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建党探索及其深远影响
金民卿
思想建党学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独创性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时,青年毛泽东就高度重视思想建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付诸实践,为创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年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早期探索,是思想建党理论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揭示了思想建党理论的本质内涵和根本要求,为以后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对当今的全面从严治党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 强调联络“真同志”,注重理想信念的统一性和坚定性
1920年夏,经过长时间对各种主义的实践检视后,青年毛泽东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型,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急遽下降,马克思主义因素迅速上升为主导性要素。之后,他就开始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俄罗斯研究会研究和宣传俄国式道路,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尝试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工农运动结合起来。经过这些实践,他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最有效的行动指南,牢固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酝酿成立党团组织。正如李维汉后来所回忆的,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①。这是毛泽东把个人信仰转化为组织实践、把个人理想上升到社会理想的重要步骤,把局部性的组织活动转化为全国性的政党活动的重要环节。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要主张,是其思想建党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高度重视理想信仰统一性和坚定性,注重寻找和聚合“真同志”。
毛泽东一开始就致力于把社会主义青年团建设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基础、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的革命性同志团体。当时在湖南一师读书的张文亮,是毛泽东最早发展的青年团员之一,也是他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助手。毛泽东在同张文亮的谈话和通信中特别指出,青年团的根本宗旨就是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也就是要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以此为目标的团体,就不能是一个信仰不一、主义多元、目的不纯、行动分散的一般性组织,而必须是一个服从共同信仰的政治组织,一个遵循同一主义的同志团体。为此,他反复强调要寻觅“真同志”。张文亮日记中多次记载毛泽东指导建团的情况,仅192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就有6次记录:11月19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11月21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②。
第二,高度重视团员的理论素质和政治素质,注重提高青年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组建青年团就是要为组建共产党准备后备力量,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基础,为此毛泽东致力于把青年团打造成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优秀青年组织。如上所引张文亮日记所载,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不仅要求团员认真学习团的章程以提高思想境界,而且还给青年们送来《共产党》杂志,要他们学习研究,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此目的,毛泽东还在湖南一师指导萧述凡、郭亮、夏曦等进步青年组建了“崇新学社”,采取出墙报、搞演讲等形式,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高度重视发展质量,强调要稳步健康而不能盲目仓促发展。
当时,京、沪等地建团时,急于创建组织、扩大规模而忽视质量,成员的思想信仰非常复杂,信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的都有,因此到1921年5月不得不解散,到11月份才又重建。与他们不同,毛泽东并不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而是强调要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稳步发展,要把基础打牢,“只宜从缓,不可急进”,把研究和实行结合起来,把提高团员青年的思想认识、理论素质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分步进行。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领导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到上海、北京寄来的青年团章程后,毛泽东积极活动,从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学生中慎重物色对象,陆续发展了张文亮、彭平之、柳直荀、陈子博、肖述凡、夏曦等人。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有毛泽覃、郭亮、肖述凡、夏曦等16名团员。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长沙的青年团员发展到39人,是全国青年团员人数多的地区之一。
二 强调“主义的结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组织,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和自身实践的逻辑必然。1915年,他就意识到团体的重要性,在杨昌济的指导下,组织成立哲学研究小组,共同研究,追求进步。1918年4月,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约集一批兴趣相投、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之时只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兴趣和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学术性团体,而不是一个以主义为纽带、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性组织。随着世界观转向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实践洗礼,他越来越意识到建立革命性政党组织的重要性。这种建党自觉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认识是同步的。1920年8月,蔡和森明确提出要“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要毛泽东早有所准备③。1920年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经斯基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随后,李大钊、陈独秀二人分别在京、沪两地着手建党。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出版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拟定《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计划在全国重要城市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1月,陈独秀将上海成立党组织的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等文件寄给毛泽东,随后还寄来了上海党小组的刊物《共产党》月刊等。毛泽东在收到来信后,开始筹备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突出地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一个以主义和信仰为纽带、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团结战斗的先进政治组织,集中体现了他在思想建党方面的早期探索。
第一,明确提出要形成“主义的结合”,建立一个团结战斗的先进政治组织。
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初步提出,要把新民学会从一个追求个人道德修养为核心的学术性团体发展成为一个以共同理想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建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④。为此目标,学会的成员要共同研究,共同准备,共同破坏,共同建设,形成“联军”共同作战,减少“各自为战”的“浪战”。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日益坚定,他对建党的认识日益清晰,明确提出要建立符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政党组织。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指出,必须形成以主义为核心的结合,而不仅仅是一种感情的结合:“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⑤这就是说,要把新民学会发展成为一个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主义的结合”,一个更加具有思想统一性、团结战斗性的先进政治团体。
第二,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保政党组织在思想上的先进性。
把个人的超越性格提升为改造社会的行动,把爱国主义的情感提升为救国救民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实现的转变。但是,怎么样来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样的道路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行动,毛泽东一直在探索和追求。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法宝,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此,他明确提出要树立起主义的大旗,让人们有所指望、知所趋赴,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提出一定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和“共同的意识”,否则就只是盲进,不仅糟蹋了个人,而且糟蹋了组织;他“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按照“俄国式的方法”,“赞成马克思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⑥。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他再次提出要用共产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⑦,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第三,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毛泽东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目标。为此,一方面,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在第二次赴京期间,他花费了很大精力从《晨报》副刊、《每周评论》等报刊上,以及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那里,搜寻到《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等认真加以研读。另一方面,他以高度的敏感性和深邃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建设等理论。他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就比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教育和政治统治。特别重要的是,他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强调了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实践。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比别的方法“所含的可能的性质为多”,“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⑧。在公开表决时,他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来指导实践和理论研究。
正是因为毛泽东高度重视建党过程中的思想统一性,强调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志团体,他领导创建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大约在1920年11月间,他与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后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交流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⑨。
三 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毛泽东的建党活动是在自己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开始的,作为党团组织的发起者和创建者,他首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自我清算,清除了个人思想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建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新民学会的改造过程,他花费了巨大精力整理会员的通信,回答会员的思想困惑,清理学会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不能认同学会新精神、新信仰、新理论的会员进行了清理和整顿,最终实现了新民学会的共产党化,为此他不惜同那些跟不上时代步伐、依然固守旧思想的昔日好友断裂。与此同时,他同当时流行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坚决的思想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这些思想清算、组织整顿和理论斗争,都是其思想建党探索的重要内容。
第一,进行彻底的自我思想清算,清除个人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短时间内连续给向警予、罗章龙、李思安、罗学瓒等人写信,并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过程中撰写了相关的启事、前言、序、评述、按语等,对自己的思想做了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算,对曾经长期信奉或称赞的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表示了彻底绝望和最终放弃,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给向警予的信中明确提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⑩,深度清算了自己长期坚持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和无血革命、呼声革命主张。给罗章龙的信明确表示不赞同改良主义思想和方法,“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明确提出“主义”的至关重要性,表明了他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验主义的清算;明确提出通过彻底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对社会改良、温和革命思想进行清理(11)。给李思安的信中特别强调“实际改造”即革命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放弃了温和革命、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主张,明确提出必须要放弃改良主义,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改造社会(12)。给张国基的信中对自己曾经提倡的画地为牢、封闭自治的思想进行清理,提出要树立世界主义即国际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帮助和解放落后地区的劳苦大众,达到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大同”(13)。
第二,领导新民学会进行思想清算,清理组织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随着个人思想的转变以及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作的展开,毛泽东对新民学会进行了全面改造。成立之初,新民学会更多地注重个人品行的修为和学术思想的进步,对改造社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意向并不明确。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就开始突破最初宗旨。1918年7月下旬,毛、蔡就学会的发展方向、组织活动等问题写信交流,表示要在短时间内把新民学会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改造实践的中心,这表明他们已不满足于学术和教育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回避政治,开始谋求新民学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中国社会思想的裂变,新民学会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化,这种分化首先在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三个缔造者之间展开,毛泽东、蔡和森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萧子升则固守社会改良主义,还有一些人尚未做出明确选择。1920年7月上旬,赴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发生了严重分歧,展开了激烈争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出现了分化。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会员召开大会,围绕改造中国的指导理论、道路选择、组织步骤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何叔衡等大部分会员选择马克思主义,决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些人选择温和的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道路。
新民学会内部分化之时,正处于毛泽东组建党组织关键时期。他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新民学会内部的社会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批评,同时也对思想尚处于彷徨状态的会员进行教育引导,努力使学会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之下。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批评萧子升坚持的“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社会改良主义,同罗素的主张是一致的,“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性统治,试图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通过教育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的。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大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社会改良主义,“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14)。正因为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对萧子升等所坚持的改良主义进行批评和清理,1921年初这两个当年最要好的朋友在长沙长谈之后,彼此感到昔年的友谊已经无法弥合现在的思想分歧,萧子升写道:“毛泽东和我,这时已发觉我们的意见是无法一致了。”(15)
第三,实现新民学会的共产党化,把学会改造成一个先进的政治组织。
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整顿新民学会,而且在组织上对新民学会进行了整顿,确保新民学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和统一性。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时的特殊处理方式,体现了他对新民学会所进行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他把会员世界观转变之前的通信都编在了第一集和第二集当中,而讨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件均编在第三集中。在第三集的序言里,他专门提到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为重点,虽然信件不多,但是“颇有精义”。尤其是他写的《新民学会紧要启事》,反映了他对新民学会思想分裂的思想自觉和对新民学会的组织清理。《启事》强调学会的根本宗旨是“同人结合”、“互助互勉”,但是鉴于一些会员对学会的精神“未能了解”,因此有五种人应该从学会中清除:“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自身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人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16)这里列举的种种情况,最关键、最核心的乃是学会的精神,即学会所坚持的主义,而这个主义也就是他和大多数会员已经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经过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的努力,新民学会实现了彻底转型,从一个一般性的青年学术组织转化成为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组织,绝大多数会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和革命烈士。对此,萧子升说道:“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17)
第四,同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地捍卫马克思主义。
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璜的信中明确提出,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问题上决不动摇,决不让步,“吾人惟有主义之争,非私人也。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8)。表达了他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社会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思潮,而它们在总体上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竖起马克思主义大旗,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遭遇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阻碍,为此青年毛泽东同它们进行了坚决斗争。
批判和抛弃实验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曾一度崇拜胡适和实验主义。随着他世界观上的根本性转变,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之时,实验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障碍。为此,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实验主义进行了清理和批判。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杜威在华两年多时间,广为宣传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胡适在1919年6月15日后接手《每周评论》(26期),重点宣传实验主义观点。1919年7月20日,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纸上的主义”,提出“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19)。由于胡适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实验主义被很多人所推崇,毛泽东在“问题与主义”争论开展之际曾计划成立“问题研究会”,还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20),其思路与胡适基本一致。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实验主义的局限性。1919年12月,他已经对实验主义的点滴改良表示怀疑:“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21)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实验主义的严重缺陷,对其表示彻底绝望并加以批评。他明确指出:“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突出地强调了主义的重要性:“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2)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言的,是对实验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抛弃。
批判社会改良主义。在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对社会改良非常中意,提倡无血革命和呼声运动,亲自领导了颇有社会改良主义色彩的驱张运动,但是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在1920年11月底清醒意识到“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在12月1日的信中,他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温和革命方法,提出了尖锐批判:罗素等人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方法根本行不通,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23),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主义目的是不可能的;要彻底改造中国和世界,解放全人类,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就首先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大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社会改良主义“不成办法”,是“永世做不到”的,只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是最科学、最具有实效性的。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也属于当时的激进思想之一,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毛泽东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就同当时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朱谦之经常讨论无政府主义问题:“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24)但是,当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明确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的局限性,不仅断然放弃而且从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深入批判。在12月1日的信中,他批评无政府主义中看不中用:“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25)在新年大会上,他揭示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不科学、不合理、不实际的弊端:“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26)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再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愚陋不明事理”,“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27)。
四 强调立足中国国情,实现先进经验和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
青年毛泽东在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要立足中国实际,深入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把中国作为自己的下手处。这个特点在他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也突出地体现出来,力图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第一,在出国留学还是留在国内从事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上,他反复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实际。
出国留学对于正处于思想转变过程中的有志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蔡和森、周恩来等热血青年就是在赴法留学之后,迅速完成世界观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国,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高度重视研究国内问题、注重中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实际。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当时中国出洋留学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有成效的人却很少,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对国内情况不熟悉,对中国文化不了解。“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中国人要真正做出成就,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如果对中国实际不了解,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为此,他选择“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28)。
第二,在借鉴十月革命经验问题上,他明确提出不可能照搬照抄俄国经验,必须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探索特殊的道路。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切实把握时代特征并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紧迫问题。毛泽东在比较鉴别之后选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他并不是盲目地机械地照搬俄国道路,而是强调要把俄国经验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深刻总结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基本经验:“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另一方面,他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出,中国的情况同俄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决不能直接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29)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能够像十月革命那样,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造,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不可能那样,因此必须走同俄国革命不一样的路子。虽然他的结论未必正确,但是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待十月革命经验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目标上,突出地强调既要面向世界,更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
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并对这个目标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一方面,必须要坚持国际主义,把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起来,通过社会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应该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帮助和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帮助俄国完成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而不能为了某一部分、某一国家的私利,“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更不能“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一定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这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相统一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完全符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理。另一方面,必须要重视中国国情,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从近期的、眼前的、中国的实际事情入手做起,“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30)。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大会上,他再次强调要把着眼世界同立足中国、远大理想同从实际出发联系起来,“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31)。既反对只关注眼前的、中国的事情而忽略了长远目标和世界大局,又反对空泛的谈论改造而不找下手处。
五 青年毛泽东思想建党探索的深远影响和当代启示
青年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包含着思想建党的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为日后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形成发展及其实践展开奠定了基础,对当前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青年毛泽东思想建党探索的深远历史意义。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建党探索,虽然发生在建党时期,但是对于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在日后不同历史时期领导的党的建设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他青年时期探索的延伸和提升。
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端。井冈山斗争处在一个封闭的农村经济环境当中,党员基本上都是农民,党内生活中严重存在着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小生产观念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等理论很难深入党员思想中,党的建设相当困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2)。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思想建设问题,致力于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纯洁广大党员的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党和红军开展了一系列党的建设活动:三湾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水口建党,进行了人民军队发展史的第一次建党活动;在思想和组织上“厉行洗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举办党团训练班改造“农民党”,奠定根据地发展的思想基础。这些做法无不与青年毛泽东提出的联络真同志、主义的结合、清理错误思想等有着内在联系。
古田会议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强化思想建党,清除党内军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案》抓住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核心问题,阐明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表现和原因,强调了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党内教育的重大意义和基本途径,分析了开展党内批评的正确方法,深化了思想建党理论;分析了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阐明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措施。《决议案》列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意识、唯心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突出地强调了必须“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司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引者注)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33)。这些重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清算自身和新民学会内部不正确思想探索的深化和扩展。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长期处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思想建党理论也不断深化发展。他领导全党开展深入的整风运动,清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并用这个理论把全党团结统一起来,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突出地强调了思想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领导全党开展了多次整党运动,确保党在执政条件下不变质不变色,领导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这些实践和理论探索,都体现着其青年时代思想建党探索的思想因子。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新的历史条件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和风险长期复杂,党的建设显得尤其重要,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党方略,突出地强调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在此情况下重温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建党探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青年毛泽东在建党之际,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共产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就提出要“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34)。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初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当前某些党员干部甚至是一些中高级干部竟然不敢讲或羞于讲共产主义,这无疑是党性不纯的严重体现甚至是变质变色的前兆。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35)我们应该落实习近平同志的这个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强化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永远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二,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青年毛泽东在建党过程中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强调要形成主义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立党的根本依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取得巨大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36)但是,当前一些人打着思想多元化、指导思想异质性等旗号,鼓吹什么“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竭力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悬空化”,对此我们必须高度注意。在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搞什么“不争论”、“包容多样”、“保持中立”,是极其危险的。
第三,旗帜鲜明地同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青年毛泽东在建党时期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清算自身和新民学会会员中的错误思想,同当时流行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在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干扰依然严重,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自觉,在大是大非、政治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要把学术性和批判性结合起来,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在批判错误思潮中捍卫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