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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我与杨虎城将军的交往

作者:胡希仲   来源:党史博览  

西安事变前的杨虎城

事变前,上海一席谈

1936年9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自西安到上海,对外界说是“赴沪就医”。当时我在上海治病,住在杨明轩先生家里。杨将军派人来找我,要我到静安寺路于右任先生家中与他见面。见面后,我发觉杨将军情绪很烦躁,精神状态欠佳。他先询问了我的病情,接着劈头就说:“希仲,你送我到美国去吧!中国我是待不下去了。”他的话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回答。还没等我开口,他又叫我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他说:“这里没外人,可以大胆地讲。”我本来在他面前讲话就不拘束,所以就毫无遮掩地放了一阵“炮”。

我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北洋政府不得人心。现在蒋介石比北洋政府还坏,专制独裁,排除异己,我们学校的美国人都说他没有民主。”见他没有任何表示,我继续说:“红军东渡抗日,是全国人都拥护的。蒋介石不抗日,民众只有跟共产党走了。我准备回陕后,即招募家乡子弟到陕北去,加入红军的行列。我已经打听到我的同学习仲勋的消息,准备和他取得联系,请杨将军支持我的行动。”

杨将军听我想组建军队,当即表示支持,并说枪和钱他都愿意给,但要我跟他干,不要去陕北。他说:“要抗日,不一定到陕北去,跟我一样么!”他要我早些回陕,把愿意抗日的朋友都找来,他保证予以接纳和安排。

谈了一阵,杨将军的情绪逐渐好转,滔滔不绝地讲了1个多小时。他严厉批评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排除异己,把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弄得更加一塌糊涂,国债累累,民不聊生。他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尤为愤慨,气愤地说:红军的战斗力很强,消灭红军只是幻想,吃尽苦头的是杂牌军。“人家(指杂牌军)费大气力夺得一城一地后,他(指蒋)就派文职人员来做官当老爷,还美其名曰‘两贤并立’。战争中的损失不但不给补充,甚至连番号也保不住,还指责你剿共不力,要军法从事。”“人家自筹资金买几条枪,他不但不准,还要兴师问罪。人家稍有不满,便说有通共嫌疑,真是岂有此理!”

交谈中,杨将军几次提到我父亲胡景翼,称赞他“首都起义”时的气概。他又谈到1926年抗击刘镇华围攻西安的事,说当时城内弹尽粮绝,他准备死守钟楼,决一死战。他说:“刘镇华围城8个月,我的困难比天大,就是因为有牺牲精神,才坚持到胜利。 现在的敌人虽比刘镇华强大得多,但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他还说,我们也得讲求方式,谨慎从事。面对民族危亡,蒋介石又决心打内战的形势,一定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抛弃前嫌,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

我说我要改变主意了,先不去陕北,跟杨将军一起抗日。他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不会离开我的。”

事变中,受命渭北行

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在上海同时接到杨将军和杨明轩先生的电报,要我和李子健速回西安。 我俩即刻起程,一进潼关,就被冯钦哉的部队扣留了。幸亏下级官兵不认识我们,我俩就花钱买通看守,连夜逃脱。赶到蒲城,找到杨将军的弟弟杨茂三,要他送我们回西安。

途经富平县时,听说红军已经南下,而富平、临潼、闫良一带的地方武装实力人物,聚集在金城堡杨介石家开会,企图抗击红军。富平县的地方民团约有3000多人,零散武装也不少。他们若在坏人煽动下与红军发生冲突,就会影响张、杨二将军的大局。我和李子健商议,决定赶往金城堡去做劝说工作。

我们到了杨介石家,见客厅里已挤满了人,我二叔胡景瑷也在其中。富平西乡的头面人物严子格正在叫嚷,说红军是“蓄意犯境”,主张要打红军。张明轩等人随声附和,议论纷纷。

我们与众人见过面之后,立即解释说,现在是张、杨、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红军南下是支援张、杨两将军,防止中央军进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不要影响杨将军的部署。

客厅里顿时平静了下来。人们面面相觑。我把二叔拉到一旁,向他说明红军实行改编后要东渡抗日,在本地并不久住,让他不要听信周公甫(民团团总)那伙人的话,而要支持红军。二叔听后,起身不辞而别。他一走,对全场影响很大。严子格见状也不做声了。会没有开成 ,对抗红军的喧嚣也平息了下来。

回到西安已是深夜。第二天清早,杨将军派车来接我们吃牛肉。见了面,杨将军表扬我们制止富平民团企图闹事的做法。我问杨将军,红军南下为什么不通知地方?他说,当时考虑地方及团总背地里什么事都可能干,若通知了,他们有准备,反而会造成麻烦,所以不事先告知,准备在事后派人去做解释工作。

杨将军当即说要派我去渭北各县巡视,协调红军与地方的关系,帮助红军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他命人用电话通知了各县,要我翌日就出发。当晚,随周恩来在西安的工作人员刘秉琳来找我,说周恩来副主席派他与我同去渭北工作。刘秉琳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我俩1931年就已相识。

我们到富平县找到县长刘明哉,要他配合工作。他向我们介绍了富平地方武装的情况和头面人物的态度,并说明他对这些人毫无约束力。我随即逐一登门拜访这些人,说明杨将军的意图,劝他们支持红军在渭北进行改编。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耀县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各县做好接待红军的工作。方仲如主持大会 ,杨明轩、杨晓初和我都讲了话。会后我刚回到富平县,刘明哉就赶来报告,说中央军樊崧甫部快开进县城了。我立即赶回庄里,派人去给驻耀县的许权中部送信。数小时后,许部孟慎言营跑步赶到。樊崧甫派人前来交涉,说觅子镇和庄里镇是他们的防地,威逼孟营撤走, 否则武力解决。我们不让步,但力量薄弱,打起来恐守不住,于是迅速派人去皇甫给红军送信。贺龙闻报,当即率红二方面军主力南下。贺龙、关向应、朱瑞、甘泗淇驻庄里,前敌总部任弼时驻雷村。对峙局面形成。蒋军派代表来谈判,要求进驻庄里。红军态度强硬,他们也就缩了回去。

红军改编的问题正在谈判。改编前,国民政府不给供应军粮,因此,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就是最突出的问题。贺龙等红军领导人找我商量,让我出面向地方富户和粮商们“借”。我和二叔商量后,先由我家拿出存粮百石送给红军。然后登门拜访借粮对象,逐家逐户做工作 。又宴请这些人,耐心说明为红军筹粮就是抗日爱国行动。经过半个月的工作,筹粮千石以上,红军改编前所需的粮食解决了。

杨将军得知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后,非常高兴,让杨明轩写信来表扬我们,要我们继续帮助红军做好地方工作。

后来,我到泾阳、三原去了解情况,准备回西安向杨将军汇报。这时传来了杨将军被蒋介石 “撤职留任”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沮丧,又折回到庄里,想听听贺龙老总对时局发展的看法。贺老总建议我参加红军,召集地方爱国青年,组建起一支“富平师”,枪和干部由红军帮助解决,并指派朱瑞具体帮我。

正在我们为组建部队忙碌的时候,接杨明轩先生来信,说蒋介石逼迫杨将军出国“考察”, 杨将军要我和杨明轩随他同去。贺老总看过信之后说,杨将军要你同行,说明他需要你照顾。组建部队的事可以暂且搁置,等回来后再说。贺老总还叮嘱我要去一下苏联,了解一下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见解,并让朱瑞给苏联友人写了一封信交我带上。并要我回国后一定再来找他。

这样,我便告别红二方面军诸位领导人,回西安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事变后,随同去旅欧

1937年5月27日,我和杨明轩陪同杨将军夫妇由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去上海。周恩来 、邓宝珊先生同机去上海为杨将军送行。到上海机场后,周恩来一行先下飞机离开,没有和杨将军再接触。

杨将军夫妇在上海住了1个月时间,与各方人士相见,与老部属话别。代表普通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陕甘两省旅沪的大学生代表等,几次为杨将军举行欢送会。6月29日,杨将军一行乘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去美国。我和杨明轩没有去,与杨将军约好在巴黎相见。

送走杨将军后,我们乘意大利客轮去欧洲。船行到印度洋上,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 船上的中国乘客举行了抗议日本侵略的大会。贺衷寒及一伙年轻特务奉派去德国进修,也在这条船上。贺衷寒在会上讲话,鼓吹“只有拥护蒋委员长才能救国”。杨明轩当即站起来发言,大谈全民抗战,强调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参战。大家听出来是驳斥贺衷寒的。

船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城靠岸,我们经瑞士到达巴黎。8月11日,杨将军由伦敦到达巴黎,我们同几家旅法华侨团体的代表及留学生100多人到巴黎北站迎接。

杨将军在巴黎前后住了约40天时间。其间,他与华侨团体的代表、《巴黎晚报》《校园时报》(华侨主办)的记者分别举行座谈会,还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向法国人民作了广播讲演,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8月28日,杨将军去德国柏林参观游览。这里是希特勒纳粹党的天下,杨将军不能公开谈抗日, 也没有和官方接触,只是与进步留学生和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联合会举行了3次秘密座谈。另外,杨将军游览了柏林附近的名胜,参观了一项水利航运工程,还去德国南部一处温泉胜地看望了在那里休养的孔祥熙。

一天,我在《留德学报》上看到蒋纬国登了一条广告,号召留学生随他去打靶,名曰“练武救国”,实则笼络留学生。蒋纬国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向文弱,从不尚武。在德留学,希特勒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才给了他一个少尉军衔。征得杨将军同意,我也请了一帮人去打靶。 蒋纬国打靶是凑份子,各人花自己的钱。我请人打靶,一切费用全部由我包揽。消息见报后,留学生们对蒋纬国莫不嗤之以鼻,对他的所谓“练武救国”也不以为是。

结束了在柏林的活动,杨将军转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参观了斯科达兵工厂和坦克制造厂,观看了轻、重型坦克表演。杨将军对捷克的工业发达、人民朴实有良好的印象。9月14日离开捷克,经德国南部到日内瓦。杨将军与在这里开会的中国公使见了面,一起游览、聚餐。9月17日返回巴黎。

杨将军虽身在国外,心中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抗战局势。他几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宋子文、蒋介石的复电均要他继续考察,这使将军心中十分烦闷。杨明轩提出去苏联,取道西伯利亚或蒙古回国。大家认为走这条路可以得到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安全方面可靠一些。

杨将军在巴黎的活动,始终得到中共旅法支部的大力支持,去苏联参观的事就由该支部负责人李昆出面联系。结果出人意料,苏联政府不同意给杨将军签证,只准我和杨明轩去苏。后来得知,蒋介石不让杨将军去苏联,害怕将军得到苏联和中共支持,重新组织力量抗战,因而指示驻苏使馆从中阻挠。苏联政府本来就对西安事变有错误看法,因此来了个“顺水推舟”。

我和杨明轩获准去苏,是因为杨明轩带着周恩来写给法共和《人道报》负责人的信件,我也带着朱瑞写给苏联友人的信件。我们到莫斯科后,接待我们的是戈宝权、王明、康生等人。杨明轩向王明转达了于右任先生的信,请屈武回国参加抗战。王明表示同意。

因为心中惦念着杨将军,我们在莫斯科没有久留。在与第三国际负责远东事务的同志进行过交谈,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瞻仰了列宁墓后,就急速返回巴黎。

刚回到巴黎,晋增(即曾毅)来说,在我们去苏期间,李昆陪杨将军去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其时,西班牙政府军正在同弗朗哥叛军交战。杨将军为表示支持西班牙政府反法西斯战争,到前线拥抱了米亚哈将军,蹲在战壕里打了几枪。西班牙人误以为杨将军代表中国政府, 报纸大肆宣传杨将军的讲话。法国的一些报刊甚至说杨将军“倾向莫斯科”,说“中国正在赤化,外交政策上了俄国人的船”等等。

杨将军在欧洲的演讲,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参谋总长何应钦来电指责将军的言论“过激 ”,“给政府的外交制造了麻烦”。我和杨明轩认为这对杨将军回国很不利,劝他注意言辞 ,将军也有所意识。只是李昆他们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味宣传杨将军的言论。

回国后,一别成永诀

后来,围绕回国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大多数人认为,可靠人士如孙蔚如等,无一来电提到回国之事,国内情况不明,杨将军的安全没有保障,主张暂时不要急于返国。特别是宋子文在电报中说“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的话值得怀疑,恐有阴谋。但李昆却极力主张杨 将军早些回国。他认为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一定会起用杨将军,宋子文的电报必定是蒋介石的意思。李昆是中共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在留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的话很有蛊惑力。杨将军曾对我说李昆是代表共产党的,要尊重他。

双方争论不下,我又找杨将军单独谈。我说:“你曾主张杀蒋,他能叫你安宁吗?张学良与他有特殊关系,至今未获自由,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但杨将军急于回国,显得不耐烦。 他时而沉默不语,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激昂陈辞,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他说,西安捉蒋时早已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我们与蒋斗,只是逼他抗日。他现在已经抗日了,我们若不赴沙场而安居海外,就会遭人耻笑,蒋介石也会因此诬蔑我们贪生怕死。所以我们应当回去,使任何人无话可说。杨将军痛切地说:“只要抗日,哪怕当他的马骑我都干!”

杨将军报效祖国的赤诚令人感动,但我仍为他的安全担心,进一步劝他:“问题是蒋介石容不容你。如果人家连个马骑都不给你怎么办?”将军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我把事情看得太悲观,对西安事变估计不足。他相信宋子文,对宋的电报毫不怀疑。

我说服不了杨将军,便想去说服李昆。李昆如能改变态度,杨将军就有可能同意暂缓回国。 我找到李昆一起出去吃饭,耐心说明在杨将军回国安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不宜立即回去,希望他对国内情况做些了解后再作决定。李昆不仅不听我的建议,还以批评的口气说:“杨将军回国对党和进步力量是有利的,你是将军的晚辈,更不应惹他生气,不要阻挡他回国的主意。”

回国在即,我还想最后再劝杨将军改变主意。将军还没有起床,我便闯进他的房间。我讲得很激动,他却说:“已经决定的事情不好再改动了。”还批评我对李昆的看法不全面。我大声说:“你即使回到中国也回不到陕西。”杨明轩闻声赶来,劝我冷静,把我拉到他的房里。

1937年10月28日,杨将军和随行人员及10多位留学生一同离开巴黎去马赛。29日从马赛乘法轮“哲波利”号回国。

在船上,我一直没去杨将军的房间。一天,他派人来叫我去。看到我后,他长叹一声,说:“还生我的气吗?连你都不拥护我了,还回国干啥?”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你送我去美国好不好?” 我一听要去美国,立刻高兴起来。但这时船已快到香港了,杨将军只好说到香港再作商量吧。

11月26日凌晨,船到香港。一靠码头,便有戴笠派来的特务蒋国光上船来“迎接”,而岸上却没有任何欢迎的人。他们把杨将军安排到九龙半岛酒店住下,其他人员则住在别处。别人去拜访杨将军,周围监视的人都要查问。当我再去酒店看望杨将军时,他神情忧郁,握着我的手竟然说不出话来。我心中难过至极,却无话可说,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1938年元旦过后,听到杨将军被扣的消息,我心中愤怒难平。香港一别,竟成了我与杨将军的最后诀别。我怀着无法挽回的悔恨,从西安去了延安。

(口述/胡希仲 整理/冀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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