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谈怎样汇报工作

毛主席

由于指导工作的需要，毛泽东经常听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形成了关于汇报工作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对现在的领导干部学习掌握汇报工作的规律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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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头脑是加工厂，要产生观点”

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毛泽东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加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连续听了43天汇报。这次听汇报，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个重要成果，其间还对领导干部如何汇报工作提出了要求。

在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汇报之前，毛泽东根据前两天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就如何汇报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发议论”，就是要通过对一系列材料的说明和分析，更清晰、更系统全面地说明情况，从而让上级领导了解事情的真相和来龙去脉，而且要能够从事实背后找出本质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形成科学的决策意见。1958年3月2日，毛泽东听取山东省委书记的汇报，因为后者只讲了一些数字和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委婉地批评道：“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2

不要让人“强迫受训”

1956年3月2日，毛泽东在继续听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之前，他专门先讲了一段怎样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

毛泽东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此进一步作理论概括，他说：文件、文章、讲话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期间，李锐和林一山两个人被要求一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的意见。当时林一山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是三峡工程“上马派”，担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是“反对派”。两个人的汇报意义十分重大。

林一山先汇报，讲了两个多小时。李锐的汇报不到半小时，重点突出，要言不烦，反而让听者印象深刻。两个人汇报之后，虽然听者的倾向已经基本形成，但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没有轻易作出决断。他说：说了不算，再给三天时间，你们两个人各写一篇文章，第三天晚上再来开会。

李锐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胡乔木的指点。胡乔木说：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的开头不鲜明。李锐按此要求作了修改。两个人交了卷，林一山写了2万字，李锐写了8000字。到第三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所有领导人都已经读过两篇文章。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李锐的文章：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他不仅接受了李锐的观点，最后还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要注意培养秀才”。

3

“要以自己动手为主”

毛泽东曾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写汇报材料。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明确规定“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央各部门写了12篇报告，很好。下次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要写一个报告来，谈主要问题，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

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动手”呢?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现在革命胜利了，大房子来了，汽车火车也来了，病也来了，官僚主义也来了。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要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下来我又改，然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1964年，毛泽东说：“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周总理出国，一出就是三个月，到哪个国家也要发表公报，都叫他写不行，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显然，毛泽东反对的是“一切依赖秘书”的官僚主义作风。(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一期)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毛主席的“粗话”↓↓↓

毛主席嘴里的“辩证法”：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毛主席嘴里的“左”和“右”：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毛主席嘴里的原子弹：

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

毛主席对帝国主义的奉告：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主席谈战争与和平：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主席的自我评价：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毛主席谈王明：

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毛主席谈反对大国主义：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 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 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 要防范“黄祸”呀! 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毛主席谈中国人的谦虚：

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毛主席谈斯大林：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毛主席谈群众来信：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毛主席谈：《论十大关系》：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毛主席谈中国的前途：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毛主席偶尔也耍耍文：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