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是一本深受毛泽东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8年梁漱溟访问延安，毛泽东多次与他交谈。针对梁漱溟的观点，临别之际，毛泽东推荐他阅读《反杜林论》。毛泽东为何作此推荐?

《反杜林论》对毛泽东的影响

1871年后，德国实现统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并逐步崛起，阶级斗争也随之激烈，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逐渐从法国转向德国。德国资产阶级选择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用折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杜林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就撰写过攻击性文章。然而，进入19世纪70年代，杜林突然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抛出一套详尽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杜林的理论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引起很大反响，一个信奉杜林主义的派别很快形成。就连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倍倍尔也受到迷惑。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深刻认识到杜林主义所造成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给恩格斯写信，请他反击杜林主义。紧接着，恩格斯对杜林主义进行了批判，写就了《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捍卫并阐发了唯物主义物质观、反映论和唯物史观的阶级论、道德论、平等观等，为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完整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第二编—政治经济学，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尤其是“暴力决定论”，科学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正确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第三编—社会主义，批判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地位，论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必然性，系统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样一部巨著，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31年，毛泽东在福建漳州读到了《反杜林论》。毛泽东对此书的关注从他和译者吴亮平的交谈中便可以得知。毛泽东称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并经常与吴亮平讨论《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长征时，毛泽东即使在担架上也要阅读《反杜林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出巡视时也要带上此书。毛泽东不仅自己精通《反杜林论》，而且将其印成多册大字本推荐给党内的干部。毛泽东还曾在自己的著作《矛盾论》中大段引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12节“辩证法。量和质”的原文。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谈、交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在广东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依靠李济深。据梁漱溟回忆：“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1]梁漱溟搞乡村建设，依靠的是军阀，而不是人民。“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2]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改良主义自身的软弱性依附性，是梁漱溟三次乡村建设失败的重要原因。

1937年，日寇全面侵略中国。8月17日，国民党邀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梁漱溟回忆：“当时会议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3]参议会上的冷落让梁漱溟感到寒心，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态度让他感到失望。他对抗日前景困惑不已，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为此，梁漱溟前往延安，希望从中国共产党这里找到答案。

在延安，梁漱溟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梁说，他对当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4]对于毛泽东关于抗日前景的回答，梁漱溟心悦诚服。

但是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出现了争论。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5]接着，梁漱溟指出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的解决方式：“然则中国问题在哪里?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6]“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7]梁漱溟认为：“今日中国社会需要整理改造，而不是阶级革命;农民地位需要增进，而不是翻身。”[8]熟读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有着精准认识的毛泽东，自然不认同梁漱溟的看法。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暴力作为新社会的助产婆，是不可或缺的。

这次争论可看作二人的第一次交锋，当时的首要问题是抗日，两人的争论并不急于得出结论。据梁漱溟回忆：“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9]实际上，毛泽东清楚地把握了两人争论的焦点和梁漱溟思想错误的根源所在。他非常高明地选择了用荐书这一方式，委婉点出梁漱溟的错误所在以及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临别时，毛泽东给梁漱溟特别推荐了《反杜林论》，他对梁漱溟说的话，也全部在这本书中。

毛泽东的暗示与梁漱溟的启发

“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0]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最想对梁漱溟说的话。梁漱溟与杜林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并不是要打碎旧世界，而是要通过妥协、调和来修补旧世界。毛泽东与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不同认识的根源即在于此。

梁漱溟的思想观点与实践活动来自其阶级地位以及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他的“伦理本位”实际上是文化决定论。但1938年的梁漱溟是不自知的。毛泽东推荐《反杜林论》，实际上是想委婉地告诉梁漱溟，他与杜林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是改良主义，却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正如梁漱溟所说的：“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为革命。”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梁漱溟是坚决反对暴力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11]毛泽东荐书，就是想让梁漱溟认识到暴力的积极意义。缴枪只能更方便敌人的屠戮，而勇于抗争才能建立新世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既开辟了道路，又碾碎了错误观点。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梁漱溟也开始进行自我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写了《何以我终于归落改良主义》一文。在文中，他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12]

毛泽东让梁漱溟读《反杜林论》，是想让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但梁漱溟当时并没有读懂《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庆幸的是，晚年的梁漱溟对毛泽东有了一些理解：“人们常说我良心上如此，本着良心来的。可这是世俗的，常常因时因地，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空间的人，他们都有所谓的良心，这良心浅得很，是同时、同地，实际上是个风俗习惯，一般的社会，通常这样为对。但这对，不一定真对，有独到的人、独到见解的人，不这样走，要革命的。他有良知的，超过世俗，所以旁人见到他，他是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为社会开出新道路，比如毛泽东就是这样。毛就是这样的人，列宁都是这样。他从里面发出来，本着本心，不随世俗走，要革命，真革命的人，就是这样。真革命是本着良心来，真是有劲头的，所以能创新局面。这种人物当然了不起，世俗认为‘是’，他认为‘非’，不能跟流俗走，这样才能开出新局面。”[13]

注释：

[1][2]梁漱溟：《自述五种》，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03页，第105页。

[3]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

[4][12]汪东林编：《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第9页。

[5][6][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1页，第21页，第291页。

[7]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 答乡村建设批判》，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7页。

[9]汪东林：《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10][1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第195页。

[13]梁漱溟口述，白吉庵撰著：《梁漱溟访谈录》，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