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一次集中读书的时间是1959年12月10日起，到1960年2月9日结束，历时两个月。主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此后毛泽东再没有组织过这样的读书活动，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空前绝后”的一次读书活动，因此，十分特殊。

“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组织那样一次读书活动？又为什么专门读那本书？这还要从1958年说起。这一年的11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写给中央、省、地、县领导同志的信中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见，“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毛泽东建议大家读上述三本书的基本打算。上述三本书是有联系的。三本书的内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而毛泽东个人读书和号召大家读书的打算，也是有系统的。前两本，毛泽东从1958年到1959年秋已经多次认真研读过。到1959年冬季，他开始按自己的打算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这次，毛泽东的举措很大，他不再是一个人研读，而是带上一些人和他一起研读。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因为他对这本书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本书中包含了许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时更包含许多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接受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汲取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给中央、省、地、县领导干部写那封信的地点是在郑州。当时正在开郑州会议，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中已经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出现这些错误，主要在于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当时党内高层确实有人提出了过“左”的思想。所以毛泽东在那封信中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但毛泽东没有追究某个人责任的意思。他认为最主要是全党都在前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增长知识和经验，使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所以他要找许多人来和他一起读这本书。毛泽东组织这次读书，目的还是为了指导实践。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经摆在全党面前了，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党共同努力，而前提是对出现的问题，思想上都要有正确认识。毛泽东在考虑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光是自己急于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一看苏联的经验，也希望党内高层都和他一样，动一动脑子，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不仅是自己，全党都要“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毛泽东组织这次读书的根本目的。

毛泽东亲自挑选几个人和他一起读书

需要哪些人和自己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也是有所考虑的。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特别是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工作更是紧张。要把中央领导人都召集到一起读两个月的书，是不现实的。因此，毛泽东考虑，可以把党内从事理论工作的高级干部集中到一起，和他一起读书。因为这些人理论认识水平很高，又是党内的“文胆”，中央许多重要文件、重大决策的决议案，是由他们起草的，他们的理论认识也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有重要影响。他们在理论认识上清醒了，是全党思想清醒的关键一步，对全党有重大影响。而且这些人有的就是在中央高层决策同志身边工作的。另一个考虑是：这些人思想水平较高，和他们一起读书，自己和他们可以共同研究、讨论，互相启发，便于自己对这本书内容进行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

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选定的和他一起读书的人主要是：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陈伯达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秘书，同时也担任党内高级领导职务，负责全党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胡绳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高级干部，是《红旗》杂志的领导人。邓力群当时也是《红旗》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他也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田家英则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秘书，同时兼任中央办公厅领导工作。在毛泽东读书期间，刘少奇、胡乔木、陶铸等陆续阶段地参加了读书活动。可见，毛泽东选择的这几个同志去和他一起读书，既有毛泽东想和这些理论思想水平较高的同志共同研究这部书的打算，也有让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和他一起从思想理论上提高一步的打算。

对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和他一起读书，要多说几句。本来，陈伯达在“大跃进”中是提出了错误观点的，并且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他。胡绳在后来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在郑州写给中央、省、地、县领导干部的信中曾提到“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恐怕就是指的陈伯达。因为陈伯达在1958年“大跃进”中主张废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全部立即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但这时候，毛主席还是把他找来一起读书。毛泽东叫陈伯达一起读书，既有让他和大家一起获得正确认识的目的，也表明，毛泽东并没有把“大跃进”的错误归于某个人的意思。

中央领导参加和毛泽东一起读书，是临时性和阶段性的，一直和毛泽东一起读这本书到底的，还是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四个人。毛泽东要求这几个人把手中工作暂时放下，和他一起到杭州去，任务就是专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读书先是在杭州，后来中央到上海开会，和毛泽东一起读书的人也参加了，他们仍然没有中断读书活动，在停在上海火车站的专列上仍然读书。后来毛泽东去了广州，参加和毛泽东一起读书的人跟着毛泽东去了，在那里继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到此，读书活动结束。

十分特殊的读书形式

毛泽东安排这次集体读书活动，形式也很特殊——指定读书的部分，上午每个人自己读书，下午集中到一起读书。集中读书时，安排一个人朗读，然后共同讨论。对于毛泽东安排的这个读书形式，当年跟随毛泽东一起读书的邓力群，在他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写的后记中，有一个详细的回忆：

这一年（即1959年）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应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与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一起读书。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边，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当年参加和毛泽东一起读书的胡绳也在晚年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了和毛泽东一起读书的情况：

那时真是一章一节地读，大家坐在一起，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由田家英读，有时也由我来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主席发议论，但是他要求大家都要讲讲话。一般读得不多，每天大概读十几页。我有日记，记得很简单，不记什么实质内容，但是也可以看出一点读书的情况来。12月10日第一天读书我就记：傍晚主席召集，开始读经济学，只读了6页。11日这天读得长了，4点钟开始，一直读到8点半吃饭。一般我们读完了，毛主席准备简单的饭，大家在那里吃饭。12月30日有雨，仍旧上山，6点钟起读书，读到10点钟，读了4个钟头，共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一般读书都是从下午4点钟读到8点钟，8点多钟吃饭。当然我们都很愿意听毛主席在读书时发表意见，而且都很愿意想法把它记下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毛主席在跟人谈话时，非常不高兴人家当面记他的话。如果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他谈话，大家都埋头记，那非给他骂不可。有过这样的时候，他说怎么你们都不跟我谈话，都在记我的讲话。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邓力群坐在边上一个人记，我们大家读，当然主要是毛主席讲，有时我们也插点话。所以力群同志记了很多，后来他把记录整理成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要点。毛主席的确讲了很多，也不可能全部记下来。

真知灼见寓于读书谈话中

毛泽东在读这部书时，是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讨论中，毛泽东确实是以平等态度和大家共同探讨书中许多重要内容的，是和大家共同提高的，但参加和毛泽东读书的人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以及毛泽东主要是结合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讨论书中内容的考虑，都自觉自愿让出时间，让毛泽东充分发言，他们自己的发言自然就不如毛泽东多了。实际上，讨论中，也是毛泽东讲得多。毛泽东在读书的谈话中，不仅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看法和议论，而且有许多远见卓识。这些构成了他晚年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要思想内容。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时的谈话，后来由参加那次读书活动并且担任记录工作的邓力群同志整理成《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共分上、下两册），使毛泽东当年谈话得以保留下来。

毛泽东读书谈话内容相当丰富，并且都是他一段时间来思考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真知灼见。由于毛泽东谈话内容较多，这里只能略提一二。

社会主义建设要经过实验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这样一个思想：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都不是凭借主观愿望而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夺取革命胜利要经过包括失败的实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要经过包括失败在内的实验。“大跃进”中是出现了许多问题，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总体上看，它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初步实验。它是“急性病”的产物，但也是为了突破苏联模式而展开的。毛泽东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一定成绩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的只有苏联一个国家。东欧各国也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所以重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完全应该，但是对苏联的经验也要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正是从这个主导思想出发，毛泽东在读书时发表谈话，经常说，苏联这点是对的，这点不大对，这点是错误的。苏联不重视农业，所以农业没搞好；苏联轻工业、消费品工业没搞好，这是很大的缺点，是不对的。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教科书》，特别注意联系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实践，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验。他当时不断地考虑研究已经得到的经验，探索一些问题，目的是通过认真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这场大实验中取得成功经验。他说，我们过去打仗也是在经历过许多失败后，才逐步掌握战争规律，最后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一定会经历许多挫折，积累经验，才能最后掌握规律，取得成功。

读书中的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要有创新精神

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有创新精神。他说，我们固然一定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必须有新的创造。“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现在我们是要学习苏联的经验，但学习苏联不是照抄照搬，要创造新的东西。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毛泽东在读书谈话中认为，我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新的创造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要充分了解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才能做出新的创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能找出客观规律。人们认识规律是不容易的。“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读书谈话中提到，人认识客观规律也是不容易的，“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在读书活动之前的几年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深深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不成熟，还在发展中。正在读的苏联这本教科书不算成熟。这种不成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他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

重视特殊规律

毛泽东在这次读书活动中特别提到要重视特殊规律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个别社会、个别时代，包括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特殊规律，我们要研究这些特殊规律。他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绝对真理包含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重视量变

特别有价值的是，毛泽东在这次读书谈话中提到了量变和事物稳定性的意义。他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我们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打垮蒋介石”这个质变，是通过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即经过多次的部分质变来最后实现的。“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候，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稳定性十分重要。一方面，事物要发展，要变革，但又要保持其质的稳定性。人类要发展，要变化，因此，人类总是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比一代长得好看，但人在发展中还是要有质的稳定性的，如果人在变革中不能保持质的稳定性，变成了别的什么，就不叫人了。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发展，也要变革，但要保持其稳定性，否则就不叫社会主义了。

研究经济问题要具体

毛泽东这次读书，主要是想解决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思想问题，但他不是找那些空洞的理论，而是特别强调具体的研究经济问题。他认为，我们研究经济问题，也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毛泽东评论他们读的那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这本教科书，就不具体，它总是从概念、规律、原则出发，进行演绎。这本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毛泽东还指出，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他说，“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当然，毛泽东也认为，现在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注意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

毛泽东在读书谈话中提到了一个新观点：注意社会主义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个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毛泽东特别指出，“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当然，毛泽东这次读书时的谈话不止上述内容，而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仅仅举出上面一些，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读书时是认真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是带着问题读的，是学以致用的。这种态度值得我们今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