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物质丰富了，但是贫富差距很大。按照过去那一套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穷人奋斗十辈子也撵不上富人，于是出现了一堆“佛系青年”和“躺平心态”。

在农村，一些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甚至形成了“吃上低保有本事”、“要懒懒到底，政府来兜底”、“要懒不懒，政府不管”的不良风气。

但是，我们看看60年前社会主义的大寨村，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963年8月，山西昔阳县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这场特大洪涝灾害给大寨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造成山流地冲、房倒窑塌，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

正在县里开会的村支书陈永贵匆匆往村里赶，由于路被冲垮了，五公里的山路七弯八拐，足足走了好几小时。一进村，陈永贵看见村子里面满是红黄泥浆，到处都是倒塌的窑洞。乡亲们见了他都眼泪汪汪，一片哭声。

陈永贵十分着急，问在家的村干部：

“人怎么样啊?”

村干部说：

“人倒是没伤着，你在县里开会，村里的党员们先后撤离了所有的危险家庭，还帮助临生产的孕妇顺利生下孩子。”

陈永贵又问乡亲们：

“牲畜和粮食怎么样啊?”

乡亲们说：

“牲畜也都安全，还抢救了集体数万斤的粮食。但是几十条堤坝被冲毁，近两百亩不见一颗苗，其他苗没冲走的也都歪倒在一片烂泥里，这等于说，全毁了。”

于是，陈永贵来了一点幽默说道：

“那我给大家道喜了。”

大家感到十分诧异，村里受了这么大的灾，永贵书记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来不及反应，趁着地里还是稀的，陈永贵已经组织党员率先下地扶苗去了。房子冲塌了，人们没地方住，陈永贵优先把孕妇和老人安顿到没有被冲毁的农户家里，剩下的灾民都挤在学校和村部临时居住。

第二天，县里打来电话，要为他们拨了一笔医疗费，陈永贵说：

“感谢上级领导的关心，我们心领了。没伤人，更没有死人，要医疗费干什么?”

过了一天，县里又打来了电话，说公社组织了大批席子，给大寨社员们盖临时住所，陈永贵又说：

“感谢上级领导的关心，我们人都住下了。”

第三天，县里又来了电话，省里拨给他们一笔钱，数目还不小，是一千元，那时候的一千元，的确不是个小数目。

陈永贵感到很为难，心想这笔钱到底是接还是不接?接了，这笔钱的确可以为社员做一些暂时性的生活改善，但是相比于受灾损失而言是九牛一毛，起不了根本作用，反而容易滋生“等靠要”的懒汉思维。不接吧，可能得罪上级，更可能得罪村里的社员。不少人认为，没有谁跟钱过不去，上级的钱，不要白不要。

陈永贵感到十分矛盾，心情也开始烦躁起来，耷拉着脑袋，一袋接一袋地抽烟。

于是，他跑去问支委贾进才，他说：

“上级给的捐助要好还是不要好?”

贾进才自小和陈永贵一起长大，他了解他的风格，陈永贵这样问，就已经有主意在胸了，于是顺着他的话说：

“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果然，陈永贵立马接上话：

“你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但是，群众意见大也不行，他煞费脑筋，连夜思考出了不要外援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自力更生”。陈永贵认为“自力更生”有十大好处：

一是，国家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来，还很困难，不向国家伸手要，就等于支援国家;

二是，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显示出了集体的力量，能够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使大家更爱集体;

三是，自力更生可以激发大家奋发图强，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对个人有利;

四是，可以证明集体经济是铁打的江山，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五是，对锻炼干部有利，让干部多动脑筋，多想办法;

六是，可以带动兄弟队也克服困难，有利于开展革命竞赛;

七是，能培养社员战胜灾害的勇气和本领，对今后战胜灾害有利;

八是，国家可以腾出钱和粮支援其他灾区，能促进全公社的团结;

九是，对培养接班人有利，等他们长大了，也能学先辈一样;

十是，自力更生对促进大寨大队继续革命有利。

第二天，召开社员大会，陈永贵在会上认真地讲了党支部的观点，他说：

“地冲毁了，家也塌了，庄稼倒了，我们只要有人，家塌了我们会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颗一颗也能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啊，什么事情也能办，我们有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萝头，那么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

超常的灾情，超常的气魄，超常的劳动。白天人们一早就下地，女人们和小孩儿一株一株地扶苗，补苗;男人们砌田坎，补地边;夜晚煤气灯照着村子一片明亮，建房工地上一片忙碌，这叫做“日战大寨田，夜建新农村。”

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全村老少爷们齐心协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短短两年时间就恢复了所有耕地，不到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

当第一批楼房盖好时，陈永贵高兴地围着新房转了好几圈，高兴地说：

“过去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装上电灯，装上电话，不就成了嘛!”

为此，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

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配发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重要社论。

1964年3月，毛主席出京巡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毛主席很高兴，说大寨是一面旗帜。

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专门邀请陈永贵到人民大会堂吃饭。有幸得到邀请的，还有中国的火箭和导弹专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宴会开始，毛主席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请客人们抽烟、吃糖。毛主席高兴地说：

“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

主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气氛也轻松起来!毛主席还不停给坐在身旁的知青夹菜，亲切地说：

“你们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

毛主席对王进喜说：

“石油工人们一起奋斗搞出一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

整个晚宴大家聊得很开心，这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小时。可以想象，当时在场的劳模能够和人民领袖毛主席在一起亲切交流，那比吃东西不住要重要多少倍!散席前毛主席还给在座的几位一人一个苹果，并一一握手告别。

历史，总是一定条件下的呈现。当时，我国正面临着被封锁、被孤立的国际形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毛主席深刻地认识到：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但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我们要学习大庆的王进喜，大寨的陈永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今天，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是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但是毛主席说“坏事可以变好事”，越是困难，越要奋斗。此时，我们似乎可以理解60年前陈永贵的那句话“那我给大家道喜了”的真正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