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断历来为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所重视。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既遵循战略决断的一般规律，更具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鲜明特质和历史内涵。面对惊世骇俗的艰难危局、险象环生的紧迫关头，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断，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历史剧，铸成了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丰碑。

总揽全局的决断眼光

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宏阔高远，始终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判断、作出决断。总揽全局，必须把握政治因素，研判政治方向。在党的历史上，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断，首要的就是关于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的决断。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观大势、立足国情，全面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深刻分析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在探索这条道路之初就牢牢把握政治因素：秋收起义前，主张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在起义失利、士气低落时，经“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坚强保证。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全局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必须前瞻预见、科学预判。毛泽东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估量时局、预见发展，因势利导促成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抗日战争时，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毛泽东科学分析中日力量对比等因素，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随着国内主要矛盾即将出现的新变化，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而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充分准备。

负重千钧的决断担当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如果说，战略谋划主要靠战略智慧，战略决断则既靠战略智慧更靠政治担当。毛泽东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作为决断的最高准则。比如，1935年3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苟坝会议，决策红军是否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敢于负责、坚持真理，只有他自己一票坚持不打，主张到四川绕一圈继续调动敌人，全场都反对。毛泽东仍不动摇，夜不能寐，深夜提着马灯说服军事负责人周恩来缓下命令，第二天一早开会终于说服大家。中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使党和红军又一次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走上了继续调动敌人、力争主动的伟大征程。抗战胜利后，国内外都需要和平，反对内战。毛泽东面对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谈判电邀，为保卫人民利益，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临行前，毛泽东指出：“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采取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革命两手，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使蒋介石的政治骗局宣告破产。诗人柳亚子称赞毛泽东此举“弥天大勇诚能格”。

灵活机动的决断创新

战略决断是战略博弈的重要环节，唯有创新才能制胜。毛泽东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赋予了战略决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以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把决断实践的创新活力提高到崭新境界。毛泽东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毛泽东是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战略大师。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泽东的“最得意之笔”。在红军处于绝境、生死攸关之时，毛泽东以巨大的创造魄力、罕见的开拓锐气，不拘一格、巧出妙棋，指挥红军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一渡赤水摆脱尾敌，改变被动局面；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取得遵义大捷；三渡赤水佯动川南，打乱敌军布防；四渡赤水甩掉敌军，跳出追剿合围。四渡赤水绝对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每一行动都是因地因时因敌因势，坚定灵活、机断行事，使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使红军化险为夷、绝境重生，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重新获得了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运动战的典范。

敢打必胜的决断意志

我们党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毛泽东强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在井冈山时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白色势力四面包围，自然环境极其险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党内一些人不敢同国民党决裂。毛泽东指出：“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坏一些，不但要准备打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打十年到十五年，最坏就得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也没有。”这展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历来不怕鬼不信邪。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讲道：“世界上可能出现疯子，乱搞一气，这种可能必须估计到。”“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研制出“两弹一星”，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全面权衡的决断选择

战略决断所要达成的战略目的，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战略利益。然而，在战略活动特别是战略对抗中，利与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是全面权衡利弊得失、正确决断选择的伟大战略家，注重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毛泽东强调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出兵朝鲜困难重重，中美两国国力极不对称、相差巨大。在1950年国庆节后十几天内，中央反复开会研究。面对多数人列举的种种困难，以及苏联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一再退缩，毛泽东经过多天昼夜思考、反复权衡，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与气魄，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断。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抗美援朝伟大决策的指引下，志愿军不畏世界头号强敌，敢打必胜、英勇牺牲，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

（摘编自《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1期 毕京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