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毛泽东思想与第三世界
阿里夫·德里克/著 李永进/编译
摘要：对毛泽东第三世界的影响问题之讨论从三个部分展开：第一，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世界产生吸引力的原因；第二，毛泽东思想在1960和1970年代第三世界斗争全盛时期的影响；第三，在后殖民社会中继续继承毛泽东遗产。现在，毛泽东的遗产仍然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对遭受全球资本主义毁灭性结果的农业社会（特别是印度和菲律宾）。本文认为应从战后全球资本主义视角，以及同革命中国相类似的社会的本土意识背景下来理解这一影响。
早在1969年，当卡斯特罗被问及其“革命攻势”与1969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相似性时，他回答道：“如果我们所做的同中国共产主义者有相似之处的话，那真是一个历史偶然。”虽然我们希望能够深刻反思“历史偶然”这一概念，但是他的话对于我们思考毛泽东思想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具有重要警示作用。在1950至1970年代的国家解放运动时期，毛泽东思想（连同宏观的中国革命精神一道）被大力宣扬，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解放运动还酝酿了一系列修正革命的本土观念。毛泽东思想的吸引力在于同第三世界的反殖民精神产生了共鸣。反殖民不仅鼓舞了第三世界的新世界观念，而且也影响到第一世界。如果这一全球运动表明了某些超越“历史偶然”的东西，那么将其归因于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时，则应该谨慎处之了。
目前的讨论通过参考美国种族解放运动中的“毛主义”，意在表明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中的吸引力。这是说明性的，而不是对“毛主义”全面的综合描绘。这里我认为，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对相似、同情和团结的抽象表达，那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毛主义”（或者更概括地说，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具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在1960和197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毛主义”似乎遍地开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它的名字深入人心，激发起了声称受“毛主义”鼓舞或忠于“毛主义”的世界运动。这一对毛泽东和“毛主义”兴趣的骤然增加，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得知。除了菲律宾、印度和秘鲁这几个明显例外，“毛主义”浪潮的退去就如同它出现时一样迅猛，只有很少的社会和政治成就留存下来。本文的首要目标就是理清促进和阻碍“毛主义”政治的若干因素。
我认为，第三世界短暂的“毛主义”政治并非是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及他对第三世界革命的分析的反映，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抽象革命构想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思想对世界大同的期望已经表明，其政治理论地位远胜过其他第三世界的普通领导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毋庸置疑，毛泽东的威望部分是由于他领导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中国取得了革命胜利。尽管如此，同样明显的是，正是因为他对全球革命转变的政治责任以及对革命理论的贡献，使他成为具有全球声望的革命领袖，这也是他与其继任者的主要区别。尽管第三世界“毛主义”政治可能只遗留下很少的物质财富，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政治仍是挥之不去的政治记忆。这些政治的性质可能造成第三世界毛主义革命模式的无关联性。而我认为，恰恰是更多的关联性成就了那些仍具生命力的政治模式。
一、“毛主义”视角中的第三世界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宣称，在国际政治中，毛泽东思想同与中国相类似的社会的相关性最强，这种社会遭受了“殖民主义”（或“半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实际上就是指涉西方的和历史的压迫。到了1950年代，这些社会逐渐以“第三世界”之名而为人们所知。在一篇作为毛泽东思想基础性文本的论文中，毛泽东将他自己勾画的政治、经济、文化策略视为适应于这样一种社会，它既不同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进程。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政府就开始寻求将自身定位为不结盟国家，同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西方”和苏联。同样的区别还体现在二十年后的“三个世界”理论，那时毛泽东再次将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一类，来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帝国主义。这种第三世界（现在是“全球南方”）的身份延续到现在。
中国从19世纪开始所处的历史环境，使其与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社会有了显著共性。尽管如此，这仍然为那些宣称帝国荣耀遗产的人提供了典型案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如其离散的结构那样，并不是同具体历史语境相脱离的抽象观念，而是基于如下的历史情境，即奠基于中国社会结构与将中国社会早期历史境况中超脱出来的巨大历史动力之中，同样这种历史情境不可挽回地将自身在新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过程中进行重新定位。
从这一角度来说，有必要谈一下我对毛泽东，特别是第三世界问题的一些看法。对于任何研究毛泽东思想来说都不可或缺的出发点是，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农业社会中马克思主义革命游击战争话语的关节点。正像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认为的那样，如果革命将改变中国社会，那么只有通过内化来认知构成社会环境的政治和文化关系，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而，毛泽东思想最好应被视为这种革命形势的反映与反思。这里，在备受瞩目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有三个特别相关的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多重历史条件决定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受相互矛盾的目标所驱动，而这种目标又是当时条件的反映。20世纪，中国历史条件的三大战略维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至关重要。第一个是国际维度。从19世纪开始，中国被无情地卷入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讨论中国是否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是否在此过程中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的首要目标都是抵制这一抛入过程。
第二个是“第三世界”维度。不同于西欧和美国社会，中国经历了全球化的历史，其推动力——资本主义——并非内生发展而是来自外部霸权，这一点与大多数亚洲和非洲（某种程度上单指南非）国家类似。中国历史与全球史紧密相连了。换言之，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社会经历了被征服的过程。在此情境下，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更是一种从资本主义霸权中实现民族解放的替代品，同时也有可能以独立的主体而非客体身份进入全球历史。
第三个是民族国家维度。尽管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仍处于第三世界的地位，但中国社会本身依旧延续着其自身历史发展轨迹。中国融入全球历史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全球化大潮中被消解，任何超越第三世界的认同意味着对第三世界一体化格局的削弱。虽然看似透明，但是在现实中国家维度仍是相当模糊的。中国的概念是在中国社会并入全球结构的历史进程中所决定的，因而很难从持续发展的中国中辨别原始的中国究竟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是历史情形的产物，在这一历史情形存在之前，中国人并不把自己视为是诸国中的一个国家）——一种对全球转型压力的回应。换句话说，历史的情况具有互相结合（和矛盾）的特点：中国纳入全球结构以及中国社会纳入到一种新型全球力量之中。正是在这种相互结合的情形中，我们才可能发现历史情形的多重维度。同样，中国的概念（以及中国人的概念）是必要的、是多重因素决定的，是历史将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中重新定位的产物。在反对资本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允诺了民族国家自我发现一个社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社会。
这三个维度也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节点，这将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找到最为全面的表达。如果我们要在其复杂性结构中抓住其本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则最适于当作基于这一历史情形的反思（必须同对这一情形的反映区别开来）。作为一种话语，它涉及多重历史情形的话语结构印记，并由此衍生出其问题的本质。这是从普遍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同时也是以第三世界的中国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反思。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社会的情况看，包括其底层的文化特色，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为这一历史情形所特有，并且是其产物。同其它为摆脱旧遗产同时战胜帝国主义压迫而追寻新国家的社会相比，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在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力量方面与之具有许多共性。
其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其基本概念和表达方式上都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印记。在历史情境的对立中，无论是国家层面（在中国和欧洲的霸权文化之间，包括普遍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抑或社会层面（社会层面的对立比阶级对立更为多元化和复杂）都是彼此不可化约的，就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身呈现出矛盾的状态。“矛盾”的概念（被辩证地当作“对立统一”）为毛泽东提供了一种知识集成的工具。在结构性的整体中，整体与部分（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与众多部分（它们本身被视为“对子”）一同构成了以游击战来寻求变革的历史情境。在此历史情境中，毛泽东坚持将实践作为检验有限性的终极标准，是非常态的因而也是偶然性的产物。这不能基于理论进行预测，但是却能够从理论层面对每一步进行阐释。
对毛泽东来说，理论不仅仅是对社会的历史性（结构性）解释——还可以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理论以及围绕理论所建构的概念，在开放的社会现实中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其复杂性和必然性超出理论预期，因而需要克服理论与现实的鸿沟以修正革命实践。革命不仅是用理论来解读现实（或以理论的需求来适应现实），还以革命必要性的需求来解读理论。理论家和实践者的革命在理论的指导下重构社会现实，在此过程中也重构了理论本身。
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解读，能从他1937年的演讲和论文中得到印证。这些演讲和论文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称谓，也为他终生关注的“矛盾”概念提供了基本依据。这一概念虽然不是他所开创的，但却在其思想中获得了形而上学的地位。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在分析论述毛泽东的《矛盾论》时，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方面：
受党内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影响，毛泽东的文章保持着一般性描述，因此在某些特定方面是抽象的。描述性：他的概念对应于具体的经验。部分抽象：尽管这些概念带来了新的希望，却仍被大体上说成是一般性的辩证法规范，而不是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历史概念的必要含义。
阿尔都塞试图说明的是，尽管毛泽东的理论构想尚未完全理论化，但它们是开创性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因而它们不可简化为描述性的抽象）。前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毛泽东在文章中试图将革命实践的特殊性理论化，但他有意识地降低理论的地位：“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中，实践是主要方面”。这也致使必须重新论述理论的作用：毛泽东首先把理论视为具体革命实践的抽象，其次才是社会运动规律的抽象“公式”。毛泽东并不否认理论或理解理论的必要性。有一次，一位（喜欢臆想）的观众提出那些在活动中具有本能“辩证性”的人，不需要读书或理解理论。毛泽东在回应他时，重申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没有这样的学习，就不可能将革命所面临的多重现象综合起来。他相信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事实上，基于毛泽东的革命解释学，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作为决定革命方向的根本指导而重新出现。
然而，革命实践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与阿尔都塞不同的是，毛泽东将实践置于如此优先的地位。这可能也表明《矛盾论》仅仅是“部分抽象”，因为毛泽东的历史主义（我指的是他对具体性和特殊性的强调）不允许理论超过某一特定点。它所产生的是一种解释学：革命实践不再由理论来预测，相反，后者则成为革命活动中“阅读”历史情境的指南。毛泽东对理论的欣赏本身就是“矛盾的”。他赋予理论的双重含义意味着它立刻成为导向和工具：指引革命长远方向的“向导”以及即时分析的“工具”。换句话说，理论是诸多矛盾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阐明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进行理论重构的关键。
《矛盾论》的世界是一个对立统一存在的世界，在那里统一本身可能只有依照无时不在的矛盾才能得以理解。在那里没有一个实体是永恒的，因为矛盾之外没有存在，甚至在矛盾关系之外，连矛盾自身都不存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可能就是斗争基础上世界的概念化。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采取不同方式来建构冲突、组织社会结构。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斗争就是由有限数量的社会范畴（生产、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等）构想出来的。就社会结构中的有效性而言，有人主张将这些类别划分等级。但是，毛泽东设想的多元矛盾抵制这种等级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抵制使社会类别减少到一定限度的数量。当社会结构和历史方向得以确定的时候，有些矛盾显然比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然而，毛泽东并不否认那些琐碎矛盾在社会动力中的作用（因而将它们化解为更广泛的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拒绝将它们等级化。通过相互作用，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总是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范畴的论述发人深省：
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这就产生了一种因果关系的概念，这一概念用阿尔都塞的“结构有效性”（或者因果关系）概念可以较好的描述：即因果关系的概念没有层次，只有在其建构相互影响时，结构才显现出来，它通过如“原因缺失”的结构中介相互决定（阿尔都塞［1970］以毛泽东的矛盾观作为自己思考因果关系的出发点并非偶然）。在这里，因果关系是武断的：社会和历史事件是多重矛盾复合的产物。毛泽东区别于阿尔都塞之处在于，他以历史的方式去理解事态，而阿氏更倾向于推动事态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革命主体的角色对毛泽东的矛盾思想至关重要。首先，“多元决定论”意味着另类革命在其它革命形式中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形式是非常自然和开放的。换言之，其意味着一种开放的解释性空间。它依照革命的目标，任由革命来解释。这也是以抽象理论作行动指南的重要性之所在；如果没有理论的帮助，革命在选择长远目标的过程中，势必将遭受损失。其次，虽然它本身也是一种矛盾的产物，但革命实践是矛盾结构的一部分，从而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将矛盾同革命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以革命斗争化不利为有利，是毛泽东矛盾分析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他讨论革命斗争的军事策略的文章中最为明显。
毛泽东的另外一篇文章《实践论》，在认识论层面更为直接地说明了解释是革命活动的本质组成部分（或者说得夸张些，革命活动就是解释活动）。表面上看，《实践论》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正如他提出的，认识开始于感性认识，这是“感知和印象阶段”。由于感知可以被复制和积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毛泽东也将这描述为“理性认识阶段”）。获取的知识将在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这导致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感性认识一理性认识一实践一感性认识”的不断循环中，概念得以修正并回归实践。
如果毛泽东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那么它也是一个活动家的经验主义，他在以革命目标重构世界的过程中建构知识。虽然文章举例认为认知可能是一个累积感性认识的被动过程，但文章总体上指向积极的认识论。毛泽东认为认知是具有阶级特性的，同时他在理解世界方面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明显超过了其它可能的方法。毛泽东从知觉阶段入手讨论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头脑是一张可供知觉自行转变为概念的白纸。这是因为心中已经有了用来组织感知的概念工具（内含于知识的阶级特性）和阐明它们的理论工具。此外，他的认识论在获取知识方面将某些特定的活动置于较高的地位（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并且知识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革命”。最为重要的是实践，毛泽东始终在现实意义上使用实践，在认知中是行为改变世界。虽然在毛泽东的认知观中，“实践”只是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实践”着实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认知过程开端于实践，而非感知（因为不同的实践导致对世界的不同理解，毛泽东更加重视那些从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感知）。实践同时也是感知转变为概念的中介：“感性与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实践论》的目标并不是主张庸俗的经验主义，而是坚持认知过程中的实践优先，以反对忽视革命具体实际的理论教条主义。毛泽东引用斯大林的话，认为：“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实践论》可以被视为对革命解释学需求的回应，一个月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作为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两次论述在文本上彼此照应、互相印证。毛泽东将知识理解为阐释，但又不仅限于此，正如下文所述：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
本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最后一方面，是理论的本土化：通常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叫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为恰当。在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创新中，没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根本和内涵深远了。在国家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结合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推而广之，“中国社会主义”）的缩影，它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毛泽东重构马克思主义时也体现出这样一种过程，即不仅要求全球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声音对中国革命发挥重要作用，还要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带来更加深远影响。
同毛泽东一样，其后的中国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述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中国化”是“一个复杂模糊的”观念，这在对“中国化”相互矛盾的解释中显而易见。在一个极端，“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运用而出现，甚至成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基本实践的最终完成。在另一个极端，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族和文化空间的吸收。部分解释则认为：“中国化”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中国“气派”和“风格”。
毛泽东并不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张白纸”，但他思想中传统哲学印记还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在他对“实践”的强调与儒家哲学实践取向之间有相似之处；魏斐德曾经将毛泽东思想与王阳明儒家学派对“知行合一”的强调进行类比，而这一学派是毛泽东在激进主义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墨子刻更为直接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表达和实现相互依存的民族传统”。史华慈考察了毛泽东政治道德中的儒家传统的连贯性。只有在更为隐晦的层面，我们才有可能察觉到，毛泽东在中国人思想向《易经》和阴阳自然主义回归过程中做出的变化永恒性的判断，这一判断认为惟有变化才是宇宙中永恒不变的。有些时候，毛泽东主张万物相互包含的辩证法，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佛学的，而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些思想是毛泽东政治文化话语的组成部分，它们确实存在于毛泽东关于马克思的论述之中，这一点不可否认。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毛泽东的思想中确实包含这些知识传统，那么它们也是以革命实践问题为中介，并通过其折射出来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直接经验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特殊结构特征的重新解读，同时也是以中国本土话语进行的重新阐释。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审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吸引人的是如何从国家层面来审视，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一个在新的历史情境下遭受身份质疑的国家——相结合。这就已经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语言相结合，并以此将中国重构为一个真正国家。换言之，毛泽东寻求从日常生活维度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层面进行定位。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最深刻（与广泛）的层面与中国革命经验（比如游击战争）紧密结合；这样，马克思主义群众话语的第一次转型与革命游击策略同时出现，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毛泽东的观念表达方式，是对矛盾关系内涵进行整合与分解的详尽阐述：整合是因为万物依据其它事物的存在而存在，因而呈现同一性的状态；分解是因为凡事皆有其不可化约的特殊性，因而呈现区别或对抗的状态。分析，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分析，必须对这一关系有全方位的认识。此外，这种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同一性和特殊性都是事物的内在特征，相互排斥又彼此包含。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不可能化约为一体。正如阿尔都塞指出，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阅读诸如游击战争的抽象描述：为了游击战争的成功，需要游击队员保持整体性，即使他们因地制宜地分散至不同地形中。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呈现为抽象范式的游击主义。在其最为全面的层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这一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何启示呢？毛泽东对这一关系的阐述既是转喻的，又是指代的（通过共同特质的内在关系的方式建构这一关系）。其结果是坚持中国差异性关系的概念，并且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体现。在“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最亲密的伙伴艾思奇，曾做过如下论述（一篇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的文章中，该杂志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机构创刊于1940年）：
不单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所以它就有一般的正确性，而且，第三，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指南，……这就是说，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是如一般的表面观察，……中国的无产阶级具有极高度的组织性和觉悟性，有它的强大的党，有近二十年的战争的经验，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模范的战争成绩。因此也就有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有人说，中国人自己没有写出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所以马克思主义还是外来的，那我们就答复说，马克思主义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的，要问中国有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问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他的政党是不是做了惊天动地的，推动中国民族的广大人民向前进步的事业，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了这样的事业，并且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它决不会成为全世界一致的国际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在现在，“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已经“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原有的知识范围。艾思奇的说法隐喻地承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际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但在此过程中也重申了中国与欧洲（或者其它地区）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同一马克思主义之内“部分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已非任何地区性的联合。借代地讲，他通过声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代表整个马克思主义，来重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对于作为普遍统一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同与中国本土相适应的话语的共同认知，表达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及其所产生的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特质。
二、第三世界的“毛主义”
1960和1970年代“毛主义”在全球盛行，长达十年的后殖民国家解放运动肇始于古巴革命，以1975年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而告终。其中，1968年是关键一年。我曾在其它地方指出1968年是第三世界年。在1968年前后，不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那些年作为典型的学生运动也将运动推向新的未来。处于“文化大革命”阵痛中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隔绝，但却处于特殊的位置（地位）。1960年代早期，与中国有关的事件就开始影响世界，首先是中苏分裂，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于1966年9月）。中国的革命经验——具体化为毛泽东思想——不仅在菲律宾、秘鲁、墨西哥、印度、尼泊尔、土耳其变成了范例，同时那些将自身定位为第三世界的美国少数民族，以及第三世界少数民族，例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再如第一世界的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几个突出的例子，也都将其作为模范。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在塑造1968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毛主义”的吸引力“之所以提升不仅因为其是‘有组织的模型’，还因为它可能提供了一个对俄国式共产主义和西方共产党衰变的现实回应。自从1960年代初期中苏分裂开始，中国开始成为另一种革命模式，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1965－1969年‘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副产品”。1968年是革命之年，“毛主义”所号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为对革命的坚定承诺，在部分后革命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城市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又是“毛主义”运动的领袖和主要成员。一些在“毛主义”运动中担任领袖角色的知识分子不断取得国际知名度，例如拉法埃尔·塞巴斯蒂安·纪廉·文森特，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恰帕斯一斯帕塔副司令马科斯；何塞·玛利亚·西松，1969年在菲律宾创立了新人民军；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以及库尔德共产党的阿卜杜拉·奥贾兰。其他例如印度纳萨尔运动的查鲁·马宗达和土耳其的亚伯拉罕·凯帕卡亚，他们都由于政府当局镇压日渐强大的“毛主义”运动而于1970年代被警察杀害。尽管他们在官方史学中被中伤诽谤，但是运动的继任者却因此把他们作为烈士而缅怀。
“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纯粹性的强调，毫无疑问是“毛主义”吸引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因素，表明了他们坚定的（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狂热的）道德主义，这也是他们所主导的运动的另一特征。尽管如此，“毛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诉求”不应被仅仅理解为心理学的简化论，正如Rabindra Ray在描写印度纳赛尔派领袖查鲁·马宗达时指出的：“查鲁·马宗达革命过程的核心‘阶级仇恨’，是中心体验”。不论人们是否赞成他们的行为，是否赞成他们的坚持，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在它们所追求的事业中展现了极大的勇气和信仰。但更重要的是，除了那些试图诋毁他们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得到满足感，或者当他们寻求同“群众”或“人民”实现政治、社会和心理联合时，他们心理的“缺失”即可获得满足；这种联合的愿望同知识分子回应现实社会和政治需求的社会责任的信念是最终一致的。
1960年代的另一因素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像西松、古斯曼和马宗达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首先参加忠于苏联的共产党，继而开始他们“毛主义”政治的。但是，这些党派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迅速转向保守的改良主义。他们对革命真实性的坚持，“毛主义”不仅成为苏联共产主义的替代选择，也成为修正主义或改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替物，也是重新复归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如同半个世纪前列宁主义代替社会民主主义一般。
“毛主义”诉求的不一致性，成为其难以推广与传播的另一个因素。纳杰儿·哈里斯曾指出：“在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中，对原则的认定不允许我们进行多重解释”。
尽管如此，在“毛主义”运动中也有可能确定共同的主题，即使这种可能仅限于意识形态层面上。在探讨秘鲁的“光辉道路”的思想时，欧林·斯塔恩写道，阿维马埃尔·古斯曼思想（又以“贡萨洛思想”而闻名）有四个重要方面：最主要的是阶级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党的先锋队作用，以及对暴力的“普遍规律”的强调。他们的理解和内容带有地方性，这四个因素固然是所有“毛主义”运动思想的特色，因为他们代表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如果不是向马克思的回归，那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列宁。然而，毛泽东在1960和1970年代关于他们的论述，使得他们与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纳萨尔派领袖查鲁·马宗达曾指出：
我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只有以毛主席的思想为基础，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一个人吸收和运用主席思想的程度，将决定其革命与否。而且，我们在农民、工人中传播扩散主席思想的广度将决定革命高潮的程度。这是因为主席的思想不仅是当今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主席还把马列主义本身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这就是当今时代是主席思想时代的原因。
“毛主义”主要论述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以及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正如在最后一节所讨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革命斗争，改变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使其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变为“人民战争”，一场民族统一战线内所有爱国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国家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战争。在不久的将来，人民战争和国家民主革命将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就像中国革命一样，在第三世界“毛主义”运动中，阶级斗争同民族独立与发展问题将密不可分。如果民族主义适用于阶级斗争的话，那么对阶级的关注则把社会维度引入民族主义，从而将“毛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区别。农民阶级在这里更是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通过农村策略取得了成功。尽管共产主义革命起源于城市，但是胜利的取得则是以经济改革将农民动员起来，并动员其参与到革命进程中完成的。拥有巨大人口数量的第三世界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也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城乡分化。由于它们的经济被纳入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因而这一策略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正如何塞·玛利亚·西松所指出的：
农民在农业占统治地位的东方是数量最多的阶级，他们要求以民主革命来解决土地问题。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党能够而且必须实现工农联盟，以争取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胜利。斯大林曾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农民阶级则是积极跟随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然而，农民在革命斗争中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在中国革命中，农民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主力，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胜利，完成了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统一和解放的任务。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毛主义”革命者还在宣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如果农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全球革命模式仍然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它还会被很多人认为是符合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区域和策略的转移，同时也标志着革命重心从第一、二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
作为第三个主题，党的先锋队作用是列宁主义的，这里特别要注意从列宁到毛泽东再到第三世界“毛主义”的转化。列宁提出的先锋队概念，是对一些人更热衷于追求经济利益而非革命的回应。这导致在革命党内部组织起坚定的革命者进行革命，并将无产阶级带动起来。先锋队作用在中国土地革命显得尤为重要，对农民而言，他们对反抗行为具有天然的自发性，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来临之际，他们的革命性比无产阶级还是少很多。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严酷的生存形势也带了两个重要转变。首先，革命过程中大规模地动员农民，需要党和民众更紧密的结合，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其次，党和军队紧密结合以应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迫切需要，是共产党能够获取胜利的重要因素。军队的成功政治化与党自身的军事化相伴相生，给中国共产党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三、目前形势
1960年代的运动没有消亡，它仍会激励新的一代。虽然阿维马埃尔·古斯曼仍在秘鲁的监狱之中，但他的精神和运动似乎都不曾被扑灭。“毛主义”在尼泊尔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何塞·玛丽·西松一直受到迫害而被迫流亡，他在远离菲律宾的军事活动后在荷兰定居，但是他和他的新人民军仍然活跃着。印度的纳萨尔运动在新闻中还会时常被提及，现在它可以宣称与菲律宾的暴动同样持久了。同时，在2003年土耳其还成立了“毛主义”共产党，“南亚‘毛主义’党派协调委员会”也在南亚成立。
正在复兴的纳萨尔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其规模，更因为它指向了基本的社会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使得“毛主义”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虽然一贯蔑视任何追求社会正义事物的《经济学人》，把复兴的纳萨尔主义当作“原始的暴力的意识形态、承诺土地和解放”，但是它构成了从印度乡村正在流血的伤口中新生的政治运动复兴。而农村地区正成为了体现纳萨尔派吸引力和获得支持的源头。如同另一位作者写道：
这些人们是对“毛主义”革命思想绝对信仰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观念思维似乎无法改变。惟一可以做的，是尝试决断他们的追随者。但这些追随者相信国家已经失败，惟一的希望在于追随纳萨尔派。……除非在农村地区从事一些激进的结构性革命，否则“毛主义”暴动就会不断扩大。
这种结构性转变可能发生的形式是另外－个问题。印度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合并进程之中，这导致农村地区更加边缘化，特别是森林部落和土著部落。如果这种边缘化促使人民采用激进解决方法，那么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则更加难以遏制农村地区的边缘化倾向。武装斗争夸大了纳萨尔派的起因。另一方面，像罗伊这样的著名公众人物很有热情，但是目前他们的吸引力似乎被印度的治理和腐败问题所遮盖，例如以Anna Hazare为代表的甘地主义运动。
这一次，“毛主义”自力更生的发展策略——承诺终结殖民主义遗留的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是第三世界激进活动之所以有吸引力的另一个根源。正如萨米尔·阿明一贯宣传的，“毛主义”发展策略承诺将国家经济从全球资本主义中“脱钩”，根据本国而不是全球资本的需要进行重新建构。
因此，“毛主义”的遗产在印度仍然具有强大的持久力。Banerjee写道：
印度目前的社会活动中的大多数进步趋势（例如工作在贫苦地区的志愿组织的成长，或者媒体在揭露种姓制度和剥夺土地暴行中的作用，或者作为权益代表的人权活动家所主导的反歧视运动，扮演着诸多社会群体的代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纳萨尔运动所提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