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事方式的变化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形成
毛尚卿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既弄清思想，又注意团结同志，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个公式的提出，既是总结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沉痛教训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处事方式转变的结果。这一转变也是毛泽东成长为党的领袖的助力之一。
毛泽东刚强倔强性格和严谨精密作风的形成
毛泽东刚强倔强的性格和严谨精密的作风，同他的童年经历有极大关联。在毛泽东之前，他的父母还有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于襁褓之中。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格外在意。为了避免先前的厄运，他们在毛泽东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其外婆家抚养。因此，毛泽东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是在湘乡唐家圫的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外祖父母孙男孙女一大群，因为自己嫁往韶山的女儿接连失去两个孩子，所以他们把更多的关爱给了毛泽东这个外孙，以至于毛泽东常受到同辈表兄弟姐妹的羡慕或嫉妒。幼年时期受到的这种优待，对于毛泽东刚强、自信性格的养成具有重要影响。“优厚而又不平静的群体生活，使毛泽东养成了活泼而沉思，多情而倔强的性格。”
1919年，毛泽东、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三兄弟同母亲在长沙合影
毛泽东在外祖父母家长到9岁始回到韶山。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本来就难免磕磕碰碰，有着相似倔强性格的毛泽东与父亲的碰撞则更加激烈。这种碰撞以毛泽东13岁时与父亲的一次冲突表现得最为明显。事情起因是，毛贻昌在一次宴席上当着众多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毛泽东曾回忆：“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说坏话，就一肚子火气。”这种火气大约每个青少年都会有，但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表现得格外强烈。毛泽东当众顶撞了父亲并和他吵起架来，甚至在父亲追打中以跳水塘来对抗。父亲要求他以下跪认错的方式结束对抗，毛泽东则坚持在父亲不打骂的前提下，同意下跪一条腿，最终在母亲的劝和下一场风波才归于平息。从这一桩生活中的小事，可以窥见少年毛泽东刚强倔强性格之一斑。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渐融入社会，倔强刚强的性格在铸就毛泽东“富有自信力不可屈辱”的气魄的同时，也使得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缺点开始显露。毛泽东对此也有认识。他在1921年给友人的信中认为，“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这是自己“一最大缺点”。当时，毛泽东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却很难改正。他说：“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久知此理”却“明知故犯”，这与毛泽东一向注重学以致用的作风极不相符。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学以致用、注重实行的作风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记有“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之类的话。因此，当他在《民报》上读到有学生徒步旅游全国，到达了邻近西藏的打箭炉（今康定）时，也萌生效法的愿望，并付诸实施。因为没有钱，他决定先在湖南旅行一番。于是，在1917年夏和1918年春，他分别与萧子升、蔡和森游历湖南多地；当读了《书经》中“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之句，便在狂风暴雨、雷鸣电闪的夏夜爬上岳麓山顶，亲自去体验。诸如此类不仅仅停留在“坐而言”，而是“起而行”的事例，在毛泽东此后的一段生涯中所在多有，但在个人性格修养方面却一反其常态。毛泽东明知“天下惟至柔者至刚”，自己不仅无法做到，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于“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难以压抑自己的个性。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己“性不好束缚”“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意力受拂，最不好过……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俗语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应当说秉性一旦形成，的确难移，却并非一成不变，只是这种改变需要经受严酷革命斗争的摔打锤炼才能实现。
此外，严谨精密的行事作风也助推了毛泽东刚强倔强的性格。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性格粗暴严厉，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做事严谨精密的习惯。毛泽东后来曾说：“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同时，毛泽东办事严谨精密的习惯大概亦受其母文素勤的影响。毛泽东在《祭母文》中曾说自己的母亲“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母亲的做事习惯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毛泽东办事精密的作风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毛泽东在《讲堂录》写道：“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从后来的实践看，毛泽东对此是认同并躬行实践的。毛泽东后来亦曾有“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之语。终其一生，毛泽东向来反对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任弼时曾说：“中国人办事，大都是粗枝大叶草率的，就是说缺少精细的科学的作风……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有与众不同的情形，他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这一优良的作风，他是我党恐怕是唯一能注意调查研究，并且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即是能够锐敏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的人。”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革命斗争的每一步骤都需要精密的考察、谋划、决策和实施。通过“精细的科学的作风”去“精密考察事情”，实际情况自然就会相对明了，然后作出的决策就能大体切合实际。这无疑会让本来就刚强倔强、富有坚定性的毛泽东更加笃定自己的办法和主张，并“严正督促工作”，以确保决策落实。这也印证了他在《讲堂录》中所记载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的话：“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刚强自信才能“拿得定”，“精密考察事情”方能“见得透”，“见得透”更有助于“拿得定”。1928年12月，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向中央报告红4军情况时写道：红4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这颇能说明精心细密作风对刚强自信性格的助推作用。“坚决”的“奋斗精神”同毛泽东的刚强性格不无关系，“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坚定了这种奋斗精神，而“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则来自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和农民生活状况的“精密考察”。
毛泽东处事方式的表现及因此而遭受的磨难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刚强倔强的性格和严谨精密的办事作风，作为毛泽东个性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毛泽东在瞬息万变的严酷战争环境中成为坚强的领导者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未经淬炼的刚强性格和精细作风，使得毛泽东的工作方式和态度有时简单生硬，让人难以接受。再加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同“左”倾路线格格不入，最终毛泽东陷入了长征前一段较长时间的孤立痛苦之中。
简单生硬的处事方式，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对人对事的态度上。刚强倔强的性格和精密细致的作风使得毛泽东对工作要求很严，对达不到要求或者犯了错误的人和事批评极其严厉。胡乔木曾回忆：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对人对事要求严格是应该的，但不讲方式方法，一味地严厉批评或者批评过了头，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不能很好地团结同志开展工作。
毛泽东这种工作方式在红4军七大及其以前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傅柏翠回忆当时情况时提到，“当时下面对毛委员骂人、训人，反映很大”，“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朱德在红4军七大上也曾发言批评前委书记毛泽东“自由谩骂同志”。江华也说：“那时毛泽东同志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有意见的。”红4军七大通过的决议案中批评毛泽东时也提到他“固执己见，过分自信”“惯用报复主义”等，尽管事后看来这一批评并不完全正确，却能从侧面看到彼时毛泽东的行事作风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响。毛泽东自己也说：“闽西时我有责任，那个时候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在这种处事方式之下，即便是正确的主张也难获普遍认同，这成为毛泽东在红4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的原因之一。贺子珍后来说，毛泽东之所以落选，主因是他“政治建军”的主张尚未得到充分认识，除此之外，“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而朱德“宽厚坦诚”的作风正是毛泽东日后学习的地方。
落选前委书记并在此后暂时离开红军队伍，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并未引发毛泽东对自己处事方式的深刻反思，相反，他对自己的主张不被理解和认同而略显愤慨。此前，毛泽东在红4军七大会议上就提到，“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1929年9月，红4军攻克上杭县城后，曾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4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
1937年8月，毛泽东同林伯渠（左一）、朱德（右二）、周恩来（右一）在延安合影
不久，随着中央“九月来信”的传达，红4军党内分歧得以化解。毛泽东、朱德、陈毅都作了自我批评。虽然毛泽东承认在此前红4军争论中自己工作方式和态度不对，但由于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中央的支持，红4军九大后他本人也重新回到了红4军的领导岗位，所以他的自我批评还没有上升到一贯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的高度来反思自己的缺点，这种处事方式沿着既有的惯性继续向前滑行。
1931年9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结束，中央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领导战争的才能得以彰显，但其脾气大、作风生硬的缺点仍然如故。任弼时回忆，到中央苏区后感觉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领导战争的能力强，特别是大军压境时，毛泽东“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同时，任弼时也看到了毛泽东一贯的缺点，即“脾气大，有时杀偏风”。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指示，不切实际地要求红军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苏区中央局据此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红军不具备攻坚的能力，反对攻打赣州，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主张攻打赣州，结果耗时30多天，未能攻克。在3月中旬召开的总结攻打赣州经验教训的江口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攻打赣州的错误，不仅未被会议接受，还在会后不久通过的《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训令》中受到不点名批评。应当说，毛泽东的批评和主张是正确的，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在多数人不觉悟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充分考量说话的时机和态度，以一己之力严厉批评大多数人按照临时中央指示作出的决定，显然不会被接受，且给人一种显示“自己高明”的感觉。结果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造成自己孤立。
毛泽东后来说：“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多数人还不觉悟，还看不到，而不正确的路线却被多数人接受，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当时的毛泽东还不懂“忍耐”和“等待”。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对这种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很恼火，批评人很严厉，一些领导干部发出“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的议论。郭化若也曾当面提醒毛泽东：“有人反映您批评人太厉害了。”毛泽东则回应称：“不批评狠一点，就是不听，他们麻木。”
这种处事方式伴随着毛泽东对“左”倾中央错误的抵制和批评，使得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高明和正确，但回到历史的现场，他坚持异于“左”倾中央的主张，不可能不受到来自中央和相信中央的人们的批评和反对。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自己的主张而且能够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瞿秋白曾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朱德后来也说，毛泽东“不仅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而且“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这同毛泽东坚强的个性不无关系，但又绝对难以见容于“左”倾中央。如果说此前临时中央远离根据地，毛泽东还有机动空间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话，那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代表来到根据地开始近距离地贯彻“左”倾中央路线，直至最后临时中央也迁入中央苏区，就不可避免地同毛泽东异于中央的政策“狭路相逢”。况且中央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毛泽东“狭隘经验主义”的主张自然会受到批判。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前，批判毛泽东主持下制定的各种政策主张的调门也很高，但还留有余地没有点名。现在，毛泽东在军事方面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脱离实际的军事主张批评极为严厉，以至于在宁都会议上发起了针对毛泽东的“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队伍，调到后方专事政府工作。
反观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队伍的原因，固然能看到主因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难以见容于“左”倾中央，但亦能发现毛泽东处事方式的重要影响。毛泽东曾回忆：“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肝火大”加上自以为真理在手，所以会坚持己见，据理力争，以至于发脾气，自然会给人以态度不好的感觉，甚至有“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的原则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显然，彼时的毛泽东“原则性”太僵硬，“灵活性”差了很多。可以想见，如果毛泽东处事对人的“灵活性”多一点，或许不至于陷入极端痛苦孤立的境地。
毛泽东处事方式的转变
长征提供的时机和空间
据毛泽东自己讲，自投身革命以来，受到的各种错误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且主要集中在自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至遵义会议前的时间段内。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有“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的感慨。但其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则非“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期间莫属。这期间的经历对毛泽东刺激极深，触动极大，以至于在此后的40多年中他曾多次提起。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同外国代表团谈到当年自己的孤立处境时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应当说，毛泽东诸如“一个人也不上门”之类的说法并不准确，但足以反映他受到排斥后的孤立处境和愤懑心情。如毛泽东后来所讲，面对这些“冤枉和委屈”，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毛泽东的选择当然是后者。
从毛泽东多年以后的表述中，约略能感受到其痛苦转变的心路历程。1957年11月，毛泽东说：“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1963年1月4日，毛泽东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写道：“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毛泽东曾说：人都只能依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做”。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上述独具毛氏风格、富有辩证色彩的奇特劝导方式绝不是凭空思辨而来，而是对当年自身经历的经验总结。“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正是毛泽东自身经历的写照。
要摆脱痛苦就要弄清造成痛苦的原因。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所说的“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等语，与他早年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提到自己“不型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己之轨以合人之型”“不愿与恶人共事”“以人废言”“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以及后来回忆提到的“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等个性特点极为相似，这些特点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转变之前的毛泽东身上。这些不足正是毛泽东陷于孤立境地的个性原因。认识并省察这些弱点，是毛泽东处事方式变化的思想基础。
长征的开始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为毛泽东处事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时机和空间。这种转变的突出表现，是毛泽东开始打破沉默，主动与人交谈。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主动要求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动，通过沟通交流，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在关于反“围剿”失败问题上的看法趋于一致。毛泽东还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据贺子珍回忆：“有时宿营了，我去看他（指毛泽东），他不在，同志们告诉我，他去找什么人谈话了。”在严重的军事危机面前，毛泽东“隐忍着种种痛苦”，耐心地做沟通说服工作，争取了多数人的支持，最终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错误军事路线的领导。
1938年3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与张国焘合影
遵义会议后的改变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处事方式的重要转折点。会后，毛泽东对贺子珍感慨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遵义会议上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之前被孤立的痛苦，正反对比，使毛泽东深刻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要团结大多数，就要在待人处事上更加“缜密、周到”，更加“练达”。应当说，“缜密、周到”是毛泽东一贯的作风，但此前这种作风在对人处事上远未达到“练达”的程度。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淬炼，毛泽东“性情急躁、作风生硬”的性格慢慢发生了变化。虽然此后有时批评人依然严厉，但总体上说，他的脾气开始注意收敛，对人处事方面变得比以往谦虚谨慎了，批评也变得更加注意方式方法，逐渐变得“练达”起来。
历史事实能说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上述改变。
在个性修养方面，更加注意收敛脾气，“练习忍耐”。1937年1月，毛泽东在出席抗大开学典礼时的讲话中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如果自身没有这个体会，是很难讲出这番话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中心的作战原则提出不同意见，但当时由于时间原因无法充分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像往常一样的生硬作风，而是会后通过电报与在外地的其他领导人和前方将领不断沟通，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在实践的推动下，慢慢达成了一致。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错误”，会上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毛泽东也没有坚持，并且在随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用路线错误的字眼。此后通过编辑党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出版，多数领导同志才认识到苏维埃后期的确存在路线错误。毛泽东后来曾说：“像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短期是不能解决的，要很长时间，要用很科学的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才能说服人，单单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
之所以“要很长时间”，是因为仅靠说服是很难的，还需等待犯错误的人在事实面前慢慢觉悟，而“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因此，耐心和忍耐就变得十分必要。20世纪40年代，师哲曾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泽东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说：“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毛泽东在信中所言当是自身经验之谈，由此可知，“克制容忍”正是“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结果。
1944年，毛泽东在处理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时，致信陈毅称：“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陈毅作为红4军七大前后的重要当事人，对毛泽东的性格和当年的作风有切身体会。当时，不善忍耐的毛泽东批评意图维护朱毛团结的陈毅时曾有“陈毅要我作‘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之语；而今，时位移人，角色反转，毛泽东反要劝解陈毅“照顾大局”，“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可见毛泽东胸襟气度之变。对此，陈毅颇有感慨。1945年，陈毅回到华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毛泽东的进步应是全面的进步，当然包括了个性修养方面。
毛泽东脾气个性的收敛体现在对人处事方面，则是更加周密谨慎、谦逊诚恳。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违抗中央北上方针、另立“中央”的分裂危机，毛泽东等人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处理与张国焘的关系。毛泽东后来说，张国焘“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在致张国焘电以及提醒其他领导人注意处理与张国焘关系时，除常有“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抛弃任何成见”“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等语外，还特别提醒对张国焘态度“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电报措辞不要太刺目等。凡此种种，皆可见毛泽东不同于以往的小心谨慎态度。
如果说上述做法是为应付局势、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从另外一面也可感受到毛泽东待人处事之变化。
1936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给正在山西等地做统战工作的彭雪枫的信中提到，“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彭雪枫也曾提到：“我始终没有忘记过一次毛主席在我外出进行统战工作时临别叮嘱的一句话：‘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1937年10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小舟，在赞扬成绩之后，指出其存在的缺点，“这就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轻躁、粗率与骄傲的作风”。“改变的方向是用谨慎、周密与谦逊的态度去观察问题，去处理工作，去待人接物。”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出席抗大同学毕业典礼时的讲话中说，“在对付环境、处理工作时，要尊重对象，不管是敌人还是友人，都应当认真地考察和研究，而不应当忽视”。此外，毛泽东在各种场合提到要“去掉孤傲习气”，反对“尽己自封、目无余子”的态度，反对“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不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语言反映思想，高频度出现的谦虚谨慎之类话语，反映出毛泽东头脑深处对谦虚谨慎待人处事的极端重视。毛泽东曾说：“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也就是说，正是毛泽东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转变才能去规劝、指导别人。师哲的回忆也能证明毛泽东的谦虚谨慎。师哲说，他回国时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试试；对大小事都是如此，都要摸准、吃透，要有十分把握才做”。
拉长历史的镜头，能清楚看到毛泽东脾气个性、处事方式的变化。总体上看，这一变化表现在，在坚定的原则性下，毛泽东一贯严谨精细的作风变得更具亲和性，处事待人更加周密练达，批评人更加注重方式方法。毛泽东的这些转变，成为“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提出的重要基础。
“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形成
前已述及，经过长期被孤立的痛苦磨炼，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开始注意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性。这既是他处事方式转变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在认识和实践的互动中，团结的观念在他头脑中一步步强化。伴随着毛泽东成长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对他领导地位的确认，更加重了他的责任意识和照顾全局意识。身处领导地位，除充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外，同党内同志充分讨论吸收各种意见以掌握大政方针，协调和团结党内外各种力量以打开局面成为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这又使他更加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但是，在千头万绪的实际工作中要达到团结，必然要通过开展内部批评和思想斗争来实现。“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共产国际的指示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除确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外，还提到了团结问题，这与处在转变处事方式中的毛泽东对团结的重视不谋而合。对此，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专门用一段较长文字来论述团结问题。他指出，要团结全民族抗战，最基本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在党内，政治路线、战略方针等政治原则的一致，“是团结的基本条件”。“现在我们党内，无论在政治路线上，战略方针上，时局估计与任务提出上，中央委员会与全党，意见都是一致的。”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
此时的毛泽东只是把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当作一般工作上的错误来看待，并且认为已经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更加侧重从“人事关系”的角度来强调团结问题。他说：“党员与党员、干部与干部、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习惯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也学会了许多正确的恰当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确政治原则下的和衷共济的空气，有了更好的相互关系。”面对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客观地与全面地看问题的态度，不杂主观成见与意气，不要片面地看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也逐渐地学会了，这又保证着党的团结。”毛泽东还颇有感慨地指出：“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无用的长物。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及它的领导人员，已经有了老练的作风了。”这既是对党的现实状况的总结，也是对他个人之变的概括。
“团结—批评—团结”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从“作风生硬”到“作风老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充分注意到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在处理“人事关系”时，摆脱了“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注意用“正确的恰当的方法”去处理好内部不同意见或者纠纷，以更好维护团结。这种“老练的作风”和“正确的恰当的方法”在实践中有具体体现。
首先，注重团结。1938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讲话时指出：“部队高级干部是发命令的，同时又要团结干部。人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领导主要应当注意和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方面，消极的批评和斗争少一点。发扬人家的长处，不要夸大坏处。”1940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华北各部队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加强干部之团结、党的团结。困难环境中，对待干部要有正确关系”，“有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者”，“不应当加以打击”，“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1940年12月3日，毛泽东在出席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的讲话中说：“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1941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增强党性问题时说：“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周恩来后来也曾说：“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1949年3月，毛泽东指出：“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对团结的重视和强调，几乎贯穿了毛泽东此后的几十年岁月。
其次，注重团结但不回避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以实现团结的办法。面对工作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要在原则基础上采取谈话沟通的办法使其归于一致。1941年7、8月份，为解决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中央局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纠纷，毛泽东多次致信谢觉哉，提出：“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我想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在毛泽东不断同各方面谈话、写信沟通下，分歧最终得以解决。毛泽东后来也说，“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讲团结不是一团和气，针对干部的错误，不能回避，要开展正面批评。早在1937年9月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用“积极的思想斗争”以“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前，在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原则方面犯有“惩办主义”错误，思想斗争中存在过火政策。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但批评的同时必须注意方式方法。毛泽东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同时，“对于有缺点的、犯错误的、有不正确思想的干部，主要的用说服方法，不得已时则用斗争方法，使他们改变过来”。总之，严正的批评是必需的，同时又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而是为改正缺点，更好工作。同时，强调干部要有自我批评精神。1941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增强党性时提到干部要“实行自我批评”。此后，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
另外，1940年3月，在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总结关于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时指出，“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以斗争求团结”的统战方针开始形成。这一方针为党内“团结—批评—团结”的出场作了重要准备。事实上，此方针后来也引入党内，成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至此，“团结—批评—团结”公式虽然尚未正式出场，但其实际内容已经具备。“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正式形成，则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正式形成
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是一个事关团结大局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左”倾路线时期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常常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而且会“在党内造成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会“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1941年9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即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吸取经验教训，着力解决思想问题，而不是反对犯了错误的个人，要“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毛泽东后来还说：“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所谓“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是“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同义语。如果要细致考察二者的差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一种较为宏观的原则和目的，“团结—批评—团结”则更具有可操作性。毛泽东向来认为，任何事情“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作为具体方法的“团结—批评—团结”，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落实落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1942年3月31日，在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时，毛泽东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4月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深入分析了“冷嘲暗箭”的危害。他说：“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严正而又诚恳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作为外因，必须通过自我批评这个内因来起作用。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时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要通过学习检查达到“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
1943年4月13日，在讨论继续推动整风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指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
1945年1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座谈会，目的是为了起草七大的军事文件，同时也为了同志间相互打通思想。毛泽东说：“总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了解情况，弄清问题，达到团结的目的。”这句话成为后来“团结—批评—团结”含义经典表述的雏形。
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一公式。他说：“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声名鹊起
如前所述，“团结—批评—团结”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达，二者的提出都是为了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以达到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但是，“团结—批评—团结”是在整风运动后期提出来的，因此，这一公式在当时远不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闻名”，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还未把它上升到足够的高度，反倒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常出现在毛泽东的笔下、口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是因为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之下，正确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是非关系”时又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团结—批评—团结”几乎没有“出镜率”。
“团结—批评—团结”的声名鹊起，源自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这一公式并作了经典解释。他说：“在延安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作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其实，若单从字眼和现有资料来看，1942年并没有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但在毛泽东头脑中，这一公式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等同的。1957年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表述可以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何以说1942年就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此后，“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关系的重要方针，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而探寻这个公式的形成轨迹，既能发现毛泽东个人胸襟气度和视野格局之变化，亦能从侧面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