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指出：“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正因为取得了以上这些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毛泽东的晚年是他一生中外事活动最为繁忙的时期。毛泽东的警卫队队长陈长江回忆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
蓬皮杜：毛泽东使世界改变了面貌
自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后，总统戴高乐一直希望访问北京，“会一会已成为神话的毛泽东”，“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因1970年11月猝然辞世而未能如愿。1973年9月，曾让戴高乐生前期盼的、也让时任法国总统的蓬皮杜激动不已的时刻终于来临。应中国政府之邀，蓬皮杜总统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成为西欧国家中第一位访华的在任国家元首。
上世纪70年代是新中国外交取得大发展的时期。每次重要的外事活动，周恩来都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有时面谈，有时写信写报告。以尼克松1972年2月来访为例。《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6》（以下简称《年谱》）有这样一条注释：“周恩来 1972 年3月初在一次传达尼克松访华及宣传报道问题的会上说: 基辛格在上海吹风会上说，尽管尼克松见毛主席只一次，但是尼克松跟中国总理会谈，中国总理每一个步骤都向毛主席报告了，所以等于毛主席亲自参与了这个会谈。他说的是合乎事实的。”（《年谱》第428页）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本日晨六时报送的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情况的报告和接待蓬皮杜访华情况简报。周恩来报告说: 蓬皮杜访华主要是想在国内巩固他的地位，认为最大的荣誉就是主席见他。（《年谱》第497-498页）
9月12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蓬皮杜。毛泽东对蓬皮杜访华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说，他有机会同毛泽东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是毛泽东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传达了戴高乐生前一直希望与毛泽东会见的愿望。对毛泽东景仰已久的蓬皮杜不仅对毛泽东讲了许多敬慕的话，还将一幅艺术壁毯赠与毛主席。当蓬皮杜说你很了解中国人民时，毛泽东说：了解一些，不完全了解。我年纪大了，搞了一些官僚主义。打了二十几年仗了，把精力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我是小学教员，形势把我逼去打仗。后头还跟美国人在朝鲜打了一仗。中国人打游击战争可以。毛主席还在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毛泽东与蓬皮杜正在交谈。
蓬皮杜此时已身患癌症，第二年4月在巴黎去世。1998年3月，蓬皮杜夫人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蓬皮杜访华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为此，他感到很荣幸，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会见这位世界伟人。”
蓬皮杜访华回到巴黎后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赞扬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把中法之间的关系称为“友谊的长征”。
蓬皮杜访华期间，中法双方决定签订海运协定，并加强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双方商定的辽阳化工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高达12亿法郎。这些项目后来都得到顺利执行。
惠特拉姆:毛泽东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2014年10月21日，被澳大利亚各界尊为“澳中建交之父”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逝世，享年98岁。在惠特拉姆的众多政治遗产中，与中国建交无疑影响最为持久深远。
1972年底，在当选总理数周后，惠特拉姆便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3年10月，惠特拉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访华期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会见了惠特拉姆。此后他又访问过中国10次。
但对他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1973年11月2日与毛泽东的会见。2002年6月，在纪念中澳建交30周年时，惠特拉姆应邀参加了一次记者会。当有记者提问他对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有何印象时，惠特拉姆说：“他是一个博学而且有趣的人”，并向记者讲述了一段他们交往中的小故事。在那次与毛泽东的会面中不经意谈到了达尔文，毛泽东就询问在澳大利亚是否有个达尔文港，惠特拉姆表示不知道。回国后，经过一番调查后才发现，原来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世界上声名赫赫，所以虽然达尔文只是到达了悉尼港及其内陆的一些地方，但仍然有一个港口被命名为达尔文港，以此作为纪念。后来惠特拉姆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来解释关于港口的问题。这件事使他对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以及对世界各地政治经济的了解表示钦佩。
197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
在1973年11月2日那次会见时，毛泽东已经重病缠身。会见一开始，毛泽东就告诉惠特拉姆等客人：“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听到一向自信的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当时在现场的人吃惊不小。
但惠特拉姆看到毛泽东精神状态不错，握手也有力，不由得赞赏说：“使人感到你不到80岁……”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很快，宾主双方在欢快的笑声中切入正题。
毛泽东的敏捷思维、广闻博识和侃侃而谈，给惠特拉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可以从惠特拉姆后来写的《毛泽东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中了解到：
毛具有所有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气派。
毛从不感到无话可谈，他似乎与我的兴致一样高。
我们的谈话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让他感到开心。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可以得到一种刺激显然让他感到开心，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明晰。
毛泽东的存在和人格，似乎已经永远铭刻在他的人民和精神之中。
惠特拉姆用这样一段话归纳了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我本人的看法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他是当代和古往今来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一切证据表明，他不仅为他的人民所钦佩和追随，而且真正为他们所爱戴。马克思主义是他压倒一切的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指导。毛泽东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历史，是2O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顺便补充一下。这次会见在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毛泽东坦率地告诉惠特拉姆：我做的事很小。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作 “潜在力量”，发展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啊！（《年谱》 第502页、503页）
但这些话并没有影响惠特拉姆对毛泽东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由此可见，惠特拉姆不愧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
希思：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
在英国政要中，希思算得上是新中国发展的见证人。在他1970年至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中国和英国于1972年3月13日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他一直为自己在推进英中两国关系发展上发挥的作用而感到自豪。
晚年的时候，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谈起了他亲身经历的中英关系发展的过程。与中国升格外交关系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决定。英国虽然是西方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但从1954年6月17日建交到1972年3月13日之前，一直是低水平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总是采取遏制和围堵的办法，而应当与中国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交往，鼓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当时冷战阴影下，这样的想法还不能贸然提出。担任保守党领袖以后，便开始与政界要人、与欧共体伙伴进行磋商。1970年，保守党获得大选胜利，希思入主唐宁街担任英国首相，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事情排上了英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希思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英国没有理由不与中国全面建交。令希思先生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意见高度一致。我们决定推动英中关系全面发展。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表示赞同。”希思的想法也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不谋而合。在英国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后，日本和德国也相继与中国建交。
自1974年5月首次访华直到他2015年7月去世，希思一共访问了中国26次。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与毛泽东的两次会面。在希思眼里，毛泽东作为中国的开国领袖，统一了一个拥有好几亿人口的中国，并带领中国人民搞经济建设，功不可没。希思曾用外交界很少见的词“激动”来形容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 他说：“当我1974年5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与随行人员。
希思原计划是他以首相的身份于1974年1月访华，这样就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访华的英国首相。但同年2月的英国大选使他推迟了行程，而大选的失利又使他成为了前首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并未改变对他的邀请。于是，希思在下野两个多月后开始了他的访华之行。
1974年5月24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5月20日夜报送的关于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的报告。周恩来说：希思今晚抵京，在京留三天，已多次提出请主席接见。（《年谱》第533页）
希思在这次会见时感到“激动”，可以从见面时开始的对话中看出来。
1974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希思。一见面相互问好后， 希思对毛泽东说：“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然后又说：“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想不到接下来毛泽东问周恩来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恩来答道：“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泽东说：“我看还是要有。” 周恩来立刻回答：“走的时候加。” 担任记录的王海容说：“不怕得罪威尔逊（即时任首相---引者注）啊？ ”毛泽东说：“不怕！”然后面向希思：“我是投你的票的！”
一位前首相能够得到同在任首相一样的待遇，能不感到激动吗？希思听到后高兴地笑起来，并不住地点头，会谈从一开始就洋溢着十分友好的气氛。
毛泽东与希思相谈甚欢。
这个细节除了说明毛泽东对那些有功于两国友好的国际上的“老朋友”的重视外，还显露了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期待：希望欧洲能够早日团结起来，成为世界格局中有分量的一极。这将有助于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改善。希思在执政期间推动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这不但被英国朝野认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也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因此，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希思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在1975年8月的第二次访华中，希思先到了西部，然后到了南方，最后是东海岸。8月21日，毛泽东再次会见了希思。希思同毛泽东谈及两次访华期间中国经济形势的改善、社会状况的进步。毛泽东感慨地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只是时间太少。毛泽东还说：“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你一定不要全相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我们有了进步，但是事实是，中国现在还很穷，中国取得良好的进展需要三十、四十、五十年，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参见《年谱》第609页）
在希思的回忆录中，有大量的内容记录了他与毛泽东会见，展现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从我同他进行的两次长谈中，我感到他对中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和与我进行讨论或谈判的许多世界性人物不同，他的看法极为明确，表达看法也直截了当。
他从不生硬地顶回我提出的问题，也不回避任何问题。如果我问他一个不想谈及的问题，他就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不想谈。当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发生分歧时，他就说，现在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进去。关于我们讨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世界事物的各个方面以及同我们两国中的一国有关的问题---我觉得他都表达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与同事们磋商之后产生的看法。我感到，他们是成夜成夜地坐在桌边，把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辩论清楚。
不仅如此，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那种领导人同外宾会谈记录拿来传阅的制度，是我在各地遇到过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每个人都充分了解到最新情况。对于中国国内问题，毛泽东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20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
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
希思在2005年7月17日逝世后，赢得众多英国政要的高度赞扬，连他的头号政敌撒切尔夫人都说：他是真正的“政治巨人”。
施密特：毛泽东是一位超凡智慧的杰出政治家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是中德关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曾十几次访问中国。他是首位来华访问的联邦德国（即西德）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联邦德国总理。
1969年10月，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国防部长。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在西德政坛引发震动。此时正值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两极格局，由于中美的走近而面临历史性改变，同样感受到苏联威胁的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积极寻求与中国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施密特力促时任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与中国建交。1972年10月，中国与西德建交。施密特后来在谈到他对中国的关注时说道：“毛泽东使历经战乱从而备受削弱的中国，重新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并且扮演起地缘政治的角色。”
1975年10月，接替勃兰特出任总理一年多的施密特访华。这位后来被“比中国人还爱中国”的德国人，对当时北京的印象是：“大街上有无法想象的巨大人流，他们近乎完全相同的穿着，上下班高峰时成千上万辆自行车，还有街旁一行行的白杨和梧桐，居民楼阳台上数不清的花盆，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幅生气勃勃和亲切舒适的景象。”
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施密特。
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邓小平、王殊在座。施密特说：西欧和北美的共同防务努力，足以使任何想对我们发动进攻、施加压力或施行侵略政策的人都感到那样做太冒险了。毛泽东说：好，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会发生变化。如果你们十年不联合，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联合成一个共同体，会要吃亏。要靠欧洲自己为主。（《年谱》第618页）
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副衰老的面孔”，因此感到“这次会见开始似乎纯粹是一次礼貌的姿态，毛泽东看起来根本不可能进行一次谈话。”“然而，这个失望的印象却是错误的。当我们坐下来了以后---毛泽东坐下时需要人扶着---马上就开始了一次活跃的辩论。就体质而言，他无疑已成为一个残躯。但他精神集中，思想活跃。”
施密特在他去世前的一年，2014年，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毛泽东，说：“他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他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坚定而执拗。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有敏锐的直觉：他把我引入了关于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的讨论。对于这两个人，他说的都是内行话。”“直到最后，他精神都很饱满，轻松、活跃、幽默。但是口齿不清，大概曾经得过中风。他毫不在乎地说，讲话困难，腿脚也不灵了。他还能自己站着和坐着，但是单靠自己已经站不起来，坐不下去了。三位当翻译的年轻女士，首先要自己弄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听懂他的话，她们有困难。有好几次，为了弄清楚理解得对不对，她们在纸上写些字交给毛看。然后他就尝试着重讲一遍或者拿过纸来，把他要说的话迅速清楚地写在上面。这一切都做得坦然自若，没有人低声下气，中间还常常被笑声打断。”
施密特精通英语，因此这次会见是通过英语和汉语进行的。施密特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是译成英语，毛也能够纠正她们。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曾经不间断地学了多年的英语。”
施密特向记者介绍道：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接近三个小时。他在开头表示欢迎时说：“德国人好。”略一停顿，又客气地纠正说：“西德人好。”我同样客气地回答，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家非常敬佩中国人民25年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我为了准备这次谈话还读了他的诗词。毛泽东谦虚地说：“我们的成就很小，我也根本不会写诗。不过我懂得怎样打仗，打胜仗。”我说：“您两者都会。”并且补充一句：“您是人民的领袖。”
施密特始终认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一个不好战的国家。在毛泽东去世30周年的时候，德国之声记者到汉堡采访了施密特。
晚年施密特。
记者问道：“毛泽东去世已3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今天的眼光，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看待他对中国及西方甚至世界的影响？”
施密特回答：“在驱除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方面，他的确功不可没。说到他当年的对外关系，有一点值得称赞，那就是他没有发动战争。毛泽东曾认为，苏联和中国之间会爆发战争。但他没有挑起这场战争，战争也没爆发。在朝鲜战争期间，他的态度一直比较审慎，直到美军北上直逼中国边境，他才决定出手。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立场令人惊讶的非常克制和温和，包括对台湾。”
施密特没有想到他和毛泽东的谈话的话题会涉及到那么宽的范围。从当时国际的整个战略势态到德国的哲学，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中苏关系，从欧洲的安全问题到亚洲事务......。在谈话结束时，施密特向毛泽东表示感谢，他说：“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很多西方国家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将有更多的人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次会见给施密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说道：虽然年迈，但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权力，他决定着中国的外交走向。毛泽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坐在他对面时，我不由得想起，他作为革命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于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但列宁周围的领导层面窄，也许在中国形成的领导层按比例说也不算广，但由于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其领导层就人数来说要多得多。
从施密特回忆录中足以见到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外交才能。不管施密特是否愿意和是否意识到谈话内容的变化，会谈一直是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话题进行的，进程也是由毛泽东控制的，施密特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一位超凡智慧的杰出政治家。
2006年，施密特出版了与德国驻北京记者弗朗克·西伦的访谈录，2014年，该书中文版面世。弗朗克·西伦在采访完施密特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说道：
“时隔30年回头看这次谈话，令人惊奇的是，毛泽东当时已经准确地看到了日本、欧洲和美国存在的长期的根本弱点，包括美国的过度扩张、欧洲人的不团结和日本没有能力起码在亚洲成为领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