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三个视角

刘洪森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以他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科学认识和阐发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因此，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在学界都首屈一指。更有学者“以毛泽东研究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为学界立下光辉榜样。意义重大、成果众多固然引以为傲，但如何避免研究中“炒冷饭”“翻烧饼”的现象，如何设置新的议题、拓展新的领域，也着实使对毛泽东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们费尽思量。本文不是对毛泽东研究具体领域的详细描述，而是基于不同视角下关于深化和拓宽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性思考。

一、向上看与向下看

　　向上看即眼光向上，也就是说研究者的视角应关注高层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评价，这是我们深化和拓宽毛泽东研究的基本遵循。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它在社会整合方面的效果远远超过权力、法律、金钱等有形的力量。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还同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就丧失了根本。可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正当性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等相关问题予以详细阐述。一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强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前提下，指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虽历经严重曲折，但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二是习近平在阐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时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这一论述是针对社会中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以毛泽东否定邓小平或者以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错误认识而提出的。思想上的解放和正本清源，推进了改革实践的顺利进行。三是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四个“创造性地解决”和一个“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不朽功勋;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强调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四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尽管没有明确出现“毛泽东”或“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字样，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部分，着重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必须”，而且强调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毫无疑问，这一“伟大飞跃”是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上观之，党中央所提出的这些论断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既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与时俱进的概述，又为学术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比如，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认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与联系，毛泽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向下看即眼光向下，也就是说研究者的视角应关注民间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有论者把“民间”与“官方”相对应，突出强调二者的区别性：后者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旨在通过“建构”历史来证明既往和当下政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前者不背负做政治结论的责任。在此所谓的“民间”主要基于空间地域的考量，指基层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一种精神的象征。不管人们情愿或不情愿，一提起“毛泽东”便会自然而然地引发一些人对那个时代永不泯灭的记忆。即使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也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想着了解那个时代。因此，基层广大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向往毛泽东”进而“寻找毛泽东”，掀起了一阵阵“毛泽东热”。这些理念和活动与高层隆重纪念毛泽东的活动相互辉映。“毛泽东热”的大潮，不仅表现在众多高水准书刊与影视作品的出版演播，还表现在新兴媒体网络空间上的热点互动，更表现为广见于群众之中虽非“轰轰烈烈”却日渐蒸腾的自发缅怀和向往活动。对于这些表现，毛泽东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学术更不能“缺场”，应着重研究历史上不同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新时期以来)“毛泽东热”产生的背景、表现、原因。当然，民间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从上往下，毛泽东思想及其话语如何进入基层，又如何影响和改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亦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向后看与向前看

　　向后看，即把研究对象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在研究中要遵循历史主义的方法，具有“历史思维”。就毛泽东研究而言，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梳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概述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体系建构，进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去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挫折中奋起、在辉煌中奋进的行动指南。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毛泽东脑子里固有的，而是毛泽东通过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实践逐渐形成的。所以，毛泽东思想有萌芽、形成的过程，有发展成熟、继续发展的过程。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所强调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在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目前学术界从宏观视域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研究成果不多，仅有的几本著作也大多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如，金春明等、王作坤、郑德荣等、夏盛元分别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近三十年来，关于毛泽东著作文本、年谱等大量出版，学术界对毛泽东具体思想研究亦卓有成效。由此，全面系统地勾画出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貌，就成为首要的、基本的要求。当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一方面应以历史为线索而非逻辑线索展开叙事，另一方面应突出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这一范畴内的互动。尤其是第二个方面，笔者认为当前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

　　毛泽东思想有一个自身形成发展的过程，同时党中央亦有一个对其认识和体系建构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回溯历史，有助于我们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经验教训。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其体系建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民主革命时期。在1943年王稼祥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前，大致有“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的说法。在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中所涉及的文本，大多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结构进行详细阐发，但最权威的概述应属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的论述。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众所周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可是八大通过的党章已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它的新提法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的再次提及要到两年后的1958年。这年7月，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建党37周年大会上的演讲中四次提到毛泽东思想，同时提及毛泽东旗帜;这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北京学校政治课教师作报告时也提了毛泽东思想，并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随后毛泽东思想被频频提及以至最终变异。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走上“神坛”，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称为“第三个里程碑”。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呈现出非理性的狂热态度。“把毛泽东思想夸大为万能的神圣物，将其形式化、绝对化;同时为迎合‘左’倾政治路线的需要又将其实用主义式的庸俗化、片面化，更加强调活学活用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从“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从四千人讨论到《决议》的呈现，邓小平、陈云、胡乔木、胡耀邦等在重构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党的十二大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及毛泽东诞辰领导人讲话突出表现了新时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历程。以上笔者大致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和建构的过程，除了这一论题外，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党的八大去掉毛泽东思想及后来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毛泽东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传播状况，邓小平、陈云、胡乔木、胡耀邦等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体系建构的贡献等都应该研究。

　　向前看，就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充分挖掘研究对象的价值意义。德国文学家莱辛曾指出，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一是结合新的历史特点，丰富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认知。《决议》中称“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胡锦涛在《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了上述论断，同时指出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十年后的纪念座谈会上，习近平在之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等论断，充分体现了党对毛泽东评价与时俱进的品格。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为我们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使得中国人民精神上变得更为积极主动。社会主义中国越发展越强大，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会越凸显。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含义，我们都是以《决议》及十二大党章的表述为准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但没有揭示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次，“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很好地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关系，但是毛泽东的思想中有没有一些十分超前的观点尽管未能被当时的实践证明，也许会被之后的实践证明，这一点被忽略了。二是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关系。党的十九大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报告中，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由此，阐发好党的指导思想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尽管是一个老问题，但由于新的指导思想的提出使得这一老问题“焕发了新容颜”。三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揭示毛泽东思想价值意义，很大程度上是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贯彻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中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它们永远也不会过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把握好历史方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力更生，不断赋予毛泽东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向外看与向内看

　　向外看，即关注海外毛泽东研究状况。毛泽东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着世界。鉴于毛泽东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现代化建设史中的不可替代性作用，关于他的研究早已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关注的话题。20世纪末，有的学者曾统计到，全球“数十个国家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机构近百家，研究学者达数千名之多，尤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在机构、人员、资料以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领先。60多年来，共发表论著1600多部、论文逾万篇”。近20年过去了，所列数字早已有了极大增长。以“他者”的身份研究毛泽东有很多的优势，比如价值中立、论题新颖、方法独特、材料丰富等。但“优势”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可能是“劣势”。“他者”的身份未必能很好地把握真实的历史。如何撇开意识形态的干扰，抛弃过多心理猜测的成分，转向以“理解和尊重”为取向的客观性历史研究，如何从单一的政治叙事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元叙事，这是海外毛泽东研究所应注意的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我们而言，也许要向海外同行学得更多。一是关注海外公布的毛泽东相关史料。2012年美国首都大学俄裔历史学教授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与蒙大拿大学研究员梁思文(Steven I.Levine)在美国出版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书中，大量利用了苏联方面有关毛泽东及中国革命的各类档案，范围囊括了前苏共中央、各主要政府部门、共产党情报局乃至克格勃等，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毛泽东肖像有意义。但对这类材料又不能全盘接受，还应该有鉴别地理性看待。二是整合国内研究海外毛泽东的学者编写一本反映近十年来海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著作。国内学界比较早的注意到海外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除了翻译相关成果外，一些学者把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海外毛泽东研究发展、主要观点及其评价，甚至有的学者提出“国外毛泽东学”的概念，并著文详细阐述。纵观这些成果，一方面出版时间比较早，近些年海外毛泽东研究前沿问题及变化未能很好地体现;另一方面大多采取以专题分类的逻辑叙事。专题分类的逻辑叙事好处是集中介绍思想观点，学术发展史融入观点中。不好之处是打乱了学术自身发展历史。因此，建议集中力量尽快编纂一本以历史为叙事方式，充分反映海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海外毛泽东研究史》。三是出版海外毛泽东研究集刊。以此为平台，集中引介翻译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成果。目前对海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刊登比较分散，只能零星地见于一些相关期刊，如《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等。这无法满足国内学界想了解海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迫切愿望。四是借鉴国外研究方法。新方法的引入，对于构筑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至关重要。例如，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可将毛泽东思想相关概念(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资产阶级、新人、统一战线等)的源流考证与语义转化纳入研究视野，揭示概念变迁背后的思想沿革及社会政治经济语境;研究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传播接受，揭示毛泽东思想话语体系内在逻辑及价值旨归。

　　向内看，即关注国内毛泽东研究状况。毋容置疑，毛泽东研究在中国。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研究队伍亦或资料储备，这些都是国外研究无法比拟的。研究的论域也十分广泛，涉及毛泽东生平研究、毛泽东著作文本研究、毛泽东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军事、农民、法律、外交、科技、教育、道德等思想。这一视点如何深化，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关注国内新公布的史料。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好多人总是抱怨档案、史料开放尺度不大，以致研究不深入。其实这不是问题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如何很好地运用已公开的史料。比如，2013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丰富的史料引起了毛泽东研究者极大的兴趣。一部分学者以《年谱》为研究对象，或著文阐述《年谱》的编纂与价值(张素华)，或分析《年谱》的特点(逄先知等)，或对《年谱》进行综合考量(代红凯);还有一部分学者结合《年谱》中的内容，或回应有争议的问题，或分析毛泽东某一思想。

　　二是结合新的话语与实践，重新思考毛泽东及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新的范畴、话语以及理论。以此为基点逆向推导，考量毛泽东相关思想。比如，我们可以借用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建设”去审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逆向推导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无限拔高，不能一味地用现在的概念去框过去的历史。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某种思想和实践可能受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当社会阶段发生变化时，这些思想可能又会散发出璀璨的光芒，需要重新审视。比如，毛泽东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卫生医疗、意识形态、反和平演变、反特权等思想。

　　三是关注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开辟毛泽东精神研究。纵观整个毛泽东研究状况，学者们大多集中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时期，对毛泽东早期关注较少。而早期研究中又大多关注毛泽东早期活动，而非毛泽东早期思想。其实，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思想谱系相对复杂。从思想接受的历史顺序看，既有传统的中华文化，又有资产阶级的先验论和唯意志论，还有各种名目的所谓“社会主义”。这些思想共存于毛泽东头脑中，并不存在后面思想覆盖前面思想的说法。正是对各种思想的融会贯通，毛泽东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创伟业。当然，也正是这交融的各种思想，尤其是它们的消极因素影响着晚年毛泽东的一些看法和做法。因此，系统梳理毛泽东早期思想状况，分析这些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毛泽东、走近毛泽东。毛泽东精神是毛泽东个人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智慧、情感、意志和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品质的总和。在搞清楚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中国精神诸多概念间关系的前提下，构建毛泽东精神研究的体系框架。

　　四是反对毛泽东认识和研究中的各种错误思潮，并同它们作坚决斗争。毛泽东在当代中国所具有的多元复杂影响，一定条件下已成为判断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晴雨表”与“参照系”。毛泽东认识和研究中的错误思潮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神话”毛泽东，依然把毛泽东摆在“神坛”上，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妖魔化”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大搞历史虚无主义;“遗忘”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已成为过去，对当代人的生活可有可无。回应、更正这些错误思潮，对毛泽东研究者来说责无旁贷。我们应该在行动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不仅针锋相对地反击错误观点，还应该自觉研究这些错误思潮的实质、根源和危害。

　　概言之，向上对应向下，向后对应向前，向外对应向内，上下呼应，前后相继，内外贯通，这种分析是基于不同视点的观察，三组范畴间所产生的重复思考亦所难免。为了避免重复，笔者在行文中特意做了内容取舍和结构安排。此外，如果以平面为中心考察，上下、前后、内外交汇于一个中心点。这个点就是“中国”。毛泽东曾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换言之，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亦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深刻把握毛泽东及其思想，才能把毛泽东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