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汇报是一种间接的调查研究方法，会不会听汇报，也是反映领导人思想水平和领导方法的重要标尺。在这方面，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

　　1956年春节前夕，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听说有些部门已经汇报过了，就打电话询问该怎样汇报。得知毛主席问得非常详细，康世恩春节都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并写出了汇报提纲。2月26日，他正式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康世恩回忆说：“我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康世恩后来回忆说：“这次汇报在我脑子里打了很深的烙印……从最基本的知识到发展战略，都是毛主席关心的内容。毛主席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使我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

　　毛泽东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甚至曾明确说过：“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与“念稿子”相比，口头汇报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二是防止虚与委蛇。毛泽东强调：汇报“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徐州，刚下火车，就提出听汇报。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很多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的干部，都觉得毛泽东提问题总是很细、很专、很深，且常常宏观、微观兼具。毛泽东向汇报人所提的问题，看似随意而问，实际上事先是有所考虑的，大都与工作中的需要有关，与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关，故而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和一些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这天下午三时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的座位在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随后，工作人员很快作了调整，排成圆桌开会。毛泽东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没想到会议竟冷场了一刻钟，后来大家虽然发了言，但讲的是一个调子，众口一词，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合作化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听着这样的发言，毛泽东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便打断大家的话说：“休会，明天再开。”他让工作人员转告王任重同志，明日开会，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的规划问题。要畅所欲言。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座谈，王任重等几个人详细汇报了湖北省农业发展未来几年的规划问题。终于，大家看到了毛泽东的笑容。临近中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并直言不讳地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毛泽东要求把“三堂会审”式桌椅换成圆桌式，意图就是要拉近跟大家沟通的距离，尽量减少上下级的感觉，造成一种融洽氛围，以期与会者能够平等交流，坦诚沟通，可谓用心良苦。毛泽东两次强调“畅所欲言”，也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发言者“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

　　1959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以纠“左”为主题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是反对“共产风”。通过讨论，会议形成了著名的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据王任重日记载，为了切实了解各大区书记对这个方针的认同程度和真实想法，“通过这个文件时，毛主席把我们找到他住的火车上，他为了察言观色，让各大区书记坐在他的对面，一个一个地征求意见，问大家是不是思想真的通了，并说：‘可不要我打你通’。”

　　“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泽东听汇报，往往喜欢主动创设一种轻松愉悦的谈话氛围，通过了解汇报人的家庭、籍贯、学习和生活等来增进对汇报人的熟悉和认识，并以他渊博的识见和宽阔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中教育启发干部，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到了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毛泽东讲这些掌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泽东非常擅长选择汇报人所熟悉的话题作为开场白，以此活跃谈话气氛。据曾任中央领导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1940年3月底，他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显得有些紧张，毛泽东就问：“你是哪里人?”“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师哲说：“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城建总局局长万里汇报工作。一上来，毛泽东就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正式汇报前的一个小插曲，使当时相对严肃的气氛一下子轻松活跃了起来。

　　其实，毛泽东往往是借助看似闲谈性的“插曲”，教育干部多学习、多读书以加强文化修养，掌握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能力。曾任地下党三十八军工委委员、统战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藏工委副书记的范明，1942年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统战工作，毛泽东听完后，没有对汇报作任何评价，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读过《三韬六略》、《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吗?答：读过。毛泽东说：读过了好，做统战工作不但要有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还应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由此看来，不论问籍贯、讲掌故，还是谈历史，毛泽东看似随性而为，实则有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毛泽东听汇报，不仅是为了解和掌握基层情况，更把它视为同各级干部沟通、交流的重要时机，并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凡的谈吐为他们树立了良好的表率，成为各级干部效仿、学习的典范。这种“一箭多雕”式的听汇报，不仅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更需要领导干部在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方面下大功、下苦功。毛泽东的听汇报，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游刃有余的领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