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在纪念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这是对这位伟人在世界上的重大贡献的公正评价。那么，如何认识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呢?纵览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其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践都非常丰富，本文拟从其国际战略思想、对外援助思想实践以及重大的世界影响地位三方面加以阐述，以期能对这样一位伟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实现管中窥豹的效果。
一、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思想
毛泽东一直关注国际形势和国际动态，用广阔的国际视野谋划国际战略，始终如一地谋求世界和平发展。
1.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
在日本侵华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原来世界反革命派阵营中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开始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法西斯势力与反法西斯势力的较量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各国家、民族中的反法西斯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他立足中国国情，提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与此同时，毛泽东倡导建立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他指出，“这一时期内，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组织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内，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内部法西斯的袭击。”基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延安组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通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宣言》。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国家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建立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团结了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孤立了法西斯侵略势力，对于最后战胜法西斯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2.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
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先后两次系统阐述“中间地带”理论，第一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1946年8月6日，根据国际政治力量的上述变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 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他指出，美国反动派是世界的反动力量，是战争的力量;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这些国家正受到美国反动派的压迫和控制，从而使中间地带国家与美国反动派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激烈动荡，美苏两国展开激烈的核竞赛，整个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阴云之下。在对华关系上，由于苏联企图控制中国，遭到了中国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中国开始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同时，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安全环境由于受到美苏两国的双重威胁而严重恶化。因此，先前的“中间地带”理论需要进一步调整，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理论，并将它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毛泽东三次谈到“中间地带”理论，指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大洋洲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这种划分既是对原先“中间地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时基本勾勒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框架，从而为后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基础。
3.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毛泽东分析全球风云的演变机理，把握各种矛盾的内在关系，将统一战线理论成功运用于国际舞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理论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世界两极格局的阵营趋于瓦解，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世界格局不可或缺的第三大部分。二是造成当时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发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也引起部分第二世界国家的不满。三是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主力军。“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明确表达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永远不称霸的鲜明立场和主张。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指出：“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三个世界”理论对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起了巨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4.关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党领导人就已经开始考虑新型外交关系。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毛泽东一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应该一律平等。在对外交往中，他既反对傲慢自大，又反对妄自菲薄，要求不骄不躁，不亢不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出发点是，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应当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和睦相处，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内部事务，都由各国自己作主，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并不排斥各国之间相互学习。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当然必须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中印双方签署协定的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公之于世，迅即引起重大国际反响。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印度、缅甸等国领导人时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由于这些主张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并在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无私的对外援助思想和实践
中国对外援助是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在人类进步事业中的伟大实践。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的对外援助思想和实践，树立了中国对外的光辉形象，履行了国际救助义务，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1.支援朝鲜。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妄图遏制以至扼杀新中国。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加紧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毛泽东不畏强暴，采取后发制人策略，中国政府三次警告美国不要玩火，中国人民不会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如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但美国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决心，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轰炸我国东北，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对于是否参战问题，是否敢于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直接进行武装对抗，这对刚刚成立不久、国内仍然困难重重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我们要做好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样的准备。但他坚定地指出：“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中朝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维护了世界和平。
抗美援朝
2.支援越南。新中国成立时，越南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凭借军事技术的优势和美国的帮助，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中越边界，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于是，越南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求援。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条件。我看凡是越南实际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除派军事顾问和战略指导外，更是唯一向越南无偿大量提供援助的国家，从枪炮子弹到瓷杯毛巾是倾其所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支(挺)，枪弹5785万颗，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颗，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对于援越抗法斗争，毛泽东说：“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向越南提供财经援助等，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销中国军事和政治顾问团的建议，并于次年撤回军事顾问团。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开始对越南南部发动“特种战争”，并通过“北部湾事件”，把战火燃烧到越南北方。对于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给予越南人民坚强的支持，在谴责美国跨过了“战争边缘”的同时，严正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明确向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在援越抗美斗争中，中国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船运等部队总计32 万多人，无偿地为越南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培训大批军政干部，从道义上、物资上、人力上给予越南人民以巨大支援，有4000多名中国战士的鲜血洒在越南土地上，为越南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向越南多次提供援助，没有向越南要过钱、讨过账，没有同越南签订什么不平等的协议或协定，没有在越南建立任何军事基地和驻扎一兵一卒，完全是无代价、无私的。
3.支援巴基斯坦。1965年第二次印巴冲突停火后，巴基斯坦总统派自己的政治顾问法鲁克到北京对中国的支持表示诚挚感谢。访问中，法鲁克代表巴方试探性地提出：希望中国帮助他们沿着当年的丝绸之路，修建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对于巴基斯坦意义重大且紧迫，不仅涉及其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实现克什米尔地区国土安全的重要条件。尽管中方深知在海拔最高、地形复杂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修路的巨大难度，但从密切两国友好往来、冲破超级大国封锁的角度考虑，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给了法鲁克满意的答复：愿意同巴携手修路。1966年3月18日，中巴两国在北京签署《关于修筑中巴公路的协议》。协议规定中巴公路(也称喀喇昆仑公路)以红其拉甫界碑为标志分为东西两段，东段从中国的喀什到红其拉甫，全长420公里，由中国修筑;西段从巴基斯坦的塔科特至红其拉甫，全长616公里，由巴修筑，中国无偿提供全部的筑路机械和设备。巴基斯坦有一支1500人的工兵部队，因为山高路险无法直接到达筑路区域，需要飞到中国的喀什地区再转到界碑旁修路，中国为这支队伍无偿提供3年的燃料、物资和生活用品，并为其配备一个境外医院。当年春天，中巴公路全线开工。经过两年的紧张施工，到1968年，中方修筑的东段公路已全部完工。巴方修筑的西段公路则进展缓慢，仅仅修了25公里。筑路难度远远超出了巴方的施工能力。面对无法战胜的困难，巴基斯坦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中国筑路队进入其境内帮助修路。周恩来了解到继续援建中巴公路至少需要3亿元人民币，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讲出自己的顾虑，毛泽东却没有犹豫：“这是巴基斯坦兄弟需要我们的时候，就给上5个亿吧!”这年6月，中国筑路队踏上奔赴巴基斯坦的征程。到10月，中国筑路员工总数已达万人。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险阻，付出了巨大牺牲，于1971年2月完成中巴公路第一期工程。从1974年6月到1978年5月，中巴公路第二期工程竣工。两期工程共有135名中国筑路队员牺牲在工地上，其中88人长眠于巴基斯坦的土地。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而又顽强延伸的中巴公路，正是两国肝胆相照的信义之交、休戚与共的患难之交的象征，就如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竣工仪式上所说：“中国的现代筑路队帮助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实现了千年的梦想。中巴公路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建设者用汗水、鲜血和生命筑成的友谊之路。”
4.支援阿尔及利亚。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之举，在非洲广为流传。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9月19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中国于9月22日予以承认，成为继一些阿拉伯国家之后的第一个国家。毛泽东高度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8年12月11日，他对阿尔及利亚军备和供应部长说，贵国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能牵制80万法国军队，你们不会失败。当阿尔及利亚朋友感谢中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时，毛泽东连声说，应该如此，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向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朋友表示，法国有4500万人，但不是统一的，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的，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40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毛泽东还坦率地表态，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在阿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期间，中国曾向阿方提供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各类援助。阿临时政府负责人多次感谢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他们表示，“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阿总统布特弗利卡曾明确地说，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要归功于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影响。
5.支援莫桑比克。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莫桑比克、安哥拉等葡属殖民地人民和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分别开展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向非洲朋友表示，我们是兄弟、朋友，受苦受难的人，应该互相帮助。中国政府通过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以及各解放组织驻非洲国家的机构予以各类援助。莫桑比克等国后来获得独立，长期以来一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民族解放的大力支持。非洲的自由战士对毛泽东十分敬仰，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赞颂其为“游击战争的伟大领袖”。
6.支援南非。毛泽东十分关心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早在1954年5月，毛泽东就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表示完全支持南非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中国政府曾积极支持南非两大民族主义组织非国大和泛非大，包括培训军事人员。曼德拉曾表示，他为了开展武装斗争，阅读了毛泽东等人的一些军事著作。他创建的武装斗争组织“民族之矛”，曾向中国派遣了一批指战员，受到了中方友好接待。
中、坦、赞三国工人一起劳动。
7.支援坦、赞。上世纪60年代初，坦桑尼亚、赞比亚为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以及支持南部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非常需要修建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时，向我国正式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他坦诚地说：“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诚挚地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仍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也向我国提出修建坦赞铁路的要求。毛泽东风趣地对他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1800多公里，投资只有1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嘛。”卡翁达总统感动地说：“赞比亚只有帮助非洲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中国的帮助。” 毛泽东当即表示：“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你们。”为援建坦赞铁路，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还有64名工程人员献出了生命。坦赞铁路谱写了三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许多非洲国家得悉中国要援建坦赞铁路，都惊叹中国对非洲无私真诚的援助。
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的财力、物力还非常薄弱，但是仍然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履行了大国的救助义务，体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的斗争中，体现出中国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担当;在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动中，体现出中国无私救助、寻求共同发展的广阔胸襟。
三、崇高的世界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
作为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毛泽东在世界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其思想在世界各地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世界人民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毛泽东与非洲交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非洲人民对他怀有深厚的情谊。毛泽东逝世时，许多国家降半旗志哀一周，一些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人民群众排着几里路长的队伍向中国大使馆走去，在毛泽东遗像前深深地一次一次地鞠躬，致以无限的崇敬和沉痛的哀悼。
非洲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毛泽东。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主席称颂“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对于他的逝世，几内亚总统杜尔悲伤地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失去了现代史上世界革命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马里总统特拉奥雷高度赞扬说：“毛泽东的业绩和制定的原则以及他的政治家品质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尼雷尔总统赞扬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并亲自率领部长们来中国大使馆吊唁，还指令政府降半旗志哀9天。卡翁达总统在给中国的唁电中指出：“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进行无私合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是被压迫者事业的不妥协的旗手。”
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深远。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斗争热火朝天，他们都把中国当作范例，许多国家派人到中国“取经”，学习斗争经验，然后用于本国的实践。在尼泊尔，“毛泽东主义”指导与领导着尼泊尔人民建设自己的家园。尼泊尔共产党奉行缜密的“毛泽东主义”，他们“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经过数十年的卧薪尝胆，最终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尼泊尔民意，结束了国家君主制度，建立了联邦民主共和国。尼泊尔首任总理普拉昌达说：“没有毛泽东主义指导我们，便没有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今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