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均为男性，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与女性无关的会议，其实女性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党的一大没有女性代表，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很小、代表名额的分配标准、党处于初创时期缺乏统一的规章及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等诸多因素有关系。虽然党的一大没有女性代表，但中国女性在党的一大历史中并不是一片空白，王会悟、黄绍兰等女性有意或无意地为党的一大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独特贡献。

关键词：党的一大；女性代表；女性贡献；女性党员；王会悟

众所周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一大）的代表均为男性，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与女性无关的会议。细察起来则不然，女性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女性与党的一大的关系，史学界关注与研究相对不足。党的一大为何没有女性代表、女性为党的一大的召开作出了哪些独特贡献以及党的一大的幕后功臣王会悟因何没有入党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党的一大为何没有女性代表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党的一大没有女性代表，与诸多因素有关。

第一，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很小有关。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及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从1920年8月至1921年6月，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法、旅日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成立。李大钊于1921年3月撰文公开呼吁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说：“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引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付托！”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数次会晤，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机业已成熟。李达、李汉俊在通过书信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遂写信通知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要求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勇敢走出家庭寻找个人自由、追求人生价值的“新女性”越来越多，但能够成为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法、旅日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党员）的女性则寥寥无几。

根据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誉为“填补了中共早期组织研究和人物研究的重要空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一书的研究成果，党的一大召开前全国共有58名党员，其中只有两名女性党员，即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缪伯英和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刘清扬。党的一大召开前女性党员仅占党员总数的3.45%，显然所占比例很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推选、协商或指定出席党的一大代表时，女性被选中的概率就微乎其微。这就造成党的一大缺失女性代表的情况容易出现。

第二，与代表名额的分配标准有关。正式命名为“共产党”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和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发起和组织作用。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旅法、广州、济南、旅日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分别为16、14、8、6、5、4、3、2人，人数差别很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在筹备党的一大时，没有根据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代表名额，而是采取平均的方法，分配给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名额均为两名。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这样就造成了代表名额与其成员数量之间的不匹配，人数最多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每八个成员才能出一个代表，而人数最少的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两个成员则可以全部成为代表。况且分配代表时对代表名额也没有提出性别比例要求。正因如此，虽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最多且拥有一名女性党员，但是这名女性党员能成为代表的可能性最低。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初创时期缺乏统一的规章、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有关。“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不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事实的确如此。据有关人员回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有的是召开由部分党员参加的党员会议选举出代表，但多数地区并没有选举代表；有的是个别协商产生代表，有的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秘密前往，有的则由党组织负责人指定代表出席。

其中有一名女性党员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可以确定的成员共计16人，即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张太雷、缪伯英（女）、何孟雄、李梅羹、朱务善、宋介、江浩、吴汝铭、陈德荣。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立即召开了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5人参加的党员会议，选举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在酝酿人选时，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7月又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期间，公务繁忙难以抽身。最后确定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人为代表。

刘仁静后来在回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党的一大代表的经过时说：“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张国焘也回忆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从上述可以看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的推选党的一大代表的会议不是全体党员会议，只是由少部分党员参加的会议，并且推选的两位代表均为这次推选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唯一的女性成员，缪伯英并没有参加这次推选党的一大代表的会议。此外，缪伯英不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的成员，是后来由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转为党员的。罗章龙回忆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虽然缪伯英在后来被称为“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但在当时她的资历和影响，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相比显然较浅。因此，缪伯英与党的一大代表无缘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个有一名女性党员的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可以确定的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女）、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5人。其中，张申府是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刘清扬于1920年11月与张申府等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21年初经张申府介绍参加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入党）。1921年3月，张申府和刘清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参加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入党）。此后，赵世炎、陈公培也相继到达法国，成为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前他们两人在国内已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张申府说过：“我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都不公开，我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我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由于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党的一大，作为五四运动期间天津女界的学生领袖及觉悟社的主要成员、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重要成员并成为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清扬自然也就与党的一大代表无缘了。

二、女性为党的一大的召开作出了哪些独特贡献

虽然党的一大没有女性代表，但中国女性在党的一大历史中并不是一片空白。王会悟、黄绍兰等女性，有意或无意地为党的一大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独特贡献。

党的一大大多数外地代表的食宿地是博文女校。陈潭秋回忆：“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了厨师兼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暑假。一个熟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作饭。另外，他的任务是注意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由于有认识的人向厨师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这九个客人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还有的说北京话。作为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当时负责给“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人员安排食宿，她甚至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博文女校曾作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食宿地，但无意之中为大会的召开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名非党员、一名非会议代表、一名会务人员，王会悟却在党的一大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程为大会服务，作出了诸多不可或缺的贡献。

一是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夕，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精心为大会安排住宿地点和会议场地。从1921年5月开始，李达和李汉俊分头忙于通知各地代表来上海参加建党会议等准备工作，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职务的李达则把选定外地代表住宿地和开会处的工作交给了新婚不久的妻子王会悟去完成。王会悟回忆说：“党的‘一大’将要召开时，我爱人李达同志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当时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黄兴夫人徐宗汉（徐宗汉被聘为博文女校董事长，王会悟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做过她的秘书——引者注）、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等熟识。我想到博文女校已放暑假，有空教室，便找到黄绍兰校长，说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她答应了。我买了苇席子，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博文女校。关于会场，我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一口答应了。”对于为什么要选择李公馆作为会场，王会悟后来解释说：“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曾在黄郛任内阁总理的政府里当过部长。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如果在此公馆开会，就比较安全，很为可靠。”

二是党的一大在上海开会期间，王会悟担负警戒任务，遇到突发事件，机智果敢，使代表们避免了一场巨大风险。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秘密召开。7月30日晚上，会议就要继续举行时，一个陌生人突然借故闯入这座房子。正是担负会议安全保卫工作的王会悟机警地发现异常情况，并及时向与会代表通报消息，使代表们决定紧急停会并马上疏散，才避免了灭顶之灾。王会悟回忆说：“出席党的‘一大’的，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有一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杨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起东西走了。张国焘当时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指我）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三是在党的一大会议停会期间，王会悟处变不惊，思维缜密，建议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并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保障了党的一大顺利闭幕。党的一大能够从上海移至嘉兴南湖续会，王会悟起到了关键作用。被迫停会以后，代表们曾提出了好几个新的开会地点方案，均因不理想而被否决。王会悟建议到浙江嘉兴的南湖，租一只游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王会悟的建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与会代表们的赞成。王会悟回忆说：“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张国焘后来也承认说：“王会悟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

王会悟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到嘉兴后，她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她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代表们上船后，以打麻将为掩护，继续开会。王会悟坐在船舱外望风，见有船划近了，就敲舱门提醒代表们注意。就这样，在嘉兴南湖的这艘画舫上，代表们“尽一日之长”完成了党的一大最后议程，审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中央局领导机构及其成员，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王会悟的良好建议和精心安排，或许党的一大不会顺利闭幕并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三、党的一大幕后功臣王会悟因何没有入党

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尚未建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对于入党条件和接收党员的手续基本没有什么具体条文，更不可能有统一规定。1920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与张国焘讨论了“对于甚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张国焘回忆说：“我们认为参加共产党的人不仅要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我们都赞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来；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应为‘哪’——引者注）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也必是纯洁的人物。”同年11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其正文内容包含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三个部分。这个宣言的中文原稿没有找到，1921年12月10日有人根据英文稿转译成中文稿，译者在翻译说明中声称：“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从这个宣言正文还不能清晰地看出入党条件，更看不到入党程序。有研究者指出：“这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并没有在任何报刊和任何场合公开发表，只是供早期共产党员内部学习，也使要争取并发展其入党的对象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有具体的了解和明确的认识。它在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等地共产党组织中的散发与传播，对提高早期共产党员和接近共产党人士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无疑很有帮助。”1921年3月，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国内，周恩来就与张申府、刘清扬熟识。五四运动期间，刘清扬和周恩来同为天津觉悟社的主要成员。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相识相知。周恩来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印象，张申府称周恩来“气度不凡，侃侃而谈，其深邃的目光和坚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在法国再次相见后，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同周恩来谈党的性质和任务，谈俄国十月革命等，并说明了“我们也要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要吸收进步的同志，壮大组织的力量，推动国家的进步”。其时，周恩来对十月革命已做过认真研究，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于献身国家的解放事业。张申府回忆说：“事后，我把介绍周恩来入党写信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意。那时党组织刚刚建立，发展党员只要有人介绍就行了，并没有其它的手续。”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有个人意愿，经党员介绍，即可以参加共产党。

自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入党条件和接收党员的手续都有了统一明确的遵循。党的一大制订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关于入党的条件和接收党员的手续，纲领的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党纲之任何党派的关系。”“被介绍人应由当地委员会审查；审查期限至多两个月。审查后经过半数以上党员同意，申请人即可取得党员资格。如该地区已成立执行委员会，应由该委员会批准。”党的二大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的基础上，第一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章程》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此后，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党的五大后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觉案》，都对前一次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特别是入党手续做了比较重要的增补或修改，使之进一步充实和完备。

为党的一大筹备与召开作出了重要而又独特贡献的王会悟，符合党纲或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后来她也多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但她却一直不是中共党员。王会悟本人肯定地说：“当时我是非党员，我没有入党，甚至没有入团。直到现在也没有入党。”她还说：自己在1921年之后“也曾几次申请参加共产党，但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他说不吸收女党员”。1922年入党的张太雷夫人王一知也回忆说：“王会悟没有入党，也没有入团，好像她信仰基督教。”由此可以看出，王会悟没有入党是客观事实。

党的一大召开之后，王会悟没有入党与共产党“不吸收女党员”无关。陈独秀以“不吸收女党员”为借口拒绝王会悟入党的理由站不住脚。

第一，从党纲或党章来看，都明确规定申请入党者“无性别之分”，这是个基本常识，作为时任党的负责人的陈独秀不可能不知晓。如果他以此为借口，很容易遭人诟病，甚至会贻笑大方。陈独秀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第二，从党的主张来看，我们党非常重视吸收女党员以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上，中共中央就决定创立妇女部，任命向警予担任部长一职，并“视妇女解放为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部分，把它作为增加革命力量的重要要素”。在1925年党的四大上，中共中央又强调开展妇女运动需要吸收妇女入党，明确指出：“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因为在宗法社会关系未曾打破的中国，女党员担任妇女运动确有许多便利。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无从着手。”王会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她积极投身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妇女刊物——《妇女声》半月刊的主要负责人及撰稿人之一，她还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半工半读学校——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如果吸收王会悟入党应属于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三，从事实来看，党的一大召开之后的六年时间里，陆续吸收不少女性入党。如前所述，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党员58人中只有缪伯英和刘清扬两名女党员。而党的一大召开以后，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女性党员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至1922年6月即党的二大召开前一个月，党员人数达195人，其中女党员4人；至1923年6月党的三大召开时，党员人数达420人，其中女性党员37人；至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发展到994人，9月时又增至3000人，仅上海的785名党员中就有186名女性党员；至1926年11月，党员总数达18500余人，其中女性党员1992人；至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女性党员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57967人的8.27%，据此推算，女性党员人数应增加到4790余人。

先至于陈独秀为何多次拒绝王会悟入党，其中隐情不得而知。

党的一大召开之后，王会悟没有入党与她“好像信仰基督教”无关。1918年春，20岁的王会悟到美国人在浙江湖州开办的教会学校湖郡女校半工半读，学习英语，被校长发现，让她给牧师夫人们教中文。据有关资料记述：作为教会学校，湖郡女校自然少不了宗教课程，《圣经》是必修内容。学生从一年级开始读有关《圣经》的简易课本，每天在上课之前进行一刻钟的早礼拜，每学期进行一次为期十天或两星期的“培灵会”，由外地请来布道家对学生进行布道，这样学生到毕业时大多成了基督教徒。王会悟以前从未接触过教会式教育，对《圣经》一无所知，对做礼拜更为茫然，刚听讲道、唱赞美诗时觉得非常不习惯，便经常以各种理由避开学《圣经》、做礼拜。给牧师夫人们教习中文后，王会悟的英语水平有了较快提高，同时与牧师接触的机会和时间也多了，牧师们经常给她讲“道理”，讲上帝如何地爱世人，上帝是如何的伟大，信上帝的人将来会上天堂等，要她多听道，多读《圣经》。刚开始，王会悟还假装认真地听、假意地记，时间久了觉得很无聊，能避开则避开，不能避开就敷衍。有一天，牧师又给王会悟讲道，要她领洗礼，讲了很久，牧师见王会悟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忍不住大声问道：“王会悟，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道，你究竟有没有读《圣经》？还想不想领洗礼了？”王会悟性子直爽，脱口而出道：“我不相信上帝，我也不喜欢读《圣经》，更不喜欢做礼拜！”牧师气急地说：“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调皮，你不领洗的话是上不了天堂的，你的灵魂得不到上帝的救赎，将来只能下地狱。”王会悟回敬道：“牧师，我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也不想死，才不要上天堂！”牧师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此后牧师再也不跟王会悟讲道，让她当基督教徒了。191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基督教学校在“学校名称之上不得冠以教会或教会的名目，宗教科目与宗教仪式不得用强迫制，准许非基督教徒学生入学，且应一律待遇”。正是有了这样的规定，王会悟在学校里一直没有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徒，直至离开湖郡女校时，她还是一个“外教人”。可见，王会悟没有信仰基督教，不是基督教徒。因此，王会悟始终没有入党与她教会女校出身及“好像信仰基督教”无关。

王会悟到底因何始终没有入党，还是一个待解的历史之谜。

1993年11月18日，王会悟逝世近一个月时，新华社发表了80余字的电讯：“王会悟同志因病于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6岁。王会悟同志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同志的夫人。她在一大筹建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在家休养。”虽然文字简略，对她一生的贡献概述不全，但毕竟称她为拥有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共同志向的“同志”。的确，尽管不是共产党员，但王会悟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

作者：齐霁，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行堃，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