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统帅毛泽东
心中想念毛主席
前言
2016年9月9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0周年。40年来，毛泽东的伟岸形象，人格魅力，宽容胸怀，依然时时刻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毛泽东一生文武双雄，功高盖世，光泽日月。毛泽东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更是他拯救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参与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他创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参与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他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起来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万古英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好与坏，就能检验一个人良心的好与坏；对待毛泽东能否科学评价，就能检验一个人是实事求是还是历史虚无主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祖国，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对毛泽东极尽造谣、诬蔑、陷害之能事，对毛泽东进行恶毒的攻击，歇斯底里的谩骂，毫无底线的贬损。
最为可气可恨的是那么一小撮人，诬蔑毛泽东是“希特勒”，是“独裁”，是“专制”，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夺权力”。
笔者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来证实：毛泽东一生只争主义不争权力。
毛泽东只所以能成就中国共产党，只所以能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所以能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于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更在于他有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权力不是争来的，不是夺来的，更不是篡来的。毛泽东的权力是历史选择的，是中国革命反复实践经验选择的；毛泽东的权力是人民选择的，人民把权交给毛泽东，军队把权交给毛泽东，都是人心的选择。毛泽东是为人民掌权，为人民用权；毛泽东是为社会主义掌权，为人民谋幸福用权。
毛泽东一生不争权的历史实事，有口皆碑。
一、井冈山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失败后不足千人的余部爬上去的。秋收起义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当时中央的战略决策是：“秋收暴动”目标是攻打中心城市，占领长沙。当时党不指挥枪，毛泽东只是“前委书记”，秋收暴动的总指挥是卢德铭。在攻打长沙遭遇失败，即将彻底完蛋的危急时刻，毛泽东不得已“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果断决策：放弃攻打长沙，调转枪头向井冈山爬去。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4.12国民党政变后，发动组织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武装暴动，都一概失败了，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有名的“三湾改编”，到1928年2月21日在砻市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
尔后1928年4月24日，毛泽东收编了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残部，从此，朱毛红军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主力；成为中国革命第一支工农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独立武装，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尔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接连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1928年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和遂川、酃县、吉安、安福等县的部分地区。之后，又打破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两次“会剿”。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红4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扩大。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后，留下一部红军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地盘不断扩大，成为“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不断壮大，从只有近千人的队伍发展到8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地方武装若干次进剿和会剿，更重要的是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大围剿。
笔者敲了这么长的键盘，就是想证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毛泽东创建的；中国第一个中华苏维埃政权是毛泽东创建的；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打出来的。
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混不下去的临时中央，好象得了“红眼病”似的，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井冈山，把斗争的对象对准毛泽东。
历史记载了临时中央两次撤销毛泽东职务的事实：
1931年11月5日，上海临时中央代表团在瑞金解除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1932年10月12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
两次撤销毛泽东的两个职务后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
毛泽东大权傍落，按理说，“我的地盘我作主”，“我的山头我为王”，“ 我的队伍我当家”，“我的政府我掌权”。毛泽东是有资格，有能力，有基础，有条件，也有谋略，有手段这样干的。
实际上，毛泽东是采取的“让权”姿态。笔者没有经历过，不能主观臆测。只是采摘几位老革命家的回忆，说明毛泽东只让权不争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李维汉在回忆毛泽东当时情况时说；“ 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毛泽东在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仍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等调查报告。
毛泽东被罢官以后，他自己说“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毛泽东自觉遵守党纪的事，聂帅有一段精确回忆：“一次他同林彪去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问：“什么任务？”聂答：“要转移。”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谈到这里，毛泽东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林、聂也不便再谈转移的问题。关于这次看望，聂荣臻评论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毛泽东被罢官以后，并没有“住洋楼，打桥牌，喝茅台酒”，更没有“要搞点行动”，“想办法把事情搞大”。而是一头扎进“南方战线”，在会昌前线工作两个多月，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使部队的作战和苏区的建设都发生了积极的巨大变化，与北线屡战屡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的故事在《毛泽东三兄弟》电视剧中也展现得很清楚。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和同志们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极目四望，浮想联翩，以如椽大笔写下《清平乐·会昌》的光辉词章：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我们读着这首脍灸人口的光辉词章，怎么也无法体会到毛泽东当时是一位被罢官的“落泊”之人。
二、长征时期
史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政治上组织上并非如此。在整个长征时期，同样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只让权不争权的伟人风范。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拯救党的命运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期间，周、王、张等人都认为要解决中央的领导权问题，都愿意要毛泽东出来领导全党、指挥全军。
毛泽东同志从大局出发，始终坚持遵义会议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放后解决的方针。遵义会议决定取消原来“三人团”，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仍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博古仍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后中央权力分配格局：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博古的领导发生了困难，继续领导没有人服气了：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 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又对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赞同。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庄子——水田寨宿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洛甫就成了中央的总负责人。在洛甫负总责期间，毛泽东积极支持他的工作。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洛甫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生动地比喻说，洛甫是个“明君”。遵义会议后进行的另一项重大调整，就是成立了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仍然是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打仗。
在长征时期，毛泽东一让军事指挥权，只帮助周恩来工作；二让中央总负责权，让洛甫负总责，洛甫从1935年2月6日一直干到1944年5月20日，9年零104天。
遵义会议后，中央的权力布局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安排的。本来毛泽东当时有机会，有条件独揽党、政、军大权，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用自己“让权”的行为感化全党全军，用一条正确路线来领导全党、指挥全军。
后来，有人对毛泽东在长征时期不争权不揽权的伟人品德，说成“遵义会议前，周恩来领导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周恩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稍作抵抗就投降了”。这不是“胡吹历史”吗？不是对周恩来的恶意贬损吗？
后来，还有人说，遵义会议后，是毛泽东“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对历史无知到极点。遵义会议前，撤销毛泽东的领导权后，中央那些大员一个个被国民党反动派追剿得落花流水，哪一个是“天子”？毛泽东又挟持了哪一个“天子”？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都不是“天子”啊!
长征时期，毛泽东让权的故事还体现在与张国涛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有“海纳百川，心容天下”的胸怀。长征路上，张国涛自恃人多枪多、资历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坚决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对待张国涛，毛泽东始终坚持团结、信任、重用的原则。在“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还是“决定张国涛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
三、延安时期
历尽千难万险，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真正成为中共中央的领袖人物。这个时期，已经是党心归顺、军心归顺、人心归顺，连共产国际也归顺了。
按照“独裁、专制”统治者的一贯手法，对张国涛在长征路上，另立伪中央，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欲置中央红军于死地的分裂主义分子，就只有“抓捕、坐牢、枪毙”的死路一条。毛泽东呢？毛泽东“大肚能容天下之事”，他力排众议，组织隆重的欢迎仪式，给张国涛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在陕甘宁边区，王明扛着共产国际的大旗，狐假虎威，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年之久，影响中共14年之久，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后，就叫板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一条“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抗日战争的实践让王明路线破产，宣告王明失败。
毛泽东历来路线斗争必争，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还是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力排众议，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直到1956年9月“八大”， 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这两次，王明都当选中央委员。
毛泽东是让权不疑人，疑人不让权。从“七大”到“八大”期间，王明不仅当选中央委员，毛泽东还让王明担任过“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法律委员会主任”和“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四、社会主义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三个主席”一身兼。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中央成立书记处，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毛泽东让出大部分中共中央权力。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让出全部行政权力，退居二线。
1955年，毛泽东让出“大元帅”军衔。这一让，是让出了“大元帅”的权力和名利。毛泽东对“军衔制”是反感的。他要建设的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官兵一致”，官兵关系融洽，没有等级森严的人民军队。“军衔制”不等于“正规化”。所以，到1965年，毛泽东又主张取消“军衔制”。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到红军时期；从延安到八路军新四军时期；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时期；从珍宝岛到西沙海战，打遍天下无敌手，都不是“军衔制”的功劳。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讲话时，对许光达让衔进行了真挚地赞扬：“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500年前，明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500年后，我们人民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毛泽东、许光达今天仍然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面镜子。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也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第一，是毛泽东决心改革国家体制，而且是伤筋动骨的改革，是破除常理的改革；废除“国家主席”、“国家元首”这种“形式”，为的是更好地坚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是毛泽东洞察秋毫，早就看透了林彪一伙人要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的阴谋诡计，是粉碎林彪阴谋的有效改革措施。
毛泽东晚年“让权”还体现在邓小平出山。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邓小平百分之百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这样一个虽有“能力”但“私心不改”的人，毛泽东真心“让权”给他，主撑党政军大事。就是“永不翻案”靠不住以后，仍然保留他的党籍，给他留下日后东山再起，继续接掌“让权”的根基。
毛泽东晚年对自己身后的权力“禅让”作出过科学预见。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出：“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但台湾还没有“收回”，文革还没有“定论”；总要往下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
果不其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科学预言，完全应验啦!有人说，毛泽东这样讲，是“失去信心”了。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可理喻。
五、毛泽东争的是“三大主义”
毛泽东一生只争主义不争权。笔者认为，毛泽东一生争的是三大主义：
第一争的是“人民主义”。毛泽东最大的主义是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凡是人民的江山，人民的地位，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幸福生活；大到国家的政体、国体，小到老百姓的油盐柴米、衣食住行，都是必争不让的。毛泽东一生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新中国的一切都是人民的。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和“私者一时”的政治人物所无法做到的。
第二争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的名言。尽管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还有王长江之流罔顾历史，说“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但毛泽东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诞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一生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与帝国主义奋斗，与法西斯主义奋斗，与修正主义奋斗，斗争得“血雨腥风”，斗争得胜利辉煌。
第三争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一辈子，其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在中国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社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让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为此，毛泽东与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奋斗终身，毫不让步。他敢于冒着身后“血雨腥风”、“跌得粉身碎骨”的风险，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动员亿万中国人民自觉行动起来，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笔者说，毛泽东一生让权不争权，只争主义不争权力。有人会问，毛泽东不靠权力，靠什么来领导和指挥呢？
毛泽东领导全党，指挥全军和全国人民，不仅仅是靠他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起决定作用的是：他能娴熟的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心；没有过枪可以有枪炮；没有物可以有财富。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没有任何敌人可以消灭我们，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毛泽东不靠权力靠路线领导的事例比比皆是，笔者仅举一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全票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这次会议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当时位居二线，毛泽东并没有掌握所有的权力，毛泽东并没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能够全票通过“5.16通知”？说明并不在权力的大小，不在于毛泽东的“专制”；而在于“5.16通知”的正确性，在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党心、军心、民心统统都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这才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即客观规律。
湖南桃源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 彭雪太
2016年8月31日
