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条基本路径

范贤超 范湘涛

摘要：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存在着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审视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一条是以民族形式理解、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把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般形态到特殊形态和中国传统哲学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两个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早已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如何实现的进一步说，毛泽东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弄清这一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同的致思路向，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现很不相同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因之，研究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1938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941年8月，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使它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天起，便是作为指导中国理性启蒙和救亡图存的直接指南而被传入、传播、理解、诠释、运用和发展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构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主题。而它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一历史主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哲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这种实践特性最突出体现在它对现实世界、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改造上。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设自己的哲学时，就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的建构原则和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指向，就在于变革中国的现实世界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直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理论武器。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它不能指导实践，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而理论要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实际’这一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这两种含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实践的根据所在，即是实际情况。而实际情况包括历史与现状。因此，具体实际包括三方面的情形：实践、历史与现状。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而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由是推之，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条基本路径，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要解决中国现代革命的各种问题，首先就要分析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及其历史条件，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力量和动力、性质和前途、目标和纲领、等等。这就需要分析现实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欧洲是资本主义矛盾充分展露的社会，这个社会日益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与革命的对象非常突显。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异常复杂，无产阶级非常弱小，“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足，却又不知道从何处寻找力量，到何处去争取广大的同盟军。导致“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固守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就要求在运用基本原则之时，在某些细节上加以正确的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民族的和国家的差别。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条基本的路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条件中离析出来，并使之适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还处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例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在中国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分析中所诠释的阶级概念尤其是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与马克思的就有所不同，然而他运用的方法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而这一不同，表征着毛泽东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问题;他预见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现状是历史的展开，历史是现状的积淀。分析具体国情，不仅要研究现状，而且要研究历史。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研究中国的社会现状，即是从“横切面”来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而研究中国的历史，即是从“纵剖面”来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就在于在历史中寻找当代的根据、在当代中寻求未来的萌芽、根据对未来的预测来调整和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应当指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个别的论断。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性的真理，运用普遍真理就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个别的具体的结论是可改变的。实际上，普遍真理在具体运用中也会变化其形态。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背景转换和基本精神、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历史条件分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论原则。

再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改造，赋予其有利于实践的新义，即改造形式、创新内容。研究历史，必须深入到深层的文化传统中去，才能深刻地理解历史。文化传统，大致可分为精英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而哲学，则在文化结构中处于核心部位。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之一，即是深入到文化深层机制中，深入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改造和更新中国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从现代化的欧洲深入到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尚未完全近代化的中国，深入到中国偏僻贫穷落后的山沟沟里，并生根、开花、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中国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及中国传统哲学。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如何清理过程、剔除糟粕、吸收精华这就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传统哲学，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澳大利亚学者王衮吾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毛泽东》一文中提出，毛泽东喜欢对一些通常的说法加以重新阐释，赋予它们一些新的含义，甚至使得它们与原意完全相反;他特别乐于引用儒家的一些习惯用语，来揭示儒学的追随者们的虚伪。我们认为，这种重释，毛泽东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冲击，使其变化其形态，使其走向变革;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传统哲学中仍有生命力的内容汲收到新型的现代文化中，使其通过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并获得新的生存形式和新的生命力。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结合，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传统哲学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应当指出，实现这种转变的并不只是这一种方式，还有吸取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自由主义哲学和根据现代条件对中国传统儒学进行重新阐释的现代新儒学;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实现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转型，是现代中国的主流和主导意识形态。因之，从中国哲学维度来看，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即是创立了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之，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之一，即是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华民族的形式。

首先，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民族的形式，即是以民族形式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中国语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中国人所掌握和运用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善于运用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成语典故、民间谚语、对联格言来理解、诠释、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之在形式上中国化，并把它转换成中华民族式的思维方式。例如，在辩证法方面，毛泽东用“反者道之动”来诠释矛盾的辩证运动;用《周易》中所说的万物都包含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万物、永不停息来说明矛盾对立面既同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的哲理;用“相反相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阐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用“物极必反”来阐发事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用“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来解释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等等。在认识论方面，毛泽东《实践论》标明其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关系的思想，淋漓尽致地阐发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表述的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

其次，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把这种经验总结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日常生活中、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并通过反思把这种经验上升到哲学的理论高度，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特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就善于从1948年的革命、巴黎起义等阶级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来丰富无产阶级解放学说。以列宁为代表的我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依据俄国的实际情况而探索出来的适合俄国国情的成功之路，列宁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并把它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现成的公式来套用中国革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而不顾马克思主义赖以建构的历史条件、不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如果“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只能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但如果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却停留在经验阶段，以实践经验为指导原则，而不把它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则是经验主义。因此，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在实践运用中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另一方面要善于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以《实践论》、《矛盾论》来例证这一问题。在“两论”之前，毛泽东在战火纷飞之中写下的大量著作，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经验总结，虽然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基本上处于总结经验的阶段，而“两论”则把这种经验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独创性的历史贡献。“两论”之后，则是这种哲学理论的深化、扩展及具体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比，理论方面显得非常落后，“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可以说，这实际上道出了毛泽东组织哲学研习小组的历史原因。我们通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经院哲学，却又不知晓社会实践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建构的源泉。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来源于社会实践、指导社会实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由此而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

再次，随着具体实际的发展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曾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就是不断地研究客观现实世界及其发展变化，不断地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并将这种理论概括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写出新的著作，建构新的哲学理论。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的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他看来，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会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是一条社会的普遍规律。

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华民族形式的传播、理解、诠释、实践和丰富发展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般形态到特殊形态、从欧洲形态到中国民族形态的历史转变。

三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上述两条基本路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只不过在具体运用中其侧重点不同而已。这个历史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教条主义“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但是消化不了”，“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以“本本”为依据，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地生搬硬套，更不懂得抽象与具体、特殊与一般辩证关系的原理。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建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运用，从哲学维度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或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生条件和历史背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显然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时代背景下、在西方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力量走向历史舞台的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反思、批判、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也就是说，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它的被运用还要经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作为普遍性的真理还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新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一个基本原理都有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或社会历史条件。一种理论体系从它的产生到它的运用，实际上经历了从一种历史背景到另一种历史背景的转换过程。我们称之为背景转换原则。也就是说，一种理论体系或一个基本原理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基本方法和它历史条件是可分的。这是因为基本精神、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这种普适性，能够使基本精神、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超越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产生新的理论。我们把它称之为可分性原则。如果不运用背景转换原则和可分性原则，本本还是本本，实际还是实际，谈不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谈不上继承与发展。只有运用背景转换原则和可分性原则，才能突破僵硬的教条。对具体结论来说，其历史背景是不可分的，但具体结论所内隐的基本精神又是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层面具有普适性的特性，而作为普适性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可分离的，并能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再次结合;另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这个层面是和它赖以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能分离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中，仍然内隐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从其赖以形成与建构的历史背景中离析出来，使之适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例如，在中国现代革命初期，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十月革命道路时，往往没有认识到十月革命道路包含着十月革命的具体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还包含着十月革命的内在精神、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作为具体历史经验的十月革命道路，是与其历史条件相结合而不能分离的，但作为内在精神、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十月革命道路却具有普适性。这种普适性的内在精神、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必须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并创造出新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十月革命内隐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关于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形式的基本理念及阶级分析方法;它的具体的历史经验则是城市中心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走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不一定就要遵循城市中心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南昌起义具有首倡意义，虽也领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但却照抄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历史经验，即走城市包围农村的具体道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的不同点，恰在于没有走城市包围农村的具体道路，而是开始了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具体道路，仍然具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审视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指导和规范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二是用中华民族的形式和智慧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日常生活中、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把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综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般形态向特殊形态和中国传统哲学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两个转变。

(作者简介：范贤超──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