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

李聚奎生于湖南涟源一个下中农家庭，从小务农。他曾读过一年多私塾，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他的心里充满困惑。1926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他开始听到有关革命的新鲜事，心里充满希望。当北伐军路过家乡时，22岁的李聚奎和同乡的4个伙伴，背着家里投奔了北伐军。为防止家人到部队找自己，他改名为李聚奎，走出了把握自己命运的第一步。

在北伐军中，他接触到了彭德怀、黄纯一等共产党员，很快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7月，他毅然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并在8月初与敌人激战时，火线入党，成为部队起义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起义胜利后，彭德怀、滕代远等决定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师。当时军情紧迫，周围都是敌人，天天行军打仗，最多的一天打了8次仗。有不少人牺牲了，也有人因忍受不了艰苦条件，坚持不住而逃跑回家。更有甚者，拉着部分部队投敌叛变。起义部队原来有2500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只剩下500多人。在此期间，部队转移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预谋叛变投敌的大队长雷振辉突然冲上来，伸手就夺彭德怀警卫员薛洪全手中的驳壳枪，企图射杀彭德怀。事发突然，人们都愣住了，彭德怀也没有躲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聚奎猛地向雷振辉扑去，雷振辉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另一个大队长黄云桥反应过来，从侧面给了雷振辉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后来，了解当年这件事情的老战友夸奖李聚奎反应快，从枪口下救回了彭大将军，李聚奎总是笑笑，从不多说什么。李聚奎跟同志们讲，为革命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好宣扬的。

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父亲一生都是非常低调的，他从来不宣传自己，也不让别人宣传他。有一次，一位 《解放军报》的记者来到家里对他说： “您是我军一位功高的老将军，我想了解一些您过去的战斗、工作情况，在军报上发表，好吗？”父亲回答道：“所有的功绩都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一个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个人功绩最好不提。”记者不死心，又问： “红军长征时，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您是红1师师长，是您亲自在江边指挥红1团打的一场漂亮仗，可是所有宣传材料上都没有提您的名字。您能给我讲讲当时的战斗情况吗？”父亲回答得更干脆： “那场战争体现的是革命军队的精神，很多年后，所有的名字都会淡化，只有那种豪气和勇敢，能够永远流传下去！”他不愿照相，免得别人拿来宣传他；他不愿给别人题词，实在无法推辞时，落款常是 “老战士李聚奎”。

李聚奎之子李生雨，在文中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

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先烈，我原来认为这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一句勉励之词，从来没深入想过他为什么老跟我们提起先烈。我是通过对红军西路军那段历史的了解，才真正感受到，在父亲内心深处怀有一个缠绕很紧的结，这就是 “幸存者”情结。父亲是红军西路军将领中可数的幸存者之一，但他很少给我们讲西路军的事。

有一次在聊天中无意说到了西路军，他不吭声了，我突然发现他沉着个脸，眼圈发红，眼睛里含着泪水。我一下紧张起来，怕他犯病，赶紧走到他身边问：“爸，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他冲我摆摆手说： “你不要讲了，我心痛。”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这才知道，是我讲西路军让他老人家伤心了。

我从此理解了父亲作为 “幸存者”的那种沉重而复杂的情感——在荣誉和待遇面前他总会感到歉疚和不安，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刚毅和坚定。 “幸存者”三个字，是父亲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对先烈的感恩，是对自己的诫勉，更是对责任的担当。

在整理李聚奎遗物的时候，子女们发现了他日常记事用的一个小本子，其中一页上有三句话，是在1984年12月31日写的，这一天正是他80岁的生日。显然，这是李聚奎在自己80岁生日的时候默默写下的内心独白。这短短的三句话不仅是李聚奎将军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更是给后代留下的无价之宝：

“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由于李聚奎在1955年7月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部长，错过了两个月后的授衔机会。1958年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李聚奎调回部队任职，拟出任总后勤部政委。毛主席说：“李聚奎是有大功的人，现在调他回部队工作，我觉得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

有人提出异议：独独补授李聚奎一人上将军衔，这个没有先例啊！

毛泽东笑着说：“没有关系的！我说过李聚奎是有大功的人，我可以为他开这个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