争经验，外交人员就是“文装解放军”。

从建立外交部起，周恩来就兼任外交部部长，一直到1958年陈毅接任外交部部长后，但上面主管还是周恩来。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到干部的培养使用和考察；从设立机构，建立制度，乃至礼宾、调研、翻译以及行政后勤等项工作，件件事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者

1953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以及对新中国外交方针的构想，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许多人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与印度两国共同倡导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原则的产生的确与中印关系有关。为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中国和印度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问题（简称西藏问题）的谈判说起。这次谈判的过程，也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过程，而且也是运用这些原则解决中印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的过程。

1953年12月31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全体成员，中方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见。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印关系的实际情况，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中印两国谈判在今天，1953年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关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成立时确定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上述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会见中双方一致同意，按照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进行谈判。

谈判持续了四个月，终于在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双方代表团团长章汉夫和赖嘉文分别就印度在中国地方的武装卫队等问题互换了文件，换文也作为政府间的协定。《通商和交通协定》的第一段文字如下：“基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就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出现在中印两国正式签订的协定中，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两个月后，周恩来利用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际，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访问印度期间，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某些原则”（文中列出的五条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也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以才有了后来人们常说的，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自此，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中，中国都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由五大国外长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促成印支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955年召开的有29国参加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力挽狂澜，使濒临分裂危险的会议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会议最后通过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等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与发展；正是在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地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通过谈判，友好协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与印度尼西亚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同美国、日本打开关系并最终建交过程中，中国同样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准则。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也越来越深得人心，被世界广泛关注。

1955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胡志明

首脑外交的典范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首次亮出首脑外交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举行。会期之长，讨论问题之复杂多变，皆属罕见。这次会议是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由苏联提出召开苏、中、美、英、法五大国外长会议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首次讨论亚洲两场战争的和平解决的一次会议。

1954年4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书面向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以下通知：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黄华等11人为代表团顾问。陈明、章文晋、浦山、熊向晖等20人为代表团秘书或助理秘书。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如此庞大和高规格的代表团出席大型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利用这一国际舞台，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外交的亲和力和他首脑外交的魅力，极大地轰动了西方世界。会议期间，他首先与英国外交大臣进行接触，并经常与苏联和越南外长密切接触，多次与法国外长举行会谈，全力推动越、老、柬三国代表直接接触；积极展开穿梭外交，利用休会，出访印度和缅甸，并专程去广西柳州，与正在那里访问的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会谈；还利用返日内瓦途中，抵莫斯科，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会谈；适时在多边场合与美国代表团进行非正式接触。

经过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日内瓦会议以签署印度支那三国停战协定和发表会议最后宣言而圆满结束。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会议内外展示的超强协调能力，得到了与会各国的肯定和称赞。不仅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还为确定新中国的大国地位，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脑外交“舒广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不甘心失败，试图反扑。为了应对共同敌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新兴独立国家希望召开一次亚非会议，大家团结互助，以便一致对外。恰在此时，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积极响应。1954年12月底，五国总理在印尼举行会议，共同倡议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举行亚非会议。

中国接受了邀请，但面对的形势极为复杂：（一）参会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有的友好，有的相互敌对，有的国家中立，有的参加美国主导的“马尼拉条约组织”；（二）参会国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不少国家对中国不了解甚至反感；（三）西方不断用政治、经济手段，挑起争论，破坏团结，以期达到阻止或分裂会议的目的。就在亚非会议前夕，美国竟指使台湾派遣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妄图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但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应当抓住这次机遇，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代表团确定了与会的总方针，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

毛泽东任命的代表团主要成员如下：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浦生为顾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倬如为秘书长。

4月17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苏加诺总统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发表了讲话。头两天，报名要在大会上发言的有23个国家的代表团。绝大多数都表达了亚非团结的良好愿望，但也夹杂一些对中国攻击、怀疑的论调，如称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对邻国“颠覆”等。

周恩来当即决定，将正式发言稿书面散发，并针对当时的会议情况，即席作了补充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不卑不亢地继续讲道：我们共产党人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接着，周恩来阐述了万隆会议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求同存异”。周恩来18分钟的发言如一阵清风，驱散了两天来笼罩在会场上空的阴霾，为会议指明了方向，从而使会议有可能绕过暗礁，沿着既定的正确航向前进。

在后来的会议中，周恩来趋利避害，广交深交朋友，在国际上树立了平等待人、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持的崇高形象。这不仅对亚非会议的成功提供了动力，也消除了某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疑虑。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马立克对周恩来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我们同你们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愉快的甚至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你们看来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上获得了成功，比别人都大的成功。”应该说他的赞誉在相当程度上有代表性。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先后和与会的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苏丹、加纳和老挝等10个亚非国家建交。毋庸讳言，周恩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机动的策略，善于解决难题的才干以及顾全大局、平等待人的精神等等，使他把首脑外交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寻求”之旅，首脑外交的宏大交响曲

周恩来曾于1956年末到1957年初、1960年和1964年三次出访亚非国家，第三次出访最具代表性。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下，这次访问以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和寻求知识的“三寻求”而著称。此访持续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是周恩来首脑外交的宏大交响曲。

在埃及，周恩来看到了一个觉醒的、战斗的次大陆。当专机降落的一刹那，尼罗河上轮船鸣笛，船员们奔上甲板高呼：“中国万岁！”在阿尔及利亚，为铭记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他们将首都一条大街命名为“北京大道”，并请周恩来为通车剪彩。在摩洛哥，周恩来为摩提供种茶和制茶技术，中国则引进该国的蜜柑良种和种植技术。在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对中国外交政策有疑虑，周恩来则心平气和地予以解释，终于使布尔吉巴释怀，并于次日宣布与中国建交。在加纳，尽管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首都局势不稳，周恩来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亲临危城。为保证总统安全，周恩来主动建议，取消外交上的繁琐礼仪。这种种举动，深深感动了加纳朝野。

在马里、几内亚，民众倾城而出，穿红挂绿，夹道欢迎中国客人。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让人们想起了一段难忘的历史：英国人戈登，这个曾指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的刽子手，后来难逃厄运，葬身在喀土穆。在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派出六架战机为周恩来专机护航。在索马里，这个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在此抛锚落脚的国家，周恩来为他的非洲之行作了总结。他为非洲的苦难呼号，为非洲的觉醒呼号，为非洲各国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呼号。

周恩来的“三寻求”之旅获得了巨大成功。非洲首脑们对比西方官员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和动辄施压的种种手段，亲眼看到周恩来对非洲那种推己及人、顾全大局、谅解困难、热情相助的坦诚，包含拳拳爱心的谈吐以及平易近人、谦恭有礼的风度，无不由衷折服，引为知己。周恩来提出的援非八项原则以及支持非洲无核化的主张，成为中国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准则，其影响之深远，大大超出周恩来这次出访的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末，有20多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超过2/3的国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绝大多数支持票来自非洲。“三寻求”之旅奏响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国家的首脑外交宏大交响曲，为中国赢得了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也为扩大对友好非洲的全面认识打开了思路。

1956年9月，周恩来会见以科里亚爵士（前排左二）为首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政府代表团，并与其一行合影

情义叠加的首脑之交

周恩来定义的首脑外交对象包括如下几方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特使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顾问，议长和议会中的党团领袖，党派领袖，国际或地区组织负责人等。据统计，周恩来出访和在国内会见的外国首脑共有539人，占会见外宾总数的57%。其中有96位国家元首，87位国际或地区组织负责人。

周恩来同胡志明、西哈努克的交往，既有手足之情，又有战斗情谊。与大多数就事论事的西方首脑外交不同，周恩来的首脑外交增加了私人间的了解和友谊，其情如水，其义如山，情义叠加的首脑之交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胡志明是老朋友，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在巴黎相识，一生交往甚密。1956年11月，在欢迎周恩来访问越南的国宴上，胡志明动情地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经在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的多年的亲密朋友。”胡志明经常来中国，或秘密或公开，几乎每次都同周恩来促膝长谈。1954年柳州会谈，他们谈有关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1956年河内会面，他们商讨越南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与和平统一问题；20世纪60年代，他们多次晤面，商讨抗美救国战争问题等。每次见面，他们都坦诚相待，推心置腹。胡志明称此友谊为“情义如山”。

在同西哈努克的交往中，可谓患难见真情。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正在国外访问的西哈努克的国家元首职务，后来还宣布判处他死刑。此时，西哈努克正在准备飞往中国访问的途中。如何应对这一棘手问题，中央研究决定，仍按原计划以国家元首规格接待西哈努克访华。当得知西哈努克准备同朗诺集团斗争到底的决心后，周恩来第二天面见西哈努克，建议他准备讲话稿，在柬埔寨驻华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中方协助译成英文、中文散发给记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录音，向全世界播发。这就是西哈努克著名的“三二三宣言”，后来成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行动纲领。

之后，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推动印支“三国四方”召开首脑会议，解决分歧，共同对敌。1970年4月24日，首脑会议在广州举行，参加者有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老挝爱国阵线党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和阵线政治局主席宾努。为协助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会议成功，周恩来于会议召开的当晚飞往广州，第二天分别会见了“三国四方”领导人，促进团结，化解分歧，联合声明很快达成一致，会议圆满成功。西哈努克返京后，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促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正式拉开了柬民族解放斗争序幕。根据周恩来的部署，中国外交部选定西郊宾馆为柬政府办公地点。战争持续5年，1975年4月17日金边终于完全解放。西哈努克曾深情地放歌一首《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他自己谱曲，自己填词）。

1975年8月，西哈努克回国前，去医院看望周恩来，谁料想，这竟成了永别。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世界上有两位知心朋友对我感情最深，也令我最为钦佩，一位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一位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据统计，西哈努克流亡北京第一年，周恩来正式会见他27次。在中国的5年中，究竟会见多少次，尚无确切统计。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期间，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使周恩来面临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精神负担，而且他病情日益恶化，但他仍十分关注柬斗争形势发展，关注柬内部矛盾的起伏，关注西哈努克的生活。这林林总总，西哈努克心里明白。当他回国前最后一次探望周恩来时，周恩来抱病与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当走出医院时，西哈努克对乔森潘说，周恩来当着你和我的面说的话是中肯的教导，要我们团结一致，不要分裂，我们一定要牢记心中。

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同印支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呕心沥血，也谱写了一曲同西哈努克生死之交的友谊之歌。

首脑外交升华版——“视使如君”

周恩来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前的二十多年中，共会见外宾6620次，年均265次，几乎每天都有外事活动，其中接见驻华使节1077次。无论是以外长还是以政府首脑身份接见外国使节之多，在当代外交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的原因就是他“视使如君”。

驻华使节举行国庆招待会，无论国家大小，无论关系亲疏，周恩来总是亲自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往往为某个非洲国家元首访华而集体举行盛大招待会，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周恩来总是乐于参加。而这类活动却是西方国家首脑所不屑一顾的。

至1972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03个，要求拜会的首任或离任大使为数众多。就在1972年9月30日晚，周恩来还接见了三国首任大使和一个换届大使，以便他们参加第二天的中国国庆活动。

周恩来还利用在机场迎接外宾的机会，同各国使节见面交谈。很多驻华使节都不愿错过这个有可能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而踊跃参加机场迎送活动。

周恩来习惯夜间工作，但他非常照顾使节的作息时间，尽量白天接见。但也有特例，1950年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通过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如果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因“山姆大叔”不懂这句话的分量，导致美国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是美国在对外战争中打的第一次败仗。

有些使节摸到周恩来有求必应的雅量，便想方设法求见。周恩来接见是为了做对方国家的工作，同时也做使节的工作。

周恩来见外国使节，就像会见他们的元首一样，郑重其事，从不敷衍。他彬彬有礼，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他服饰朴素整洁，谈吐文雅，举止得体，态度真诚，给使节们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为对外交往注入了无尽的活力。

周恩来首脑外交影响之大也可以从外国的报刊及领导人的讲话中体现出来。

1946年，在南京与周恩来谈判过的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当时就对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后来，马歇尔又对顾维钧（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说，在他的经历中，“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

马里《发展报》称：“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第三世界的代表在历史上第一次占据了国际上的一个席位。从那时起，周恩来这颗明星不停地闪烁在外交天空里。”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忆说：“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像周总理这样杰出的外交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到中美上海公报时说：“谈判桌上机动灵活的本领，对国际政治基本原则了如指掌，以及由热忱思想和信仰而产生的道义上的正义感，再加上对世界各国有深刻了解，对历史有长远的洞察力，以及个人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合并起来，使周恩来成为我们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载文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掌管人，他在毛泽东手下是外交政策的缔造者，为北京开辟了一条不依赖两个超级大国的航道。

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索马里时，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前排左二为阿里·舍马克总理

勤俭办外交的带头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某些留用的前外交人员介绍经验说，外交人员在不同场合要穿不同的礼服，还介绍了一些繁文缛节，使一些刚走上外交战线的老同志感到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周恩来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讲究必要的外交礼节，同时要注意勤俭节约；我们国家初创，以朴素为传统，不要过分讲究，要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

在1952年召开的第一次使节会议上，周恩来针对当时“苏联热”的倾向说，跟苏联学习，却没有研究苏联的实际情况。苏联刚建国的时候，齐卡林办外交，穿了一身破大衣，夹着一个破皮包，人家一望便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维辛斯基和罗申都穿着带花纹的料子服，因为这个行头符合苏联当今的经济情况。如果当年齐卡林也像他们现在一样，人家反倒觉得滑稽可笑了。我们今天不能提倡这些形式，因为它不适合我们的经济情况，过那样的生活，于心不安啊！又指出，现在干部受资产阶级影响，喜欢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如照相机、自来水笔、手表等。外交部要负起责任，制定严格的制度，生活要俭朴，不要摆空架子，不要让人家钻空子。周恩来说到做到，他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穿着朴素大方。他常常指着腕上的手表对外宾说，我这表是上海产的，走得很准，言语间充满自豪感。

周恩来的勤俭办外交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出国访问上。1966年，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出访，外交部原来计划的代表团由44人组成，但周恩来要求精简，后来压缩到19人（包括医生和警卫员在内），随行记者只有5人。为了简化领导人出国访问的迎送仪式，周恩来倡议制定了《关于我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迎送的几项规定》，规定除少数负责人外，不组织群众迎送、不献花。在他出访罗马尼亚途经新疆和田时，当地为表示对周恩来的爱戴，仍组织了部分群众欢迎，还在车队经过的路段洒了水。对此，周恩来当即对地方领导进行了批评，同时也自我批评道：“头一站就犯了错误！”

周恩来在国外访问，总要抽出时间去使馆看望工作人员。他担心使馆盛情款待，铺张浪费，所以总是事先约法三章，到使馆只吃汤面，加几碟小菜。使馆不敢违命，常常备家常饭招待他，他吃得津津有味，饭后还不忘面谢厨师。

周恩来的办公地点，更是让人动容。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开始对金门、马祖实施炮击、封锁，对台湾当局施压，但属“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同时“以打促谈”，逼迫美国回到中美大使级谈判桌上来。这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更是一场高超的外交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周恩来一个接一个地约见或接见主要国家的驻华使节，向这些国家发出信息，争取同情和支持。有关人员从早到晚在西花厅待命。作为法语译员的张锡昌与英语译员都留在现场以便不断熟悉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当有位使节不知金门、马祖的地理位置时，周恩来便叫候在一旁的张锡昌去他办公室取地图。

张锡昌从西花厅出来，拐了几个弯找到总理办公室。这是一间办公兼会客用的屋子。地图还摊在办公桌上。桌上有一方砚台和几支毛笔，一盏普通的绿色玻璃罩灯，与当时外交部办公室的灯一模一样。屋里仅有几把罩着布套的办公椅，连一张沙发也没有。房间的另一端放置着一长条桌和十几把椅子，这便是“会议室”。周总理生活之俭朴，如不是亲眼看到，谁能相信？！想想周总理就是坐在这个狭小的角落里，日理万机，为国操劳，谁能不为之动容？！而那天的接见一直持续到凌晨1时，周总理无暇吃饭，只在接见空隙简单地吃了一碗面……

周恩来大力提倡公私分明，并从自身做起。如出访时，我某些边境城市在周恩来停留期间送土特产，他一定付钱，绝不白拿。在召集人员开会时，如果讨论工作超过晚上11时，就招待大家吃夜宵，一碗肉丝面加上两三个小点心，全部费用从他工资中扣除。在处理外宾赠送的礼品上，周恩来更是公私分明。他交代外交部礼宾司，被访问国家送给他和代表团成员的一切礼品交礼宾司，统一造册，运回国内上交。而成员们大多都有一张同周恩来的集体合影，这是当时陪同人员视为最珍贵的礼物。

周恩来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也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这两部分泾渭分明，绝不混淆。在外交等公共场合，他是领导人；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平民。

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时，看望烈士子弟之家的孩子们

外交人员的楷模

我是一个东方人。

1960年，在印度新德里机场，作为中国驻印度使馆外交官的陈鲁直亲耳听到，周恩来在回答一名美国记者提问时，大声说道：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方式生活和工作的。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接触西方文化较早的一位，但他同时又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东方文化素养较高的一位。

陈鲁直在周恩来三次访问印度过程中，目睹了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不同风格。

毋庸讳言，尼赫鲁也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在他身上，“英国人”的优越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周恩来第三次访印与尼赫鲁的会谈“无果而终”，“不欢而散”。后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很不公正……”本来，边界争端是印方挑起的，周恩来诚恳地寻求在不影响双方立场的情况下，就一些边界问题可以原则上达成协议，但他会见的几名印度官员却傲慢无礼，声讨中国。尼赫鲁的如此“巧”安排，除国家利益冲突这个主因外，其骨子里的西方文化影响暴露无遗。

周恩来面对西方及印度某些记者挑衅性的问题，依旧大度豁达，从容面对，摆事实，讲道理，有利有理有节，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在那样一个难堪的处境下，周恩来仍能沉着应对，泰然自若，需要有多么惊人的韧性和自信啊。这种能力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浸染。而周恩来在处理有关印度俘虏的纪录片时，站得更高，要求剪掉持枪押解、举手检查和训话等内容，这恰恰反映了东方人讲究情与理，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的内涵，因为中国并不是要与印度人民为敌的。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张颖回忆说：我曾多次随周总理会见外宾或是参加高层谈判，他总是用真诚平等的态度，即使是完全对立的意见，他也总是心平气和，从不表现出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大国总理形象，而是以理服人，以礼相待。客人离开的时候，即使没有解决问题，心情也感到舒畅，留下的记忆也是美好的。这不正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吗？

经常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基辛格得知周恩来身患癌症后，很是关心，曾两次专门找冀，申请派最好的医生到中国为周恩来治病。当得知周恩来逝世时，基辛格回忆，他承认自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傲自大的人，但他对周恩来的钦佩是发自内心的。他说，一见到周恩来，就感到是站在一位世纪伟人的面前，自愧不如。他认为，他与周恩来之间，尽管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钦佩的基础上的。周恩来是一位东方人，他的身体力行为东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视知识积累，注重调查研究

周恩来要求外交官要实事求是，虚心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掌握政策，熟悉主管地区的国家情况。

外交部成立初期，周恩来每周二晚上到外交部召开办公会议，出席者有副部长、各司司长、办公厅主任等。会议主要是务虚：分析国际形势，布置任务，研究对策。有时也就当时发生的具体事件或问题，解剖麻雀，具体研究。有问有答，有请示有汇报，一竿子插到底。当主管同志对答如流时，总理欣慰地当场予以表扬；反之，总理便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他要求外交官们，一定要跟踪形势，勤于思考，养成综合分析的好习惯。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调查研究，要大量掌握直接或间接的材料，做到有的放矢。后来，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扩大到各司、各处，甚至科员。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司里值班时，突然接到总理直接打来的电话。原情报司的蔡再杜回忆，一天凌晨2时，红色电话机响了，听筒里传来：“我是周恩来，你是情报司值班同志吗？”原来总理想要一些西方主要通讯社有关××问题的报道，并告，找到后尽快送给他。半小时后，总理所要的材料送出。蔡再杜当时惊喜万分，上班后，逢人便讲此事。老一点的同志说，你这叫“少所见，多所怪”。总理常常工作到凌晨，不通过秘书直接打电话索要材料是常有的事。

冀朝铸大使在回忆给领导人当翻译时说，他最怕领导人引经据典。本来中文底子就薄，一遇到这种情况，就紧张极了。周总理告诉他，搞政治必须要懂历史，要想懂就得读，比如《资治通鉴》。从此，冀朝铸开始读文言的《资治通鉴》（那时还没有白话译文），很难懂。他靠字典帮忙坚持读了数年，了解了不少中国历史、人物及典故，对他日后的翻译工作颇有裨益。

李留根大使回忆，他曾作为工作人员，于1965年6月陪同周总理出席原定于6月22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在去非洲途中，突闻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当时专机上的主要成员和专家立即被总理召集起来，研究分析阿形势。会后，周总理得知李留根是唯一曾在阿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便找他去谈阿政变事。事情过后，李留根在回忆录中写了三点体会：

第一，我是随团翻译，刚刚参加外交工作不久，但是周总理并不因为我年纪轻、职务低而忽略我的存在。他是那么谦虚认真，使我很放松自然投入，敢于畅所欲言，没有因为第一次同德高望重的周总理谈话而拘谨。

第二，周总理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召集代表团领导成员会议后，对阿政变，总理已了然在胸，但他仍坚持要直接听听在阿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的看法。这充分说明，周总理在对外工作中，处处身体力行，坚持调查研究，一丝不苟。

第三，周总理对年轻干部严格要求，谆谆教诲。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周总理喜欢“考问”工作人员。为了不被考住，工作人员必须过细准备，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要老老实实学习，不敢丝毫懈怠，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强烈愿望。

李连庆大使回忆了为周总理起草一份讲话稿的事。1968年8月20日，苏联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并威胁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了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支持罗、南、捷克以及东欧国家的正义斗争，周总理决定出席8月23日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当时苏欧司的几位同志代为起草讲话稿，但稿子写得既长且散，总理很不满意。8月22日晚，周总理将起草人召到中南海办公室。总理从讲话稿的内容到写法，从论点到措辞，从谋篇到布局都作了详尽具体的指示，让撰稿人茅塞顿开，很快写成了一篇总理满意的稿子。

第二天，当周恩来站上主席台开始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他话音刚落，暴风雨般的掌声立刻响起，大家纷纷盛赞中国主持正义，为小国撑腰，为被欺侮的人民讲话。讲话被各国记者广泛传播开来，给苏联侵略者以棒喝，给东欧各国以支持，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喝彩。

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同步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回忆起周总理对她的培养教育时说：周总理重视翻译工作，他常常教导我们，翻译绝不是“传声筒”，而是传播、沟通的桥梁。搞国际统战工作，没有翻译就等于没有嘴，话就讲不通。好的翻译不仅要把领导同志的讲话准确地传过去，而且要能加工整理，使之逻辑性更强，还要当好领导人的现场参谋。所以，翻译不仅要掌握熟练的外文，还要了解所讲内容的背景和全貌，理解领导讲话精神，这样的翻译才能传神。所以翻译同志不仅要苦练基本功，还要有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等，缺一不可。另外，翻译还要熟悉中外历史、地理，掌握对象国情况，了解国际上每天发生的大事。

外交部的同志们都有被总理“面考”的经历，如总理问非洲有多少国家独立了，拉美在领海问题上同美国斗争的有哪几个国家，并要求大家按地理位置讲出来。有时在场的同志答不上来，总理就按顺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个不漏地讲给大家听。周总理说，这就是基本功，非苦练不可。为了督促翻译们及时了解时事，掌握情况，总理指示给每人订一份《国际动态》。

周总理对年轻翻译很注重培养。冀朝铸大使回忆了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1956年9月，初当翻译的他突然被通知为周总理做翻译，他要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雅访华宴会上“亮相”。他既紧张又高兴。冀大使回忆说：“当我按礼宾司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稿，随着周总理的讲话，依次读下去时，总理突然打断我说，不对，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我羞愧难当，没料到，总理临时脱稿，我竟专注地只顾按原稿读下去……心里想，这下砸锅了，以后总理肯定不用我了。到了第二天会谈时，总理仍点名让我当翻译，我非常感动。总理原谅我初犯，但决不能再犯。”从此，冀朝铸在翻译时十分用心听周总理每句话每个字，成了周总理喜欢的翻译之一。

当过翻译的人都知道，在饭桌上当翻译是最苦的。要是满嘴饭菜，说起话来就十分狼狈，很不雅观，于是只好少吃或不吃。总理非常体贴译员的苦处，不时在饭桌上叫“暂停”，还亲自往译员盘子里夹菜。

周恩来要求干部服从组织，严守纪律，一定要把外交部建设成为一个既能正确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的部门，又是一个团结战斗、秩序井然的工作单位。他不厌其烦地对干部进行保守国家机密和遵守外事纪律的教育，以防患于未然。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严肃执行纪律，绝不姑息。周总理要求外交干部要摒弃名利思想。建部伊始，有的同志认为外交工作难度大，要求严，任务重，职务低，想调动工作；还有的同志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滋长各种名利思想。周恩来总是以国家利益、人民需要的大局来引导和教育大家，高标准严要求，让大家从低俗的个人主义泥坑中挣脱出来，绝不能向组织要官、要权。

周恩来对待干部从来不分亲疏，而是搞五湖四海，量才使用，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他对自己熟悉的或身边的干部要求尤其严格，从不搞无原则宽容。在使用或调动干部时，一向尊重组织部门的意见，不凭亲疏对待干部的任用或调遣。有时由于工作需要，他认为某人适合某项工作时，也是直接向组织部门提出，并尊重组织部门意见，绝不私下许诺或透露他的意图。

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干部接触。驻外使节回国休假或述职，他都要亲自接见，谈工作，谈生活，了解第一手材料。对外交部国内干部，除工作接触外，他还利用节假日等机会到外交部参加活动。有时到大食堂和同志们一起用餐，问寒问暖，倾听大家意见，使大家和领导的心贴得更近，工作更有劲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王幼平大使曾深情地回忆起“九一三”事件当晚，三位即将返任的大使被总理召去谈话一事。王大使说：在3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经接触过许多中外政要，但连续工作51个小时的人，只有周总理一个。我虽多次见总理，谈话许多次，但印象最深的就是“九一三”事件当晚那次会见。

本来，王幼平大使是要乘1971年9月13日早班飞机返回越南首都河内的，但突然被通知班机取消了。正在焦急等待中，外交部值班室通知，当晚周总理可能接见王大使等人。一直等到14日凌晨2时，总理终于接见了。接见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东方厅。他到达时，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等四位同志已先到。过了一会儿，总理警卫员进来对大家说：“请大家先等一会儿，总理已经50个小时没休息了。”大家的心都悬起来，一定是出大事了，大家默默地等着。过了约半个小时，总理慢慢走进来，显得十分疲倦，但仍热情地与每个人握手。稍事寒暄后，总理表情凝重地讲述了林彪逃跑及乘坐的飞机可能摔了等情况。总理最后嘱咐大家：你们马上就要返任了。这件事，外电很快就会披露。万一林彪在国外发表声明，你们思想上应有个准备。

王幼平没有想到，周总理这次约见他们，谈的竟是天字第一号案件。当时全军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还有许多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党、政、军大事等着总理去处理。那几天，总理还有四场已安排好的外事活动。总理那么忙，那么累，还不忘挤时间接见驻外大使，以免他们工作被动……

罗马尼亚文翻译蒋本良回忆，1975年9月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访华，他十分希望能见到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病势危笃，医生规定不能再见外宾。但是对中罗友好关系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周恩来，为了大局，仍决定在医院会见他。

9月7日上午，罗马尼亚代表团突然接到周总理会见他们的消息。下午1点整，罗代表团进入医院。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飚陪同下等候在医院门厅。本来只安排礼节性会见，但总理同贵宾合影后，还是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谈话。由于此前繁重的工作压力，病魔的摧残以及“四人帮”的迫害，总理强健的体魄早已被夺走。他身影瘦削，面容憔悴，脸颊深陷，步履维艰。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只有短短的一截路，但总理走得很吃力，很慢。陪同人员想扶他一下，他婉拒了。

落座后，周总理一个个地问候了罗马尼亚领导人和老朋友，还特别关切地询问当时同样身染沉疴，周总理亲自派医生为他治病的波德纳拉希副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仍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1975年正是“四人帮”兴风作浪，意欲篡党夺权，阴霾密布的日子。周总理对维尔德茨讲了如下一段话：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现在第一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周总理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无限信心，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无限信心。现在看来，那是多么深刻的时代预言啊！会见后，维尔德茨无比激动地说：“周恩来无愧是罗马尼亚人民伟大的朋友。”周总理逝世20年后，维尔德茨重新追忆了周总理与他的谈话，他意味深长地说，经过后来中国历史的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谈话的含义。

据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至5月（他于1974年6月1日病倒住院），有13天是每天工作12小时以内，9天是每天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74天是每天工作14小时至18小时，38天是每天工作19小时至23小时，5天为通宵达旦工作，加起来共139天。这期间，除日常工作外，他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谈话57次。所以有人说，周总理是累死的。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他一生留下的墨宝极少，但在八宝山给人们留下了“革命公墓”四个铮铮如铁的大字。每当人们看到它时，不禁涌出发自内心的呼唤：“周总理，你在哪里？！”

杨振宁说：“周总理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无私的、坚强的、始终不渝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贡献了他的一生，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斯里兰卡一家报纸载文称：“高职位从来未使这位献身于事业的革命家趾高气扬，他始终如一的美德是忠诚和随时服从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

美国前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说：“除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之外，周恩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光辉的品格，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

巴基斯坦一家报纸称：“他以惊人的才智使党、民族和国家渡过了无数急流险滩。”

《华盛顿明星报》载文称：“如果说毛泽东是理想，那么周恩来就代表了把理想付诸实现的实干精神。”

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新中国第一位外交家的人格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