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耿飚，突然接到党中央的调令。正是这一纸调令，结束了耿飚20年的军旅生涯，在外交战线一干就又是近20年。

第19兵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罗耿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19兵团原属于华北军区野战军，1949年6月，参加完太原战役后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前往大西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耿飚到北京报到的。

1、外交部长周恩来点将司令当大使

耿飚到北京后，首先向周恩来总理报到，因为他最初是周总理点的将。

周总理为何要让耿飚从事外交工作呢？因为耿飚有着特殊的经历：1909年8月26日耿飚出生在湖南醴陵，自幼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武功。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1922年，参与了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1925年5月，耿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开始了南征北战的革命生涯，曾组织水口山工人赤卫队，任浏醴游击队长。1930年9月，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耿飚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耿飚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1945年8月，他指挥部队向盘踞在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这座塞外重镇。解放战争时期，耿飚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他先后参与组织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时期的耿飚。

周总理点将耿飚还在于他有着外事工作的经历。1944年9月，耿飚就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耿飚之子耿志远介绍，1944年9月，有个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考察，父亲率部护送。接近黄河时，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我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然而这些美国人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套，把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各行其是。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收拢队伍，令耿飚十分担忧，这种纪律怎么能突破封锁线？

耿飚十分窝火，正巧美军观察组德穆克前来问到“将军阁下”。“什么‘将军阁下’，别叫了！”耿飚来了脾气，把美国人震慑住了，并开始称耿飚为“领导耿”。在耿飚的整肃下，美国人讲规矩了，路上服从命令，顺利通过了日寇岗楼林立、路沟纵横的封锁线。耿志远说，这次成功的护送工作，展现出耿飚非凡的外交能力，为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马上转型为外交家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耿飚于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军调部”期间，耿飚与国民党斗智斗勇，成功瓦解跟踪他的特务，也给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感到他是个搞外交工作的好手。

周恩来见到前来报到的耿飚，称赞他在抗战时期和在军调部所做过的外事工作很出色。但在谈到准备让其从事外交工作时，耿飚有些不情愿，在总理的劝说下，他最后答应服从组织决定。

◆八路军时期的耿飚。

很快毛泽东主席也会见了耿飚。

“小老乡，怎么想不通，怕啦？”这是毛主席见到耿飚后的开场白。毛主席和耿飚是湖南老乡，在战争年代见面就称耿飚“小老乡”“伢子”。

耿飚说：“主席，你看我是个泥腿子，如何去外国与洋人打交道？”

主席看了看他说：你这个伢子，天不怕地不怕，洋人有什么可怕的？谁规定的共产党人泥腿子就不能当大使、外交官，进联合国？我们不是去打枪战，而是去打口战，去交朋友，去寻求和平，为什么泥腿子就不行？要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新中国的立足之地，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任务，你个泥腿子没这个胆？那我毛泽东看错人了。

一番话说得耿飚不再申辩理由，他站起来立正行军礼，向主席报告：“保证完成任务。”

主席笑了：“对头！耿猛子又回来了。”

告别主席后，时间不长，周恩来指示他参加正在筹备中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出任军事代表。后来筹备工作停止，代表团解散。根据周恩来提名，耿飚被任命为驻瑞典王国大使，后来又兼任驻丹麦、芬兰、挪威三国公使。

上任时，耿飚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开展使馆工作，周恩来说：首先，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和别人打交道，所以凡事要慎重，要多请示，不要自作主张。其次，要重视调研和总结，在工作中学习和提高。他还要求耿飚努力使瑞典成为我国和西方联系的纽带，同时要支持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坚持中立政策，争取团结国际上的中间力量，越多越好。

出国临别时，毛泽东指示耿飚注意了解北欧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这些指示对耿飚此后开展使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中国外交官罕见的六国大使公使

1950年初，耿飚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外交生涯，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挪威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担任过6国大使、公使的外交官。

耿飚在担任大使和公使期间，有许多趣闻。

◆时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的耿飚。

在担任瑞典外交官期间，有一位瑞典将军好奇地问他：“听说大使阁下是一位将军，不知您曾带过多少兵？”

耿飚以前从未计算过自己带过多少兵，经他这一问，于是掐指算了起来，他说道：“解放军第19兵团，下设三个军，每个军四五万人，大概十几万人吧……”

瑞典将军吃惊地站了起来，恭敬地朝着耿飚敬礼：“您带过的兵，比我们瑞典全境的兵都要多！”

耿飚在瑞典担任大使，对瑞典工厂企业参观调研，看到瑞典发达的钢铁工业推动其国际贸易和造船业、汽车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的迅速发展。他立即就瑞典钢铁工业写了调研材料报回国内，供经济部门参考。他还把丹麦利用风力发电和芬兰植树造林的成功经验，加上自己的建议报回国内，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借鉴。

1950年在宣布耿飚为驻瑞典大使后，中国与丹麦建交又宣布他兼任驻丹麦王国公使。1951年初，他受命再兼任驻芬兰共和国公使。由于三个使馆都处于草创阶段，耿飚的工作极其繁忙，他注重发挥使馆内部人员的集体智慧和群众积极性，创建三个使馆的工作顺利进行，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外交任务。

在当时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政治关系中，驻北欧三国使馆也发挥了桥梁作用。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和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前，耿飚奉周恩来之命分别拜访丹麦、瑞典和芬兰三国领导人，请他们向美国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北欧三国领导人及时向美国转达了中方意见，引起了美方的关注。耿飚与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经贸部门及经贸界人士积极交往，创造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契机。

1956年初，毛主席和周总理任命耿飚和韩念龙大使对调，他到巴基斯坦当大使，韩念龙到瑞典当大使。总理在听取回国的耿飚汇报时说：“六年北欧工作很扎实，为我国与北欧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我们的武将学会文攻了。”

第二天，毛主席给耿飚交代任务。一见面，毛主席就高兴地拉着耿飚坐下，开口就说：“你这个泥腿子胆子很大，还发挥创造力，创造了驻外大使自己开车逛街的先例。这个行为你是世界第一，好！我们新中国的大使就是不一样。”原来，耿飚在北平“军调部”任交通处长时就自己开车，当大使期间为减少服务人员和开支，还坚持这一习惯。

随后，毛主席说：“巴基斯坦与中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交往，他们对中国很友好，你过去后除了安定四邻的方针外，要把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国界划好，亲兄弟明算账。西南门口的战略位置很重要，你是军人不用我多说。”耿飚表态：“主席，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在担任巴基斯坦大使期间，耿飚与巴国总统米尔扎关系相处的很融洽。巴总统米尔扎就职典礼时，贺龙副总理作为特使要前来祝贺，总统米尔扎非常兴奋，破格单独会见耿飚。他说：“贺龙副总理是著名的元帅，中国政府派遣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来参加庆典，是对巴基斯坦的尊重和友好，我对此深表谢意。”

◆耿飚与贺龙。

这次的破格会面，米尔扎总统的兴趣大增，会面时间一再延长。他得知耿飚参加过长征，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连串不停地提问，耿飚给他讲长征的故事，解释四渡赤水如何要一条江来回渡，以及战役的细节等等。听完介绍，米尔扎总统深情地说：“你是长征中的英雄，是名副其实的将军。等贺龙元帅来巴后，我们三个军人去打猎，打猎是军人最好的体育运动。”

米尔扎总统与耿飚越谈越激动：“以后大使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我都愿意接见，帮你解决。”

经过耿飚的努力，中巴友谊就这样开始生根。

后来，耿飚回国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接见耿飚，下达新的外交任务。毛主席指示：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除了要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对外贸易的“南门”，还要推开巴基斯坦这扇“西门”，为新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开辟新的通道。周总理嘱咐：我们可以考虑经巴基斯坦建立一条通向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

为了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打开西门”的外交战略决策，建立“现代丝绸之路”，耿飚努力推动中巴两国的民航和交通部门建立中巴国际航空线，并开辟两国间的公路交通。他多次拜访巴基斯坦领导人，米尔扎总统非常赞同这个意见，继任的阿尤布·汗总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1964年4月29日，中巴航线正式通航。这条航线以后又加以延伸，成为通向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空中“现代丝绸之路”。

◆1978年6月，耿飚与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前左）共同为喀喇昆仑公路建成和全线通车剪彩。

海拔几千米的喀喇昆仑山脉自西北向东南绵延几百公里，成为中巴两国边境线上的一道天然屏障。但在喀喇昆仑山脉的北段，有几个山口可以通行，其中之一就是红其拉甫山口。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这些山口，把中国和西亚及欧洲联结起来。为了建造陆上“现代丝绸之路”，经过中巴两国十几年的艰辛合作施工，终于建成全长1032公里的喀喇昆仑公路。巴基斯坦政府专门向耿飚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中巴友谊的功绩。

1978年6月18日，中巴两国政府在巴基斯坦塔科特隆重举行喀喇昆仑国际公路通车仪式。耿飚接受巴基斯坦政府邀请，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通车仪式。他在巴基斯坦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热情地说：“如果古老的‘丝绸之路’是我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那么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正如齐亚·哈克将军曾指出的，则是今天我们两国亲密友谊和合作的杰出范例。”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而经过改扩建的喀喇昆仑国际公路则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到今天成了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祖国西大门的友谊之树一代一代延续、成长、壮大，如今已成为雄伟的“巴铁”参天大树，耿飚功不可没。

◆耿飚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时种下的友谊树。

耿飚1960年1月至1963年8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协助陈毅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

1967年初到中共九大期间，中国驻外大使的岗位大量空缺。1969年5月6日晚上，周恩来专门召见耿飚说：“中央决定派你去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阿尔巴尼亚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尽快赴任。” 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耿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他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深得外交部干部、职工的好评。

1970年1月，耿飚在使馆打扫卫生修窗帘时，由于战争年代留在身上的旧伤发作，不慎从高处跌落下来，左腿骨折。在他回国治疗腿伤期间，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将耿飚从阿尔巴尼亚调回国，出任中联部部长。毛主席说：“耿飚是个好同志，老红军，可以到中联部去工作。”

197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耿飚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说：“我来中联部，秘书、司机等身边工作人员一个未带，今后完全依靠中联部的同志们做好工作，希望同志们给予支持。”

耿飚任中联部部长期间，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决纠正“四人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并同各国社会党、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的建议，被党中央采纳。

1978年3月，耿飚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

3、毛泽东称赞敢说真话的好大使

上世纪60年代末，耿飚回国见到李先念，对方激动地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是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耿飚说的是什么“坏话”？为什么要说“坏话”呢？

1969年5月，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肩负友谊重任的耿飚到阿尔巴尼亚后，对中国援阿项目进行了大量调研，在阿尔巴尼亚的农业合作社里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每块地里都有几堆白花花的化肥，任凭日晒雨淋、挥发氧化。经过考察，耿飚终于弄明白了：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在爱尔巴桑等地援建了好几个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阿尔巴尼亚的合作社平均每公顷土地可以分到四百公斤化肥。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的每亩土地五六十斤，那可是中国农民连想都不敢想的数量。

耿飚不情愿地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援助物资根本不爱惜，大堆大堆的化肥都被随意堆在地里，成了垃圾。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像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更直白：“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耿飚哭笑不得。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大到工厂电站，小到扑克牌，他们什么都要，连谢胡抽的香烟也是中国的“中华”牌。中国没有的，他们也要。中国的白糖是从古巴进口的，中国国内好多人吃不到白糖，而阿方却提出按照阿的人口数量，要求中国向他们提供古巴白糖。

耿飚气坏了，“真想拍桌子！”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肆意浪费，耿飚非常难过。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耿飚无所畏惧，大胆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强烈呼吁调整援阿方略和对外政策。报告送给中央后，毛主席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党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耿飚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一生耿直。在这之前，他对赠送毛主席像章也提出过看法。20世纪50年代，我国代表团出国访问，有赠送毛主席纪念章的习惯做法。1953年9月10日，在驻瑞典期间，耿飚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一封《建议我各代表团不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的建议。原因是他发现，在北欧任大使的3年中，所见苏联和其他各国从不送自己领袖相片和有领袖像的纪念章，仅送他们的首都风景画册等为礼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北欧各国，人们也不敢挂在胸前。为此，耿飚提出应有所修改。毛主席看了建议，在自己名字上画圈表示同意，还让周总理签发到相关各部委。之后，中国各代表团所送的礼物改为画有中国画的折扇、风光明信片和摄影画册。

4、我军历史上唯一的无军衔国防部长

耿飚历史上有三次与军衔有关的经历，第一次被授予军衔，第二次、第三次与军衔无缘。

抗战胜利后，耿飚1946年1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就曾被授予少将军衔，但这是为谈判时与国民党军代表对等而授予的临时军衔。

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耿飚虽然当时保留着军籍，却因担任大使与军衔擦肩而过，按照耿飚当时的职务和历史上的功绩可授予上将军衔。这是耿飚第一次与人民解放军军衔无缘。

◆国防部长耿飚。

耿飚第二次与军衔无缘是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共有12位国防部长，前面4位分别为：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全都是开国元帅；后面7位分别为：张爱萍、秦基伟、迟浩田、曹刚川、梁光烈、常万全、魏凤和，全部是上将军衔。12位国防部长唯独耿飚是无军衔的国防部长。原因是我军1965年取消军衔制，1988年才重新恢复军衔制，当时全军官兵都没有军衔，佩戴的是红领章和红帽徽。

1978年3月，耿飚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1月2日，离开军队29年后，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他根据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1981年3月，72岁的耿飚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位期间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女儿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1980年耿飚访美。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回忆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踏上航空母舰。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1983年6月，耿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担任中顾委常委。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6月23日，耿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